毕业于宝鸡文理学院英语言文学专业本科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职研究生学历
英语言文学学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职研究生。现居北京。
曾供职于陕西华商报集团。任该集团所属的《华商报》(西安)、《新文化报》（长春）、《华商晨报》(沈阳)新闻中心主任、总编辑助理等职。
2001年主持了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信息时报》（日报）的成功改版，任副社长、常务副总编辑。
2001年下半年到2002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公益时报》总编辑。
2002年5月至2003年9月，任中国中信集团（北京）中信文化体育产业有限公司（中信传媒集团）报业投资规划组组长。
2003年至2004年任厦门元通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并任《生活新报》（昆明）执行社长。
2004年到2005年参与创建清华紫光集团紫光传媒有限公司，任紫光传媒公司投资委员会副主任。
2005年9月入股内蒙古太阳晨光传媒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兼《内蒙古晨报》执行社长。并与投资伙伴一起参与北京等地多家传媒项目的投资。
2009年，创建够优（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简称够优机构）。
2013年6月任全国节能宣传联盟执行秘书长。
品牌“公益传播”概念全球范围内较早系统阐述者和践行者，公关传播、品牌管理和公益事业专家。网舵传媒（网舵（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和够优机构（够优（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简称）创始人、总裁/CEO；全国节能宣传联盟执行秘书长。
历任清华大学媒介管理研究中心《中国传媒产业报告2005》（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国传媒产业报告2006》（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课题组成员。中国第一本《中国慈善捐赠发展蓝皮书（2003-2007）》（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副主编。
自1994年以来，曾任华商报业集团《华商报》（西安）、《新文化报》（长春）、《华商晨报》（沈阳）新闻中心主任、副总编辑等；广州日报集团《信息时报》常务副总编辑兼副社长；《生活新报》（昆明）、《山西经济日报》（太原）、《内蒙古晨报》（呼和浩特）执行社长等职位，这些报纸均为当地主流都市报。曾任《公益时报》总编辑，该报编制发布的中国慈善排行榜在国内影响巨大。丰富的媒体实际工作经验，使得张先生非常熟悉舆论传播规律；并在国内主流媒体拥有广泛的人脉关系。
也有丰富的投资业务经历。历任中信文化传媒公司（中信传媒集团）报业投资小组组长；清华紫光集团紫光传媒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对于投资和市场的丰富实践经验和深刻的思考理解，使得够优机构在从事营销传播策划时，能够真正从客户的需求入手，不事夸张务求实效，赢得了合作客户的一致好评。
业余研究致力财经类专栏写作，是搜狐财经特约评论员、腾讯名博成员、网易财经博客特邀撰稿人。其在搜狐、网易、腾讯等设立的博客，点击量都很大。新浪微博@张弓惊，拥有众多的粉丝人群。爱好摄影、书法以及户外活动。
够优机构是张弓惊在2009年5月12日所创办的一家公益传媒机构，够优机构是一家集于品牌公益传播、政府宣传活动、影视娱乐推广、危机公关处理的公益传媒机构。够优机构能够深刻理解品牌需求，还非常熟悉公益政策，拥有广泛NGO关系平台，可以在全球媒体进行网络传播。
够优机构主张“广告是风，公关是太阳，公益营销传播是春雨”，够优机构认为“公益是维系组织和品牌活力的根本原因”。每一个组织和品牌都需要公益的引擎，每一个组织和品牌都有相当的公益性，我们都需要找出组织的公益性并将之提升和丰富。
张弓惊毕业之后长期从事传媒管理和经营工作。曾供职于陕西华商报集团。2001年任中国唯一公益主题报纸《公益时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主管、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主办）总编辑；该报是中国慈善排行榜、中国明星慈善榜独家编制单位。为中国都市报领域有奖新闻热线、C型报纸、媒体导入VIS系统等最先尝试者。
后来张弓惊在工作的期间发现中国的各个事业领域，缺少的就是公益以及公益传播，于是就开始萌动了创办“够优机构”的想法。
创业成功到2009年，张弓惊成功的创立了致力于品牌品质研究和传播策划执行的专业机构：够优机构。够优机构对于新媒体生态环境下品牌社会价值和号召力关系的研究，对于中国公益事业体系和政策的熟悉，以及对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互联网）传播规律的把握与掌控能力。5-12友成应急志愿者长途演习、德国高端家电品牌德哥电器强行登陆、中国最能坚持的公益项目推广等一系列成功案例的完美执行，使够优迅速在该领域成长成为一家极具成长性的机构。短时间内，该机构组建了覆盖全国所有城市的电视、报刊、互联网战略合作网络。
（原载《中国商人》杂志）
记者：有了各种“富豪榜”，也有了“中国慈善排行榜”，我们还需要这样一个“中国仁富榜”吗？你们这张榜单和其他的两个榜单有什么不一样？
张弓惊：在中国最先出现的是“富豪榜”，中国财富精英们第一次以群体的姿态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从财不外露到财富英雄，“富豪榜”的一小步，是中国人财富观念的一大步。但是，仅仅以财富持有的多寡来编制榜单，必然会让一些市场经济中的“枭雄”活跃其中；这样的富豪榜，因为上榜富豪多有落马而成为“杀猪榜”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慈善排行榜”是在中国公益事业飞速发展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如果说，“富豪榜”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公众对于财富的态度；那么，可以说，“中国慈善排行榜”则有效改变了公众对于富豪们的印象：让公众能够在被过多渲染的原始积累的“血腥”和铺张奢靡的生活之外，看到了富豪们富有爱心和责任的另一个侧面。
