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岚（1918―1967），女，原名龚敬，上海市崇明县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女战士）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中将、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夫人。出身豪门，写得一手好文章，日寇侵华后为了革命理想放弃学业，投奔抗日武装，从事抗日宣传。
1940年加入新四军，任职于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1师3旅9团文工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随新四军军部北移，转入华中野战军第23军任宣传干事，从事政治宣传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
1967年9月被迫害致死，终年49岁。1977年平反。
朱岚（1918―1967），女，原名龚敬，上海市崇明县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女战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中将、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夫人。出身豪门，写得一手好文章，日寇侵华后为了革命理想放弃学业，投奔抗日武装，从事抗日宣传。1940年加入新四军，任职于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1师3旅9团文工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随新四军军部北移，转入华中野战军第23军任宣传干事，从事政治宣传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1967年9月被迫害致死，终年49岁。1977年平反。
抗战时期的一天傍晚，陶勇去九团检查工作。来到九团团部门口，便有一个哨兵上去敬礼，并喊道“首长！”陶勇一怔，说话的怎么女里女气，再抬头一看，果真是个女兵。陶勇顿时一股怒气冲天而起：“九团的人都死啦？怎么派个女的来站岗？”
九团的茅团长歉意地说：“我马上派个男的来换。”那个齐耳短发、眉清目秀的女兵就是朱岚。
晚上，茅团长请陶勇看文艺节目。第一个节目是舞蹈，陶勇坐在台下，越看前面那个领舞的女兵越觉得面熟，一时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他问坐在身旁的旅政治部主任韩念龙：“她是谁？”韩念龙小声说：“她是我的一个小老乡，叫朱岚。我认识她父亲。”韩念龙告诉陶勇，朱岚的父亲是崇明县一位开明绅士，因为同当地抗日游击队经常来往，她的父亲和弟弟被日本兵抓去，用刺刀活活戳死。后来朱岚也参加了新四军。
“怎么？你对她有好感？”韩念龙瞅出点名堂，“走，我给你介绍介绍！”说着，拉着陶勇就往后台去。韩念龙边走边介绍：“她原是师范的学生，23岁，去年参加新四军后，进步很快，已经入了党。不过她可对你有意见！”“我又没见过她，她对我能有什么意见！”“你忘了？你在九团团部门口碰到那个站岗的女兵，就是她！人家争取上进，主动要求站岗，可还没站够一个钟头，就被你骂回去了，她说你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
“意见蛮尖锐嘛！”陶勇打着哈哈，催着韩念龙快走。在后台，陶勇见到了正坐在那里擦汗的朱岚，急忙上前自我介绍：“我叫陶勇，从小给地主放牛，当过窑工，后来，参加了红军。我这个人脾气不好，还有一点大男子主义……”
陶勇的突然到来，让朱岚有些手足无措，再加上陶勇说的那话，更使她羞得无地自容，好半天才支吾道：“陶司令，我……我……”“什么司令不司令！没有大伙一起干，我一个人顶屁用！”陶勇说着说着，觉得自己好像在作报告，急忙拐过弯来：“唉，今天我来这里，可不是以司令的身份来给你下命令，而以同志的身份，问你同意不同意？”“同意什么？”朱岚被弄糊涂了。“唉，你们小资产阶级就是喜欢拐弯抹角！这不很明白嘛，就是咱俩的事呀！”“咱俩？”朱岚更糊涂了。陶勇自己也觉出有些唐突，便解释道：“我忘了让韩主任先跟你打个招呼，就是说我们俩交个朋友……”朱岚低下头，不好意思地咬着刚才擦汗用的手绢……
1941年4月下旬的一天，陶勇骑一辆摩托车沿着河堤向北驶向三旅九团驻地――沙家庄。
九团编入三旅的时间不长。陶勇作为三旅旅长，一直处于紧张的指挥战斗之中，以前很少到九团。这次，他骑着摩托车，带着秘书和警卫员，想趁战斗间隙多多接触九团的干部战士。
驶近沙家庄，远远地就听到操练声和歌唱声。陶勇放慢车速，观看着战士们的操练。他看见树林里、空地上，一队队战士有的练刺杀，有的练队列，有的在匍匐前进。陶勇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这时，九团团长廖金昌、政委罗永华、政治部主任韩念龙等人热情地迎了上来。陶勇跳下摩托车，与九团领导一一亲切握手问好。
循着阵阵歌声，他们走向村头。转过一幢草房，看见一大群人围成几圈，正在高唱抗战歌曲。韩念龙介绍说：“政治部民运股和文工团的同志们正在练习唱歌，地方工作的一些同志和老百姓也跟着学唱。”
陶勇说：“那我们不要靠得太近，以免影响他们唱歌。”
正当陶勇准备转身离开时，只见队列中一个中等个头的女兵走出队伍，向大家鞠了一躬后，双手向空中一扬，队伍里便整齐地唱起了《新四军军歌》。
陶勇被这激越高昂的歌声所感染，更被这位女战士的神采和英姿所陶醉，不知不觉地站在那里听完了《黄桥的新生》等3支歌曲。
陶勇非常欣赏这位女兵优雅、洒脱的指挥动作和活泼清新的气质。陶勇问：“做指挥的那位女兵叫什么名字?”
