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荫（1883－1961年），字樾丞，名福荫，以字行，河北新河县南小寨村人。14岁在北京琉璃厂“益源斋”刻字铺拜师学艺，18岁出师后在琉璃厂“来薰阁”挂笔单，民国初年筹资开设北京“同古堂”图章墨盒店，以刀代笔，推陈出新，其刀法遒劲，圆润纯熟，独具神韵，誉满京城，美名为“天下第一刀”、“刻铜圣手”。陈师曾、姚茫父、齐白石、陈半丁等京都著名书画家与虚心好学、广交名士的张樾丞常同堂切磋书画之道，铭文之雅，雕刻之法，使张樾丞刻铜技法和文化素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他不吸烟，不喝酒，不饮茶，不打牌，唯喜看书和钻研技艺。 张樾丞用功刻苦，从不谋求捷径，他记忆力极佳，对前人的佳作过目不忘，聪颖过人。自立门户后，他每天手不释《六书通》等印典，每日研习，因为水平高、名声响，字体严整规范，很适合皇家风范。
张樾丞自立门户，号＂同古堂＂，同古堂以制作、出售铜墨盒为主业，兼营治印和古董买卖。当时他的刻铜技艺在流丽厂屈指可数，铜质性顽，镌刻不易，文人画家多不擅长。而当时的北京画坛领袖如陈师曾、姚华、金北城等人，都喜欢铜墨盒的制作和收藏，张樾丞因此与他们有了较多的交往。陈师曾、姚华、张大千等人常在同古堂的墨盒上作画，然后由张樾丞出来。同古堂除了治印刻铜外，还兼营古籍文玩字画，蕴藏极丰。
1881年12月13日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村中读过几年私塾，略通文墨。
1903年，14岁的他徒步跋涉数百里来到北京，在琉璃厂（当时名"留黎厂"）益元斋刻字铺当学徒，除了干店里的杂活，把全部时间都用来钻研篆艺和勤奋读书上，面对前人印谱，朝夕揣摩，大有所得。
1907年，18岁的张樾丞正式出师，在琉璃厂来薰阁琴书处开业治印，自定润格，求印者日多。
1908年，琉璃厂藻玉堂主人王雨请张樾丞为梁启超所书的"龙飞虎卧"刻字，此字刻出，名声大振。孙殿起在《琉璃厂小志》中赞叹："真银钩铁画也。"张樾丞由此一举成名。
1909年，经宝熙引荐，为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制作"宣统御笔"、"宣统御览之宝"、"无逸斋精鉴玺"等8枚印，尤以"无逸斋精鉴玺"最为精到。
1910年，他移寓明远阁，在治印之余兼刻铜墨盒，学而能熟，熟而能精，很快就以治铜印为当时一绝，求治铜印者日多，家道逐渐殷实。这年，他为载涛、载泽、荣臻、宝熙等皇亲贵胄治印，也为当时的内阁协理大臣、后来任过北洋政府总统的徐世昌治印。
1912年，民国肇始，张樾丞此后为历任北洋政府元首和首脑治印多枚，如段祺瑞、朱启矜、陆征祥、唐绍仪、黄郛、吴佩孚、曹汝霖等人，他们走马灯似的换来来去，但都要到琉璃厂来求张樾丞的一方印。后来，张樾丞也为冯玉祥、胡景翼、张宗昌、商震、白崇禧、黄绍、王陵基等民国将领治过印。
1912年，张樾丞得到一件当时罕见的汉代铜鼓，于是自立门户，号"同古堂"，"同古"乃"铜鼓"的谐音，那件铜鼓也成为镇店之宝，可惜在"文革"抄家中散失，至今未见天日。
20、30年代，张樾丞还为故宫博物院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章"印；为清华大学刻制"游美清华学生监督之章"、"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等印；为北京大学治"国立北京大学授予学位之章"、"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等印；为北京图书馆治"北京图书馆藏"印，治"国立北平研究院理化部藏书"等印。凡有斯文处，总是少不了同古堂的印章。
1925年，张樾丞出资与董会卿、郭子章、刘子杰合伙经营邃雅斋书铺，此店至今犹存，归中国书店。1930年他又出资设墨因m碑刻店，此店现亦存，归公。10年"文革"浩劫中，同古堂的文物被扫荡一空，今天已所剩无几。
1935年，张樾丞编辑了《士一居印谱》刊行天下，新中国成立后曾由成都古籍书店再版。1949年6月，张樾丞接受开国大印设计任务。
解放后，张樾丞还给周恩来、朱德刻过篆字印，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大印也出自他的手笔。当时文人雅士们的活动越来越少，私人印章的需求量日趋降低，同古堂的生意开始惨淡。1953年，政府规定"官印"再不许私人刻制，雇请的师傅们纷纷离店，同古堂终于关门歇业。1954年公私合营后，张樾丞加入了刻字合作社，以治印课徒为生。
1961年1月15日，张樾丞以80高龄走完了他的生命旅程。