事实上，每年的“财富榜”和“慈善榜”发布一出炉，很多公众都会把这两个榜单做比较，看看富豪们的实际资产金额与其慈善支出是否匹配。“中国仁富榜”要做的事情，就是试图把这种比较规范化，并创造出了一个“仁富指数”的概念。作为一种尝试，尤其作为第一次，我们的工作还整体上来说比较粗糙；所以，我们希望得到公众的理解。
记者：相信为了编制这样的一张“中国仁富榜”你们一定花费了很大的人力和物力。在你们看来，编制这样一张“中国仁富榜”，主要的意义是什么？
张弓惊：制作“中国仁富榜”的想法一出来，我们就在业内的专家以及可能上榜的企业家内部进行了小范围的征求意见。对我们的思路，大家众说不一；最后，经过团队讨论，我们还是选择了做。我们崇尚行动；任何事情，没有踏踏实实的行动，不去做，坐而论道最终没有任何意义。团队十几个人整整3个月的艰苦劳动；不管结果优劣，我们尽力了，我们不后悔。
编制“中国仁富榜”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个走进富豪慈善家们内心的过程――这是我们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之前所没有意识到的。团队里有以前从事过“中国慈善榜”编制工作的；但是，这一次，是一次全新的工作经历。将“富豪榜”与“慈善榜”进行比较，让我们感觉到：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个抽象的数据的排比，而面对的一位位境界高远的思想者。
左手财富，是他们坚持不懈长期追求的结果；右手公益，也大多不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的作秀。突发横财的暴发户只能在财富榜上昙花一现；作秀式的公益活动会将其“仁富指数”降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于人生的深入思考，让他们在对于财富的追求和对于社会的回报之间，游刃有余并互相促进。将这种思想传达给公众，也是我们编制这个榜单的主要意义。记者：为什么说“仁富指数”就是富豪基业长青的源代码？从能够掌握的资料看，这样的指数，在世界范围内尚属“首创”。你认为，这样的指数有意义吗？
张弓惊：任何人做任何事情是需要有源动力的。富豪们攫取第一桶金的时候，源动力可能就简单到仅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以及家人的生活。但是，当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这样的源动力绝对不足以支撑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高强度的工作。“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激水三千里”，他们需要把自己的人生和一些永恒的事情相结合；于是几乎不约而同地，他们选择了公益事业。而公益事业，也将他们的人生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因为工作关系，我们经常会接触到一些财富精英；我们被他们优越的物质生活炫目的同时（实际上，这些富豪们虽然形式上有优越的物质生活，但是，实际上超强度的工作让他们难得享受），更对他们超强旺盛的工作精力、以及异常突出的人格魅力所惊讶不已。仅仅是对工作的热爱终有枯竭的时候；对财富的欲望终有满足的时候――一个能够长期保持旺盛战斗力的人，必将是一个境界高远的人。没有高境界的支持，财富必如昙花一现。
“仁富指数”与其说是我们的首创，不如说，是很多富豪们心中早已有之的一种盘算。洛克菲勒在还没有成为美国巨富的时候，他每给孩子3块钱，就要求孩子把其中一块钱捐出去。正在编制“仁富榜”的过程中，我们惊喜地得知，福建巨富陈发树，将自己资产的45%拿出来成立基金会，专门用于公益。著名慈善家陈光标也宣布要将自己的资产的90%用于公益。“仁富指数”呼之欲出啊。
记者：“仁富指数”是不是越高越好？如果是，那就意味着一个富豪把自己所有的财富全部捐赠出来才算最好？如果不是，“仁富指数”到底多少合适？
张弓惊：“仁富指数”当然不是越高越好；就像我们不赞成一个人捐赠的越多越好一样。公益事业不是一场竞赛，而是一种境界。一个人在有生之年，要根据自己事业发展的状况适当从事公益事业。即使离世的时候，也应该对自己的公益事业之外的事业有个妥善的交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应该形成良性的互动，而不是互相排斥互不兼容。
很多在市场竞争环境中拼杀过来的财富精英，也把市场经济的争先恐后的精神带到了公益领域。从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角度来看，这是好事情。但是，与结果导向的市场领域不一样，公益是不但要把事情做正确，还要用正确的方法去做。公益领域是不容易的；因为是公益，所以会被更多的监督和审视，稍不留神，你可能会发现你已经四面楚歌。
前段时间人们对于曹德旺、陈发树的质疑，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公益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能做好企业，不一定能够做好公益事业。这也就是为什么“股神”巴菲特捐出的85%个人财富，要给予比尔?盖茨夫妇的慈善基金会。简单的捐款给穷人肯定不是最好的公益方式。做公益基金会是一种科学的方式，但是没有专业的操作，结果只能事与愿违。
记者：注意到“中国仁富榜”标注是“公益捐赠总额”，而不是简单的“慈善捐赠总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公益”和“慈善”有什么不一样吗？
张弓惊：慈善，英文叫charity，主要是对具体的人而言的。上下之间是“慈”；左右之间是“善”。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直接针对具体的人，包括老少边穷地区、弱势群体以及处于急难之中的人，通过捐钱捐物等各种方式，去改善他们的处境，都属于慈善的范畴。“希望工程”、“母亲水窖”、“嫣然天使”等等，应该说，都属于“慈善项目”。