站在陶勇身后的韩念龙回答：“她叫朱岚，是我们文工团的活跃分子。旅长现在要不要见见她们?”
“朱岚!”陶勇记下了她的名字，“现在不打扰她们了，让她们继续唱吧!”
到了团部，陶勇首先检查了工作和训练计划以及各项规章制度，接着询问各营连的干部配备、人员武器、军政素质等具体情况。按事先安排，陶勇还给九团干部战士讲话。陶勇兴致特别高，临场发挥也很好，人往主席台上一站，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从国际国内形势，讲到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任务、新四军与三旅的任务，从重建新四军军部讲到粉碎日伪顽合流的阴谋、反“扫荡”的胜利……指战员们都听得入了迷，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陶勇的报告给九团指战员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朱岚和文工团的几位姐妹对陶勇满心敬佩，猜想：旅长八成是个知识分子干部，至少长期做过思想政治工作。可知情的人告诉她们:陶旅长连小学都没念过，他是一位在军队这所大学校里学习文化，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理论的军事干部。每次缴获的新式武器，都是陶旅长最先要捣鼓捣鼓，直到捣鼓明白为止。比如，他是全旅最早会开摩托车的人。听了这些，朱岚她们更佩服了，更想了解陶旅长了。还比如，陶勇深入虎穴谈判，长征路上九死一生，危急关头舍己救人……所有这些“道听途说”的故事，都令朱岚她们怦然心动。
这期间，陶勇又多次到九团来。陶勇多次到九团来的目的，让韩念龙等人猜到了八九不离十，因为陶勇过去一直冲冲杀杀，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谈恋爱，至今还是“光杆司令”一个，现在陶旅长似乎看上了朱岚。于是，韩念龙等人就热心地做起了红娘。
恋爱结婚随着时间的推移，陶勇和朱岚两人终于第一次单独约会了。那一天，陶勇和朱岚相约在丰马河边。迎着柔和的晚风，他们肩并着肩，互相倾诉着对彼此的好感与爱慕，各自介绍家世、童年和革命经历。
通过直接见面交谈，陶勇对朱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朱岚，原名龚敬，1918年出生于上海崇明县，上过县立师范，时年23岁。她的父亲是开明士绅，倾向革命，拥护抗日，经常同抗日游击队来往。她的哥哥和弟弟都参加了崇明抗日自卫总队。担任警卫排副排长的弟弟在回家养伤期间，日伪闻讯而至，包围了她的家，把她父亲和弟弟绑在树上严刑拷问，要他们供出游击队的驻地和情况。父子俩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被敌人用刺刀活活戳死。她深怀着家仇国恨，毅然放弃学业，投奔了抗日武装，跟着韩念龙打了出来，转移到启海地区，并加入到了陶勇的部队，前不久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陶勇深深同情朱岚的身世，佩服朱岚的勇气。
同时，朱岚也了解到：陶勇原名叫张道庸，1913年1月21日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叶家集附近的一个雇农家庭，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红军部队中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教导师长，参加过长征。1938年，陈毅为他改名陶勇，先后任支队司令员、纵队司令员、三旅旅长等职。
后来，经过几次接触和多渠道了解，朱岚又逐渐摸清了陶勇的性格和爱好。她觉得陶勇实在、豪爽、可爱。陶勇虽然身居要职，却仍然保持着农民纯朴、憨厚的本质，为人光明磊落，刚直不阿。
战争年代的陶勇和朱岚实在没有多少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浪漫时光。这期间，日伪军又数次“扫荡”，部队几次转移、作战，他们几经磨难，经受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1941年7月，陶勇与朱岚的婚礼在沙家庄举行。婚礼既简单又热闹。那天陶勇喝醉了。朱岚扶其入洞房，将军醉眼朦胧曰：“真有意思，洋包子把了个土包子。”
按部队规矩，婚礼上新郎新娘要“坦白”恋爱经过。陶勇快人快语说：“我和朱岚同志恋爱的经过，大家也都知道，没什么好说的。不如让朱岚同志唱支歌，为大家助兴吧!”