《士一居印谱》这本书由原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题写书名，溥儒、傅增湘、章钜、陆和九、伦哲如及美籍汉学家福开森为序。它收录的只是张樾丞平生所治印章的沧海一粟，但翻展开来其牵涉民国年间的政军界要人、知识界名流范围之广，还是不得不令人惊叹！
自幼文化功底并不厚实的张樾丞，读书甚为刻苦，为人谦和不俗，与许多时常出没琉璃厂的文人墨客为友，真诚求教。旧京时的著名文人严几道、胡璧戈、张伯英、钟刚中、袁寒云、杨千里等，均是他的良师益友。张樾丞为人刻制铜印，认真从容，从不因客为平民有所懈怠，也不会因客为达官而有所媚颜，一心于艺，以艺为本，多方求艺。
张樾丞为人诚笃，又善于交际，他记忆力特好，一面之后，再见就能叫上名字，稍熟一些的，多年不见还能记得年龄、籍贯，因此文人朋友特多，同古堂的客厅里经常是高朋满座，盛友如云。有的书画家专门写了书法小稿送来，有的在茶酣耳热之暇，伙计们把笔墨端出，喊声"请您给写个样儿吧"，就能把字样拿到手。这样，张樾丞所出的铜墨盒，个个出自名家手笔，再加上他行神毕肖的刀法笔意，颇得时人喜爱，成为全国各地文人案头的清供。
解放前同古堂享誉四方，财源滚滚，张樾丞与黄伯川、韩少慈并称琉璃厂＂三大财主＂。但张樾丞却始终保持劳动者的本色不改，烟酒嫖赌的事从来不沾边。同古堂内老板伙计都在一个桌上吃饭，没有三六九等，吃的也完全一样。他生活俭朴，把金钱积攒起来，不断扩大产业规模，同时救济穷人。冬天是穷人难过的日子，张樾丞就去粮店交上一笔款，换回许多"五斤棒子面"一张的粮条，到和平门桥头、城墙根、护城河一带去撒放，周济过不了冬的穷人。张樾丞还出资筹划，和一些店铺老板在琉璃厂办起了一个"孤儿院"，供这些可怜的孩子们读书。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07月22日曾报道过一方铜墨盒，即为20年代陈师曾与姚华合作墨盒画稿，张樾丞镌刻。它在同古堂放了20多年后，1947年冬由成圣昌购买，送给当时著名诗人易大德，1948年易大德去台湾前将其带回家乡宜春市袁州区v市乡，直到八十年代被乡人作废铜卖给乡废品收购站，收购站两工人将盒盖、盒底分开各得其一，再经历10余年后，始得破璧重圆，如今它已成铜墨盒中空前绝后的精品。
民国初年，物价平低，两块银元可买一袋白面，而张樾丞的润格就是一个字两块大洋，求之者犹趋之若骛。但张樾丞从不求快谋糙，他每天只刻三、五方，实在活多件急，宁可拉晚＂打夜作＂，也不敷衍潦草。由是大获良誉，连鲁迅先生这样的心秀眼刁、执著认真的方家，也在日记中饱予称赞。
从1912到1926年，鲁迅去琉璃厂近400次，多去同古堂，张樾丞为其治印几十枚，以木印为多。后来他定居上海，曾两次到京，也去了琉璃厂两次。1932年他到京后将自己拟与郑振铎编印《北京笺谱》的事告知张樾丞，张樾丞倾其所有，将笺纸送给了鲁迅先生。
周作人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教后一直居住在北京，他较鲁迅更喜欢印章，特别是看了张樾丞所刻的魏碑体，其中又含有楷书、宋体字的味道的印章，十分喜爱。仅1929年到1933年，周作人就在同古堂刻制了各种材质的印章25枚，此外他还经常代别人到同古堂治印，如废名、羽太信子、川岛等人的印章，均请张樾丞刻制。
1949年6月，全国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周恩来将办理国印之事交给了常务委员会副主任陈叔通，陈叔通指定副秘书长齐燕铭具体经办。齐燕铭在1945年去延安之前，已经与张樾丞熟识，他邀请张樾丞参加设计开国大印的研究探讨工作，同时受邀的还有顿立夫、唐醉石、魏长青等人，但只有张樾丞会刻铜印，所以几个人早就定下由他担当此刻印重任。
张樾丞接受设计任务后，认真画了4张印样，是隶、宋、汉篆、秦篆4种字体，文字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10多天后交给齐燕铭，齐燕铭很快送给中央领导人和政协筹委们审阅。
一星期后，齐燕铭来到同古堂，告诉张樾丞毛主席已经选定了宋体字的印样，政协筹委会正式决定将刻制任务交给张樾丞。张樾丞激动万分，不住地点头，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送走齐燕铭后，他对家人说：＂毛泽东这个人真了不起，历朝历代的国印都是篆书字体，他却定为宋体。宋体字好哇，老百姓都能看得懂，容易认。共产党的心里果然是念着老百姓的。＂印样回来后张樾丞就开了工，先是化铜，浇铸，然后打光，拿大锉锉，再用手工把做细的木炭磨光，儿子张幼丞也参加了这些原料的粗加工。这些做完后，张樾丞才开始画样，写上，拿凿子凿，用刀子修。没两天的工夫，一枚长宽各约11.6厘米的开国大印就做好了。
镌刻这种印玺是有特殊规矩的，刻完了不许打样留底，而且交活时印的4个角都要高出一点儿，不能是平的。要等到正式启用前再磨平，算是启封，所以张樾丞没有留印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