公益，英文叫philanthropy，不一定针对直接的人；但对整体的人都有好处。比如，环境保护，保护动物，虽然看起来不是针对具体的某个人而做的活动，但是做好了却能够让所有的人受益。现代的“公益”是包括“慈善”在内的。还有一些非盈利机构，他们的项目，不是为了某个特定人群的利益，而是为了人类社会更美好，都属于公益。
应该看到，我们属于“慈善”的项目很多；因为这类项目一般比较“煽情”，能够博得捐赠者的支持，吸引大众的眼球。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现代公益的起点。“授人以鱼”是典型的慈善；“授人以渔”介乎慈善和公益之间；“彻底改变整个渔业现状”，则是现代公益的落脚点。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呼唤更多的富豪能够投身现代公益。
记者：你们这个榜的“财富持有总额”靠谱吗？“公益捐赠总额”呢？为了保证这两个数据最大程度的准确和可信，你们采取了哪些实际有效的措施？
张弓惊：我们认真查阅了各种机构在不同时间发布的各种“富豪榜”，发现这些榜单的有些数据差别很大。这些榜单的编制者也反复说明，在中国，真正“落实”一个富豪的“财富持有总额”是多么的困难。实际上，在和一些富豪们聊天时，他们也在说，真正算清楚他们持有的财富总额，不同的财务工具得出的也不会一样――除非全部出售，你很难定价。
“公益捐赠总额”可能还相对简单一些；因为，这些捐赠很多是以现金形式出现的；大多数也是面向社会公开的。但是，这个简单，也仅仅是相对简单。捐赠接收机构的不同，捐赠形式的不同，有些机构会很及时地向民政部门报告，有些则不会，如此等等，都加重了我们统计准确的难度。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力向我们能够联系到的各方面核实了，我们希望能够得出一个准确结论。
向上榜富豪们直接发传真核实是我们能够想到的最后一招。但是，对于这一招的结果，我们并不乐观。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排榜，很多富豪们对于“中国仁富榜”并不知晓，对于我们的思路还不了解。他们普遍很忙，对于年关铺天盖地的各种评奖早已厌倦。所以，对于我们的询问，大多数置之不理就可以理解了。希望我们能够做的更好。
记者：无须讳言，富人们的捐赠，有一些是为了沽名钓誉；甚至为了从某方面获取更大利益的一种交换。作为专业的公益研究者，你们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张弓惊：说富豪们的捐赠是沽名钓誉还是轻的。利益交换；逃税；甚至说富豪们捐赠是一种“赎罪”等等的都有。说实话，在公益领域深入多年，我们知道这种情况是有的，但绝对是少数。很多公众在将这一种情况放大。我不同意这种放大。说句可能大多数人不爱听的话，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们接触到很多做公益的富豪，他们的境界其实蛮高的。
不管是富豪还是一般人，我们都是人；有人可以尽量试图做圣人，但是谁也成不了真正的圣人。如果一个富豪做了很多公益的事情；作为受助方，作为倡导公益行为的政府或民间组织，给予他们一些荣誉，这本来是顺利成章的事情。如果你连这点都不允许，是不是太苛刻了？至于赎罪，有用公益活动来把自己的“罪过”公之于众的傻子吗？
在一次有关公益的论坛上，有位公益组织的领导者，他说：“公益事业可以是名利场。你做企业，想见一些重要人物，很难；但是，你做公益的时候，就很容易。”他说的有道理。一个人境界的提高可以使他的交往圈子发生变化，这是事实；交往圈子的不一样必然对他的事业产生更好的影响，这本来就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这样的名利场，有何不可？
记者：“中国慈善排行榜”有企业捐赠排行；“中国仁富榜”中为什么没有设置“企业榜单”？在统计数据时，你们怎么区别企业捐赠和个人捐赠？
张弓惊：从现代企业制度来看，我们的企业，一般都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者上市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一般都是好几个股东组成的。上市公司更复杂，除过几个主要投资者，还包括成千上万的股民股东。捐赠行为，牵扯到资产所有权的变更；而且这种变更与兼并收购不一样，没有任何回报。所以，我们认为，企业捐赠应该通过全体股东、至少是大部分股东的同意。否则，可能损害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对于上市公司，就会损害股民利益。
我们是说，即使在一些应急情况下，以企业名义的捐赠，也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才能完成。当然，要相信其他投资者，在面对比如面对汶川大地震这样的重大事件的时候，他们也会投下自己的赞成票。当然，我们也欢迎在一些企业起初成立的时候，就在自己的章程里写清楚“收入的百分之多少用来捐赠，从事公益事业”；也欢迎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有一些捐赠行为。但是，这不应该是企业的主流；企业最重要的还是为股东创造价值。
所以，我们提倡更多的以股东名义的捐款。即使这个企业是你自己独资的，如果要捐赠现金，也应该以股东的名义进行捐赠，从事公益事业；而不是直接从企业里面拿钱捐赠。一起股份持有人将股份捐出，让这些股份成为公益组织（一般是基金会）的一个长期收入，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生存的需要；个人捐赠才代表个人的一种境界，我们可以把这种境界叫做“仁”。
记者：“财富英雄”的出现在我们的时代是应该鼓励的；无论如何，在带动经济发展中他们的作用无可替代。“仁富指数”排行会否让这些人灰心于发展？
张弓惊：亚当?斯密有本书叫《道德情操论》。他在书里这样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所以，我们认为：“财富英雄”的出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财富英雄”如果一味只关注自己的财富的增长，那么，他们的财富也可能迟早会处在危险当中。