应邀前来的九团文工团的几位女干部却不依不饶，一定要陶勇一起唱。陶勇爽快地答道：“好，我们就一起唱《新四军军歌》。”
陶勇和朱岚刚唱几句，文工团的战友和其他人也都先后跟着齐唱起来。那庄严高昂、雄壮有力的歌声感染着所有在场的人。
战争年代的军人，注定要与硝烟为伴。结婚才几天，陶勇就投入到抗日的反“扫荡”斗争中去了。当时，日伪军调集1.7万人开展夏季大“扫荡”，形势很紧张，陶勇、朱岚被迫过上了牛郎织女般的生活。后来就是打退了日伪军，环境稍微安定了，他们也是聚少离多。
1941年底，陶勇和朱岚奉命到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第三期)学习。陶勇向来以“土包子”自谓，足见他正视自己的短处，也决心改变自己“土包子”的形象。这次学习机会，陶勇十分珍惜。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一位老战友派通信员送来一封信，要陶勇去军部叙旧。陶勇接到信，非常高兴，很想立即去见见这位生死与共而多年未见的老战友。但考虑到不是假日，自己作为学员兼第三大队大队长，不便请假外出。于是，陶勇到第一大队找到朱岚说明事由，叫朱岚执笔回信。朱岚按照陶勇的意思写了一封回信。当复读回信的最后一句“不克前往，请谅”时，陶勇问：“u2018不克u2019是什么意思?”
朱岚解释说：“u2018不克u2019就是u2018不能u2019的意思。”
陶勇说：“他是工农干部，要写得通俗一点，就写不能前去，不要文绉绉的。”
朱岚敬佩地瞥了陶勇一眼，切实感到自己的疏忽和不足，非常佩服陶勇的细心和实在。
陶勇和朱岚在生活上互相关心体贴，患难与共地度过了20多个春秋。
陶勇夫妇的死因至今仍然是个未解之谜。
陶勇夫人朱岚之死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被迫害致死；第二种说法是自杀。朱岚一直在等着丈夫沉冤得雪的一天，所以第二种说法站不住脚，一般取第一种说法。
陶勇将军之死也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对外宣称的畏罪自杀说，然陶勇本就无罪，何谈自杀？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第二种是被谋杀，陶勇将军究竟是被谁推进了井里？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生死一谜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陶勇担任东海舰队司令员一职，同时也兼任海军副司令和南京军区副司令。此时的他已经成为林彪、李作鹏一伙儿夺取海军领导权的绊脚石。
1967年2月21日上午，廖政国陪同两名记者来到陶勇办公室。陶勇对记者说：“有些运动中的问题，想通过你们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反映一下。希望中央根据存在的问题，做出进一步明确的规定，以便我们好好掌握，使运动健康发展。”
两位记者请陶勇具体谈谈。陶勇接着说：“第一，东海舰队是战备部队，中央明文规定不得开展u2018四大u2019，但有些单位不顾中央规定，硬要开展u2018四大u2019。举例来说吧，舰队的训练团按其性质来说，不属于搞u2018四大u2019的单位。可是，那里的一些学员和干部，受到海军各院校南下u2018造反派u2019的煽动，执意要搞u2018四大u2019。虽然我们多次解释、说服，他们依然顽固坚持。类似这种情况，中央需要作进一步的明确规定。第二，u2018四清u2019运动的成果要巩固。近来在上海不少工厂、农村基层单位的u2018造反u2019组织，不断到部队揪斗参加u2018四清u2019的工作队队长、组长，甚至队员。这是对革命军人人格的侮辱。参加u2018四清u2019工作的干部，执行的是舰队党委的决定，他们没有责任。希望中央早日作出不准揪斗的进一步规定。”