所以，我们反复说，“仁富指数”是富豪基业长青的源代码。一个人的一生是有限的。任何一个富豪，都不希望自己苦心经营的事业，在自己身后“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更不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已经出现这样那样的危机――更重要的是，如果这样那样的危机不是应为自己的决策失误或者管理不善，而是因为外界的动荡不安造成的，那将更让他们痛苦。
当然，任何一个富豪，对于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都显得是力不从心的。但是，和一般民众相比，他们肯定具有更大的“改变世界”的能量。“仁富指数”是否会让他们灰心于发展？绝对不会；相反，正因为有了更高的“改变世界”的目标，他们的事业将会装上一个功率无与伦比的发动机。做一个伟大的组织才能成为一个“基业长青”的组织；而成为伟大的第一步就是：给自己设立一个伟大的使命。
记者：既然公益捐赠是个人自愿的事情，那么，这么煞有介事推出“仁富指数”排行，是否会形成新一轮“逼捐”？让那些“仁富指数”比较低的富豪尴尬？
张弓惊：我们反复说，公益事业不是一场竞赛，公益事业不仅要做正确的事情，而且要用正确的方法做。推出“仁富指数”，我们是为了倡导一种“境界”，提醒所有的富豪，在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开始从事公益事业的时候，像对自己“赚钱”事业一样，对自己的公益事业也应该有一个整体规划。
“仁富指数”的高低，其实并不重要。有些企业家，正在处于高速成长的阶段，他做的公益都比较零碎，所以他的仁富指数不一定非常高。但是，我们相信，一定时候他们会迎头赶上的。各个富豪所面临的事业、人生状况各不一样。无论如何，我们欢迎企业家将公益当作自己事业的战略，自己人生的战略。
读者有可能对“仁富榜”的排名进行评论；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些平时比较著名的富豪，其在“仁富指数”比较低。如果这样的指数出来，能够促使他们，对自己未来所要从事的公益事业做一个整体规划的话，也是我们所乐意看到的。我相信，有这些富豪们有计划的加盟，公益事业会大发展。
记者：“中国仁富榜”与以往各种“财富榜”、“慈善榜”对上榜人群的年龄、企业等等的标注之外，多了一个“所属商帮”栏。这样做，是出于什么考虑？
张弓惊：学术上有“地域决定论”的观点。比如说山西，历史上为什么会出那么多成功的商人？普遍认为是那里曾经地穷不养人，很多人只能出门经商。比如商业社会，为靠海的地方，祖辈靠海吃饭，每天出门与不确定激战，像今天的出门做生意差不多，所以那里商人就多。我们认为这有一定的道理。
商人的成长离不开环境。这些成长的环境，给他们以后对待财富、对待公益的态度上，必然留下活或多或少的痕迹。比如，我们看到，陈发树、曹德旺，争先恐后的要成立基金会，从事战略性的公益活动。他们都是福建人。实际上，在很多地方，都有富裕后从事公益事业的传统。
我希望这个传统成为全体中国富豪的优良传统。经过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商帮概念越来越强。这些商帮实际上也是“非盈利组织”，属于公益组织范畴。他们在组织同一的富豪们互相交流、共同提升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的介入，我们认为也一定会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
记者：“中国仁富榜”以及“仁富指数”都是非常新的概念。你们有信心这些概念会像“财富榜”和“慈善榜”一样被富豪和群众都接受吗？
张弓惊：我们倡导的是一个“战略公益”的概念，即，让富豪们将从事公益当做自己的事业、自己的人生的一个战略性抉择。我们反复说，因为与其他各类榜单一样的原因，我们榜单的数据可能有错有漏，这点也可能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但是，我们希望榜单上的数据只是一个由头，重要的是，把我们所倡导的“战略公益”的观念传达出去。
之所叫“战略公益”，绝对不是富豪捐赠支出的单向过程。“战略公益”，是为富豪们的人生、事业建造一个能够实现“基业长青”的引擎。事实上，在和很多富豪们交流过程中，我们知道：这样的思路，很多富豪实际上已经有了，只不过有些还不是很清晰。我想，“仁富指数”的提出，可能会给他们一些启发吧。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不想基业长青的富豪不是好富豪？”立志成为伟大的公司，才能成为基业长青的公司。对内管理，会让员工们更有凝聚力；对外，会让合作伙伴更有信心……对自己，也会让自己在被疲累所困的时候，找到生命的意义，重新充满活力和干劲。实际上很多富豪就是这样过来的。
记者：“中国仁富榜”会一年一年排下去吗？接下来会有什么不同？既然“仁富指数”是世界首创，你们是否有做“世界仁富榜”的打算？
张弓惊：“中国仁富榜”是一个尝试。这样的尝试得失，还需要进一步的评估。我们希望这个尝试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既能够刺激富豪们从事公益的热情，启发他们更多的从事“战略公益”而不是零敲碎打（当然，只要是公益行为，都应该欢迎）；也能够，客观上，促进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
我们希望继续发布“中国仁富榜”。有了这次的尝试，接下来我们一定会做的更完善。榜单出来后，我们会和一些上榜的富豪联系，征求他们的意见；我们也会广泛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当然，广大公众的意见，对于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这些意见的吸收，我们有信心把榜单做的更好。
是否做“世界仁富榜”我们要等候合适的时机。调查核实国内的富豪财富和捐赠情况，已经让我们团队精疲力竭。如果要做“世界仁富榜”，可能需要更多的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当然，如果有相当的合作伙伴的加盟，在做好“中国仁富榜”的基础上，尝试“世界仁富榜”也是我们的梦想。
郭美美事件（原载《中华工商时报》）
张弓惊：独立学者。中国唯一公益专题类报纸《公益时报》前总编辑。《中国慈善捐赠发展蓝皮书2003-2007》（中国社会出版社）副主编。全球品牌公益营销专业机构够优机构总裁。
“正是因为确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市场经济才得以顺利实行。我国要发展公益事业，也必须承认社会财产的存在，并且保证社会财产属于全社会，乃至全人类，谁也不能无缘无故将之据为己有――包括国家，包括捐赠者自己。
“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公益组织是可以经营的，甚至是可以参与市场竞争的。唯一不一样的是，公益组织不能为经营而经营，经营收益不能用来分红。仅此而已。而且，我认为，这正是公益组织区别于企业的一个基本点。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信息沟通直接而迅捷，这使得面对社会热点事件时，民意可以肆意的宣泄。然而，也正是由于充斥于耳目间的信息量过大，于是，一方面是热点事件频发，公众注意力不断转移，另一方面，很多热点晾凉之后仍搁在原地，有多少人还在关注？
虽然“郭美美事件”在一片喧闹和问责声中曾被掀到了最高潮，但是也逃不过被晾凉的宿命。这个过程中，有多少人拍着胸口暗自喘息，随着公众注意力的转移而回复心安理得，又有多少人愤怒和谴责发泄完之后，只剩下一片心伤和无力。
不过，尽管心伤，尽管无力，但我们不能选择遗忘，选择自我欺瞒，只要我们还有思考的能力，那么，我们将会继续前行，凭借一己之力，探寻虽迷茫但终将被历史拨开雾霭的前路。
所以，这一期的封面主题，我们对话张弓惊，深入浅出地研析中国公益事业目前存在的最大难题，即“承认社会财产的存在”。
中华工商时报：从汶川地震的公益事业井喷，到新近发生的一些公益机构备受质疑。应该说，从没有哪个时代，公益事业受到这么广泛的关注。您怎样看待现状？
张弓惊：公益事业发展壮大，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汶川地震、
玉树地震这样的大灾大难，让这种发展得到集中的展现。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操办一切，也做了不少公益性质的事情。但是，就我理解，严格意义上讲，凡是政府所作的，就不能叫做公益，因为政府收取纳税人的税收，本身就有维护社会发展平衡的责任。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个人可以名正言顺地拥有资产，并可以通过成立企业组织让其保值和增值；同时，也因为各种条件的差别导致诸如区域、群体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环境问题等突显。这些问题政府当然责无旁贷，但是因为要对全体民众负责，从而被要求绝对公平的政府，在很多情况下会显得力不从心。
这种情况下，公益事业的发展水到渠成。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多次提到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以及社会管理的问题，乃至民政部日前公布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的征求意见稿，内容怎么样暂且不说，实际上都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国家，从上到下，越来越认识到了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好现象。
中华工商时报：我国需要大力发展公益事业，这似乎已经成为全社会的一个共识。在这个共识下，有关部门和现存公益组织都在努力。您认为公益事业的发展，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张弓惊：现实情况下，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和壮大，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很多人说是体制问题，公益组织登记不容易。于是，民政部也出台了有关政策，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登记不必另找婆婆，直接到民政部门登记即可。
放开登记，就万事大吉了吗？我认为不是，放开登记，最重要的一条其实是：承认社会财产的存在。
什么是社会财产？我以前做过一个比喻，社会好像一张桌子的三条腿：政府、企业、非企业（社会组织，或者叫公益组织，或者叫NGO或NPO）。政府通过税收等形式形成国有资产，或者叫全民资产；企业作为典型的私产，以为股东创造价值为目的。在这两种资产之外，还应该有一种资产，我给其起了一个名字叫：社会财产。
社会财产，顾名思义，就是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企业的资产，属于全社会、甚至可以说是属于全人类的资产。这种资产，一般是通过捐赠以及公益组织自身通过各种方式保值增值得来的，只有管理者，即公益组织，而没有所有者――也就是说，谁也不能无缘无故将它据为己有，包括国家、包括公益组织的管理者。
中华工商时报：您讲的这个“社会财产”的概念怎么理解？在您看来，承认“社会财产”的存在，为什么会显得特别重要？承认“社会财产”，对于捐赠者和公益组织有什么好处？
张弓惊：正是因为确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市场经济才得以顺利实行。否则，你的财产随时都有可能被国家或者其他机构拿走，谁还会愿意去开办企业创造源源不断的价值？我国要发展公益事业，也必须承认社会财产的存在，并且保证：社会财产属于全社会，谁也不能无缘无故将之据为己有――包括国家，包括捐赠者自己。
怎么理解社会财产？比如，比尔?盖茨的微软，其资产全部属于私有财产。他捐赠成立了比尔和梅琳达基金会，那么，这个基金会的财产就属于社会财产了。盖茨和他的基金会的管理团队，有在公益原则下的支配权，但是没有所有权。这个基金会虽然注册在美国，美国政府也不能随便命令他们做什么，即使美国发生巨大灾难也不行。不但不行，一旦私人将财产捐献出来成立公益组织，政府还应该给予相应的免税政策。
当然，正因为是社会财产，政府也会出台严格的监督管理措施，以保证这笔钱首先支出必须在公益事业方面；其次，谁也不能将其据为己有。这实际上也是为什么美国富人愿意临终前，将包括股票在内的资产捐赠出来设立基金会的原因――规避遗产税以及保证基业长青。
中华工商时报：既然“社会财产”属于社会，谁也不能无缘无故将它拿走。那么，“社会财产”是怎么被管理的呢？社会财产是怎样实现保值和增值的呢？能用来经营吗？
张弓惊：规避遗产税好理解。直接继承，税率很高。捐赠出来，就好多了。保证基业长青的原理是这样的：谁敢保证后代不出个败家子？可是，一旦成立基金会，败家子再败，也不敢将基金会的资产赌博赌掉或者随便卖掉据为己有。公益组织一般有“尊重捐赠人意愿”这一条，所以后代可以作为捐赠者代表管理基金会，但必须保证做正事。否则，法不容情。