记者走后，陶勇又和他的老战友廖政国聊起了上海的形势。
约12时40分，陶勇提着皮包走出办公楼，向招待所走去。招待所离那幢军舰似的办公楼不远，后楼的105房间是专为陶勇准备的，他午后经常到那里去休息。陶勇进去躺了一会儿，觉得头皮发痒，就想找理发员周妙基给他理发。大约2点多，他走出房间，在楼旁的花园散步。这时，他看见招待所所长在前面走过，就叫住他，让他去找理发员。周妙基当时正在洗澡，听说首长要理发，马上和所长一起来到招待所，两人走到后院花园时，却不见陶勇的踪影。
走到一口浇花井时，所长朝里望了一下，大惊失色：“有人跳井啦！”他这么一喊，在场的人都急忙跑过来。这口浇花井直径很小，只能容一个人钻下去，水也不深，只见里面一个人低着头，一顶军帽漂在水面上。有人俯下身子用力一拉，原来是陶勇！另外两个人上来帮忙，把陶勇拉了上来。所长赶紧跑去打电话。
保健医生程心培闻讯，带着两名医生，立即奔向招待所。医生们把陶勇抬进105房间，进行抢救。
在给医院打电话的同时，有人发现：从陶勇身上脱下的丝棉背心还没有完全湿透；从他的衣袋里找到一份上海市政府的文件，边上湿了，里面却是干的。这都说明陶勇落井时间并不长。
一直到救护车赶到，所有的抢救手段都没有产生作用。几分钟后，救护车开到海军四一一医院，抢救仍然无效。
就这样，一个身上被敌人子弹7次击伤都没有带走的顽强生命，却在一瞬间被一口深不没顶、宽不及肩的水井淹没了。
更令人吃惊的是，陶勇尸骨未寒，本不是林彪一伙的东海舰队政委刘浩天就迫不及待出来宣布：“陶勇一贯争强好胜。这几天，他害怕自己卷到苏（振华）、罗（瑞卿）圈子里去，所以才走这条绝路。我看他是畏罪自杀、抗拒运动，是叛徒行为。”
同时，由刘浩天审定的《陶勇自杀的经过和初步分析》的急件发到北京，送到海军政委李作鹏的手上。很快，李作鹏以海军党委名义发出通报：“叛徒陶勇，畏罪自杀！”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电令东海舰队政委刘浩天和副司令员饶守坤赴无锡汇报陶勇和舰队的情况。当刘浩天汇报陶勇是畏罪自杀时，许世友马上问饶守坤：“老饶，你与陶勇共事多年，你说他有罪吗？”饶守坤回答：“他有什么罪！”许世友的眉头拧成一座小山，火冒三丈地拍着桌子，指着刘浩天说：“屁话！陶勇有什么罪？老子查清是谁杀了陶勇，我非一枪崩了他不可！”
生死二奇夜深了，陶勇仍然没有回来，也没来电话，朱岚和孩子们心神不宁地等候着。突然，客厅的门被撞开，一伙暴徒蜂拥而入，几个人围住孩子们，喝令他们不准离开大厅。其中一个人扯着嗓子说：“陶勇自绝于党，今天下午已经自杀……”
这几句话如同晴天霹雳，一下子把孩子们都惊呆了。自杀？像父亲那样坚强、乐观、从不屈服的人会自杀？这怎么可能呢？绝对不可能！年龄较小的孩子大哭起来。已经长大成人的小勇则发了疯似的一把推开看守的人，冲上楼去找母亲。当他上去时，母亲正向看守她的那帮人厉声呼喊：“陶勇跟着毛主席出生入死打了一辈子仗，他绝不会自杀！是你们害死了陶勇，你们要交出杀人的凶手！”