前段时间，公益组织能不能经营的问题被讨论了很多。实际上，这本身是个伪命题。有人问我，我说：不让经营，公益组织怎么能够使资产保值增值、保持可持续发展？难道仅仅靠持续不断募捐？
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公益组织是可以经营的，甚至是可以参与市场竞争的。唯一不一样的是：公益组织不能为经营而经营，经营收益不能用来分红。仅此而已。而且，我认为，这正是公益组织区别于企业的一个基本点。
已经有企业家捐献股份给公益组织了。这样，公益组织就成为一个持股方――不让持股方经营，不体现持股者的权利，要股份有什么意义？当然，公益组织经营，一定不要去做商业冒险（在很多国家，对于公益组织的经营风险是有严格规定的）；但是，为了保值增值的经营没有错。
中华工商时报：既然是社会财产，捐赠者或者捐赠者的代表不能随便将他拿走，国家也不能随便将他拿走，这部分资产只能用于公益事业。那么，曾经有过的捐赠收入被国家安排的情况合理吗？
张弓惊：包括保值增值，包括品牌的打造，其实都是一种经营。既然是经营，就必须有专业的人才。当然，从事公益行业，必须有高尚的，为公益事业献身的精神。但是，你不能要求这些高素质的人领取低的不能再低的工资。当年，唐骏做陈发树基金会的经理人，声言只要1元年薪。我说：这不是个好榜样；公益领袖都这样学，公益事业就死了。
为什么？公益要发展，公益组织就需要高素质的人才加盟。高素质的人，本身成长成本就很高。一个年薪12万元的公益组织领导，能够用1万块钱做成的效果，让一个年薪1.2万元的公益组织领导，花100万元也不见得能够干的出来。哪个更好？这是显而易见的。地震来了，大家一窝蜂捐款，可是款捐过来，要把好钢能够用在刀刃上，需要人才去做啊。
汶川、玉树地震，最后国家出台政策让捐款统一归财政部门分配，公益组织颇有微词。我与一些领导交流过，他们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们是看到了公益组织的“人才匮乏”。我不敢苟同这样的说法，但有一点：政府拥有的专家，肯定比公益组织多。我的问题是：这数百亿的捐款，全部给公益组织自己去用，就10%甚至只有5%的管理费，够吗？
中华工商时报：民众对于公益组织管理费以及操作方法的质疑，您认为原因是什么？怎么才能让公益组织名正言顺地使用其管理费，领导人名正言顺领取高工资，从而提高管理水平？
张弓惊：数百亿管理费的10%，粗算之下是很多的。但是，抗震救灾不是简单点的发钱，会数数就行。做企业的想一想，做一件事情，我们的管理成本是多少？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家应该比谁都精，他愿意高新聘请好的经理人替他打理，就是为了提高效率，花小钱办大事。公益组织呢？有些组织还信誓旦旦降到5%，我质疑其管理能力和管理效率。
这是明摆着的事情。可是，大多数情况下，民众不理解，他恨不得自己的捐款全部发到灾民或者受捐者手里去，公益组织不要留下一分钱管理费。担心民众不理解，或者公益组织真不理解，就信誓旦旦承诺极低的管理费，这其实是公益组织走向恶性循环的迹象。当然，用捐款去买玛莎拉蒂或坐公务舱是不行的；适当高薪却是高效率的保证。
民众不理解，这本身是可以理解的。怎样才能让公众理解？公益组织应该理直气壮地站出来，说明公益机构运作的真相。公益组织怎样才能理直气壮地站出来？就是要做出真正的公益组织的样子，真正成为NGO（非政府组织）和NPO（非盈利组织）。当然，这里面有个国家的政策问题：承认社会财产的存在，让公益组织有条件真正成为公益组织。
中国的商帮文化（原载《中国商人》杂志）
中国商人：战时拼武力，和平年代拼经济。商业时代，全球各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商帮(商会组织)热”。在《晋商之死》一书中，作者对以晋商为首的中国十大商帮的沉浮，对今天新兴的商帮热多有批评，你是否赞同作者的观点？
张弓惊：都已经地球村了，哪里还有什么商帮啊？商业从来都是理智的游戏，不管是同乡还是同土，竞争是因为利益，合作也是因为利益，这样才可能长久。否则，因为乡情或者其他什么因素或分或合，可以是一时的，很少能够一世。这种类似“计划经济”的产物，迟早要垮台。聪明人可以一时用民族感情来“宣传”，但是自己信以为真并且倚靠这种东西，那是掩耳盗铃。
我不否认把出于同一地域的人，因为自然条件和人文传统等等导致处事性格有些类似的商人说成“晋商”、“浙商”等等帮派；但是，这只是外人对他们笼统的观感。当然，在他们内部，因为有唇亡齿寒的考虑，互相帮扶、互相激励，都是有可能的，但是绝对不会构成帮派那样的联盟。事实也证明了，仅仅因为同乡同土考虑而联盟起来，不是商业，而是政治或者其他。
正常来看，如今的商帮热是政府机构为了拉近与商业从业者的关系，而推动起来的一个名词。在北京创业的山西人，你说属于晋商还是京商？在上海创业的浙江人，你说属于浙商还是沪商？……什么时候，商人互相攀老乡抱团取暖，那一定是经济危机了，或者环境恶劣实在不得已。
商人就是商人，新旧都一样
中国商人：新晋商、新浙商、新鲁商等等，全国以“新XX”命名的地域性商帮有很多，而且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认同和支持。《晋商之死》中对这些命名提出质疑，您认为新兴商帮是否有必要从命名上跟传统的商帮作出区分？
张弓惊：单纯为了做宣传，怎么叫都可以。这些名字你不能多想，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约定俗成。当年叫新中国，因为有个旧中国在那里，万恶的旧社会啊。叫新晋商、新浙商、新鲁商之类，你不要多想，叫了就叫了啊。商人就是商人，新旧都一样，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中国的商业思想起步很早，在明清时候实际上已经非常发达，很多中国企业都望尘莫及。
我去山西常家大院，当年他们的生意从武夷山做到恰克图，员工数万人。看见人家的管理，没有电话，没有电报，没有ERP，有条不紊。院子里立的孔子论语“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是典型的企业文化，有力、实用。对比我们很多企业的所谓企业文化，瞎编滥造，还干巴巴，一点没有号召力。甚至还有“顶身股”，类似今天的“期权”……这样的弄法，如果没有历史强行阻断，你难说不会产生中国的洛克菲勒。