残酷的事实正在改变着朱岚的性格，温文尔雅的她像变了一个人。她常对陪她的小女儿说：“我等着党和人民为你爸爸伸冤的那一天。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要斗下去！”她四处奔走，为陶勇申诉。可那时公检法机关早被砸烂，已无处伸冤。朱岚把陶勇死亡的许多疑点写成了厚厚的材料，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报告，可是材料总是落到林彪一伙的手里。一次次的斗争，招来的是更加残酷的迫害。许多同志劝她离开上海，许世友专门派人接她，都被她婉言谢绝。她只有一个信念：我是共产党员，一生清白。我不怕死，陶勇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工农干部，我一定要把他的问题搞清楚！
陶勇将军去世后连续三天，她们所住的小楼被反复查抄洗劫，连天花板都被撬开了。事后据一名凶手交代：“1967年1月22日晚，对朱岚同志进行了第一次实质性的交锋，一线二线全体人员参加了审讯，对朱岚施行了体罚……竹板打断了几根。”
1月24日晚上，一辆卡车拉来了满满一车暴徒。他们气势汹汹地破门而入，把睡梦中的孩子们从床上拖起来。客厅里乱哄哄地挤满了人，正中放着一张茶几。几个彪形大汉把朱岚押进来，将她扭上茶几，喝令她跪下。朱岚已经整整3天粒米未进，加上极度悲伤和愤怒，身体十分虚弱，神志也有些恍惚。但她一听此言，勃然大怒：“我没有罪，为什么要跪！要跪的是你们，杀人的刽子手！”暴徒们恼羞成怒，扑上去对她一顿拳打脚踢。
1967年8月，朱岚又被“造反派”带走，朱岚被加以“叛徒的老婆”的罪名秘密关押起来。他们夜以继日地轮番对她围斗、严刑拷打，逼迫朱岚承认是“日本特务”，交代陶勇的“罪行”。朱岚被打得遍体鳞伤，肋骨折断。
1967年9月朱岚被迫害致死。
她的衣袋里放着两封信，一封写给中央军委的申诉信，一封是留给孩子们的。
在留给孩子们的信中，朱岚写道：“亲爱的孩子们：“一定要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你们要相信妈妈决不是反革命、特务，相信组织上一定会把问题搞清楚。你们要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共同前进……”
在此之前，陈毅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见到陶勇的老战友彭德清，专门问道：“陶勇同志惨死后，他的家属情况怎样？对他的惨死，你们一定要搞清楚，以慰忠魂！……”
然而，还未等彭德清把事情搞清，他自己就被“造反派”关进了牢房，一关就是3年多。
1968年，粟裕向周恩来汇报了陶勇的冤情，周恩来痛惜地说：“陶勇同志打日本帝国主义那么坚决，说他是u2018日本特务u2019，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嘛！”
陈毅感慨万端地对夫人张茜说：“陶勇不在了，可痛！可惜！陶勇不可能是自杀，他的死大有问题，总有一天我要面陈毛主席，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出于对老战友的深情，许世友把陶勇的几个子女都安排到南京军区所属部队当兵，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样看待。他对孩子们说：“什么u2018叛徒u2019u2018特务u2019，都是胡说八道！你们的爸爸我最了解，他是好样的！”
1971年林彪集团垮台以后，周恩来再次念及陶勇。他说：“张学思、陶勇同志都是既精通海军业务，又能亲自出海的领导干部，但却都被林彪反、党集团迫害死了，很可惜呀！”
1977年中央军委为陶勇夫妇平反昭雪。
令人遗憾的是，多少年过去了，陶勇之死的谜底，一直未能查个水落石出，给人留下了种种猜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