我们总拿什么新晋商、新浙商、新鲁商说事，说说就说说吧。关键是我认为要真正研究老的晋商、浙商、鲁商的成就。商业不是政治，讲究实效。金融危机了，发现美国也不是什么都行。台湾人在研究“中国式管理”，大陆的政府机构，与其搞一些新名词急功近利，不如好好花点民脂民膏研究研究中国的商业思想。这是中国的财富，也是世界的财富，还能够真正帮助这些“新X商”们解决他们现实的管理难题，给彼得?德鲁克找点中国证据也好啊。
“这样的人叫商人，是对古今中外全体商人的侮辱。”
中国商人：煤老板究竟算不算“新晋商”在山西引发过争议。你认为这种争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张弓惊：煤老板是不是商人都成问题，还需要讨论他们是否算“新晋商”吗？按理，这样说他们肯定是有委屈的，就像他们全体“被国有”他们有委屈一样。错不在他们。我不太了解煤炭行业。关键是，这个行业，这些人，之所以有资格从事这个行业，之所以能够玩转这个行业，有多少是纯生意的成分？有多少是非生意的成分？从我这个局外人掌握的材料看，看不清。
2008年汶川地震，有种行为被骂成“猪”；结果有网友说，“不能这样，说这种行为是猪，猪还不同意呢”。在中国，很多事情都被异化。荆州的那个骇人听闻的打捞公司，一没船只，二没员工，就是一空壳公司，还从来没有交税和年检。可是人家就是有本事垄断当地的捞尸权。有人落水，才临时找来船工；要1万5，给船工4000，剩下大部分归自己。如果这样的人叫商人，是对古今中外全体商人的侮辱。
当年出问题我们习惯于说由于中国一穷二白。后来出问题习惯于说是由于十年动乱。出问题我们习惯于说由于体制原因。煤老板之所以名声不好是因为体制原因。甚至，那个打捞公司的老板也会说因为体制原因。我看都不是，我们是不是正正经经做生意就一定会垮台？我们是不是不干伤天害理的事情就活不下去了？活着，哪怕穷些，没有噩梦的生活，应该多么美好。
等价交换得来的金钱比什么都干净
中国商人：《晋商之死》作者说，像“仁义道德之类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价值不再需要被强调了”，这个观点引起了一些晋商网友的质疑。你认为企业和一些商业组织，应不应该把“仁义道德”之类的东西作为企业精神或者商帮精神的一部分？
张弓惊：我看不出有什么道德比得上商业道德科学、合理和先进。很多年前在广州，去商场买颗水果糖，售货员给我说声“谢谢”，才几毛钱的事情，让刚从内地来的我受宠若惊。广东人讲广东话，可是如果你说普通话，他马上给你说普通话，即使满是粤味的普通话，却也表示他的真诚。我曾经和一些土著广东人聊过，他们说“来的都是客嘛”。对于生意人，所有的人都可能是潜在客户。
等价交换让人真正看到了平等。放弃了等价交换的基础，空讲“仁义礼智信”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教化，是聪明人对傻子的欺骗。《圣经》说，人盖房子，不要盖在沙滩上，要盖在磐石上。在一个充满特权的社会里，大力提倡雷锋精神是一种愚民政策，等价交换得来的金钱比什么都干净。需要说明的是，我不反对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反对的是抛弃平等基础空讲温良恭俭让。
在法治环境不很完善的情况下，商业的逐利本性，让一些商人总是抵制不住寻求特权的诱惑。利用各种手段主动或被动与政治狼狈为奸，利用手中的资金优势或某种其它优势恶意消灭竞争，从而操纵市场形成垄断利润……凡此种种，都是在人为制造非等价交换，都是对商业精神的背叛，在我看来，都是在玩火。这绝对不是道德说教，这是商业生存法则。失去安全生产，利润终将归零。
你说“打到XX”，就只能代表你自己。
中国商人：《晋商之死》作者提出“打倒晋商”这样的主张，有人说作者有文革情结。你如何评价这种争议？
张弓惊：“打到晋商”是个片语，主语缺位，没法评论。“打到XX”是典型的文革语言，当时“打到XX”的主语很清楚，就是“我们”打到xx；这个“我们”就是指被煽动或被裹挟起来的人民群众。某个国家的总统，在被美国人抓住处决的前几年，还很高调的在全国普选“全票”当选总统。这个“我们”相当于这个“全票”。我们应该没有这个环境了，你说“打到XX”，就只能代表你自己。
既然代表你自己，而且只是嘴里说说“打到”，过过嘴瘾，无所谓。无论如何，我们已经进步了，进步到除过几个有限的特殊名词你不能在公众场合喊叫、在网上发帖、写文章发表、出书论述“打到”之外，你尽管说，没有人管你。所以，说说就说说吧。至于谁有争议，也可以反过来说“打到这个喊打到的人”。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正视、珍视这种进步。哪怕有点慢。
说作者有文革情结，除非作者以为自己在“为民请命”。说真的，中国的文人很多都有这种习惯性想法。“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曾经是多少中国文人的梦想。但是，我要说的是，文人首先是个人，应该首先在人的层面上思考问题，别扩大化。别想着代表谁，一个人，能够做好自己：说自己真正想说的话，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就已经和圣人差不多了。打到谁？你配吗！
官商勾结是对商业精神的反动
中国商人：《晋商之死》指出“晋商是黑社会”，我仔细读过，发现作者说的现象其实在过去的“十大商帮”中都存在。一些网友也不理解，为什么单单指出“晋商是黑社会”？你如何评价在商业活动中，其实在各个国家各个时代都会出现的“官商合作”以及商帮内外的其它潜规则？
张弓惊：我讲个故事。大学时候，我同宿舍的一个好朋友，有一天不知道从哪个旮旯弄来本医书(我们是英语系的)。天天看，看到肾炎这一章，讲肾炎的这个特征那个特征，就吃惊地说：啊，弓惊啊，我好像是得了肾炎，怪不得老不舒服。看到了肺炎又觉得自己得了肺炎，不得了。最后看到了帕金森，又说自己是帕金森……结果，一本医书上的病症，几乎都得完了。
我们先给黑社会弄一个特征，然后拿着这个特征给商帮套，结果发现，特别像，就说这个商帮是黑社会。我说，如果你拿着这个特征给其他组织套，甚至给世界上一些合法的政党、合法的政府套，你会发现，他们也很像黑社会。我认为，是不是黑社会关键看他是不是有组织的不干人事尽干坏事，比如贩毒、收保护费等等。偶尔为了生存出点歪招，当然不对，但是不能算是黑社会。
我是反对官商勾结的，前面已经讲过，因为官商勾结是对商业精神的反动。但是，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商人在自己的生存空间随时都会受到挤压的情况下，做小了不怕，做大了，投靠官僚几乎成为必然的选择。潜规则的存在是因为显规则的失效。完全不投靠，眼下受伤的就是商人；完全投靠，最终受伤的还是商人。如此轮回，直到商业真正成长壮大为一种精神。
说九毛九是表扬山西商人呢
中国商人：包括节约成本的意识，我接触的温商，在成本控制方面做得非常好，而作者在书中说“晋商都是九毛九”。有人认为是在妖魔化晋商，你认为作者是否公正，我们应如何看企业家的成本节约意识？
张弓惊：应该是九毛九就是九毛九，这是山西商人成熟的体现，我认为是表扬晋商呢。明明是九毛九，却佯装大度，说让出去就让出去，多半不是商人，而且多半都是穷人。为什么呢？生意，不管是现代生意还是古代生意，都是从一分一厘精打细算中得来的。穷人为什么穷？就是因为不在乎啊。不在乎一分的人，肯定成千上万的时候也无法在乎，因为已经晚了。商业就是商业。
看过很多挥金如土的所谓“商人”，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商人――他的利润可能不是从纯粹的商业交易中得来的。来得容易，去的就快。这样的人什么年代、什么社会都有，但是千万不要把他们叫做商人。实际上，我们应该鼓励这些人大手大脚，让这些人去胡吃海塞吧，让这些人去疯狂赌博吧：吐故纳新，越快越好；他们一茬茬倒下去，才能显出勤劳创业者的价值。
真正创业起家的商人，他知道财富的来之不易，他会比穷人更精打细算。有人告诉我，三天两头换新潮手机的白领，多半是打工族；公司一开业就在自己办公室放上高档茶具的创业者，多半会失败。我看过许多勤俭节约的千万富翁，简单务实的亿万富翁，他们很让我敬佩。中国人穷怕了，以为富人就应该大手大脚。问题是：很多富二代，我怕他们也这样想。
对晋商挑衅式的调侃，削弱了这本书的思想性
中国商人：总体而论，你认为《晋商之死》是一本怎样的书？
张弓惊：《晋商之死》应该是一本探讨中国商业精神的书，从书名看应该是这样，从目录看也应该是这样。实际上，这本书也用了大量篇幅探讨商业精神。但是，我认为不够。太多对于晋商挑衅式的调侃，削弱了这本书的思想性。本来可以成为一本对于中国原创商业精神研究的经典，结果走到半路就打住了。没有办法，太聪明的人都这样。
说实在的，对于中国原创商业精神和实践的挖掘，中国太欠缺了。余世维教授讲“中国式管理”，太表面化，近乎一种表演――他是在做演讲，演讲可不是要演嘛。需要有人真的沉下心来做研究，告诉读者中国式的管理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兴盛，又是怎么衰落的。还原历史原因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还原那些企业自身的成败得失的原因，站在真正企业管理的角度。
这方面，电视连续剧走在前面。每当我看这些文人们讲的商业故事的时候，总是想起来小时候在陕西老家听到的故事：两个老农议论，毛主席在北京天天吃什么呢？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毛主席肯定天天顿顿吃哨子面(关中的一种肉丁卤的面条)。我并没有偏激到认为我们老祖宗那点商业经验有多高明；但是我认为：骨子里的传承无法改变。历史有断层，人性没有。
1.你可以高调宣传的你的公益行为，多高调都没有关系；但你不可以作假，肆意夸大会让人认为你是在欺世盗名。
说明：花10万元做公益，花100万元做宣传，这样的行为应该不应该被谴责？我们认为：只要他这10万块钱是真的做了公益了，这就够了。至于人家花多少钱做宣传，只要关于公益活动本身不要夸大，就不应该谴责。而且，那100万元的宣传，也有带动其他机构参与公益的效果――这种行为在公益领域叫“倡导”，也算是公益活动的一种。
但是，不要以为你既然做了公益，夸大一点没有什么；实际上，你不仅在败坏公益的风气，甚至带败坏社会的风气――有时候，公益组织为了得到捐助，也会默许这种行为甚至配合捐赠单位，夸大捐赠的数目等等。这种行为，对于捐赠者，是欺世盗名；对于公益组织，是饮鸩止渴。公益是为了社会的美好，我们这样做，恰恰是破坏美好。
2.你可以接受别人的感激，却不可以利用这种感激之情；因为这会玷污纯真，将公益变成交易。
说明：有一则美国故事：一个马戏团来镇上演出。一位母亲带着孩子在窗口排队买票。马戏一张票3美元，可是母亲只有5美元。她和孩子商量：孩子，妈妈给你说，我们买一张票，你自己去看，我在门口等你，因为妈妈的钱不够。孩子哭着闹着不行。后面排队的人看见了，就偷偷在母女脚下扔了1美元，然后拍拍母亲：大姐，您的钱掉了……母亲不相信，但是后面的人言之凿凿：是你的，我看见从你的兜里掉出来的……
捐款，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建筑物、邀请媒体采访等等，这都是很好的向捐赠者表达感激的方式。这种感激之情的表达方式可以由受捐方自动提出，或者在受捐方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协商安排，但是不能成为捐赠方大单方面要求。这种要求会将公益行为变成一场交易。公益行为其实不怕交易，“你负责给我捐款，我负责帮你出名”也行，只要你真真实实做公益；怕的是这种交易，玷污了受助方的纯真的感激之情。
3.在多么庞大的公益行为背后，都请保持一颗谦卑的心；谦卑会为你的公益行为增色。
说明：任何情况下，受助方都处于弱势的一方。保持谦卑，让受助方不仅从物质方面得到帮助；也会让他们从精神方面被你的气度感染。高高在上的“施舍”，极容易扭曲受捐者的自尊心。用别人的自卑衬托自己的高尚，实际上是一种残忍的行为。
4.你可以用公益活动带动你的商业项目，但一定事先说明规则，事后履行承诺。
说明：公益活动带动商业项目，商业项目再回报公益活动，这样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这其实是一种应该鼓励的模式。但是，关键是：你必须事先向参与者说明规则，并且事后一定履行承诺。否则，迟早你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5.你可以诺而不捐，但一定及时说明原因；试图蒙混过关会让你悔不当初。
说明：有时候你出于一时冲动答应捐款了，但是时候由于种种原因很难实现承诺。没关系，这种情况，只要你说明白原因，不管是受捐者，还是社会公众，大多数是能够理解你的。但是，你千万不要试图蒙混过关。特别是互联网发达的今天，你更要注意。
6.实在无力做公益也不要紧，不是是组织还是个人，请做好本职工作；对于大多数人和组织，做好本职就是最大的公益。
说明：做公益不要冲动，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不管是作为组织还是个人，只要你不做恶，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公益。要么你专职从事公益，要么在做好本职的情况下从事力所能及的公益；否则，荒废本职做公益其实是舍本逐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