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既明，曾用英文名Chu Chi-ming。1917年9月12日（农历7月26日）生于江苏宜兴县城。自幼家境清贫，其祖父读书仕进无成，自学中医为亲友治病，一生贫困。其父年幼失学，随其祖父学中医，并曾在上海医院中见习西医半年，以后全凭刻苦自修，终于成为家乡小有名气的医生。其父亲秉性温和，也是祖父思想的忠实继承者，晚年自号“安贫”，又自称“医匠”。朱既明从小刻苦奋发，锐意进取，以读书救国。1931年他在原籍读完初中。
1939年朱既明毕业后随上海医学院迁昆明，与卫生科的同事一起到离昆明不远的曲靖县开办“卫生实验区”作为学生实习的场所，同时在黄子方教授的领导下创办《中华健康杂志》。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农村卫生和杂志编辑工作。1940年他接触了一个病兵医院。该院约收容一二百名以抗日名义被抓来的壮丁，由于饥饿和虐待而病倒。他们躺在一个庙宇大殿的稻草里，衣衫褴褛，长满虱子，或骨瘦如柴，或浮肿溃烂，天井和厕所里横七竖八地倒卧着几个赤裸的尸体。他和同事们为病兵募捐了几百条毯子，送豆浆给他们改善营养，但不久发现毯子被官长收去，豆浆被勤务兵拿走。在事实教育下朱既明对国民党产生了极大的反感，但又看不到别的出路。于是萌生了不如学一门科学独善其身的想法。此时黄子方因胃癌病故，他通过老师应元岳的介绍，进入昆明汤飞凡主持的中央防疫处从事生物制品工作，并开始研究微生物学，直到1945年为止。
1951至1955年他任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主任技师、第二研究室主任兼检定科长。其间1951～1952年借调负责生物制品检定所建所工作。这虽然有违其从事科研的初衷，但他欣然承担。在这段时间内，他又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生物制品制造与检定规程》，举办了两期生物制品人员训练班。训练班课程中除生物制品和微生物学免疫学外，还安排了较多课时的生物化学和统计学，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创举。至今各生物制品所里相当一部分骨干是从这两期训练班出身的。
1955至1963年朱既明奉调到卫生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任副所长、兼病毒研究室主任。当时长春所是从日伪接管过来的单位，中层骨干大部是解放区招收的知识青年，工作热情很高，但文化技术水平较差。到1950年代中期，该所明显落后于其他生物制品所，迫切需要提高技术水平，改变生产面貌，建立科研基础，这任务比建立检定所更为艰巨。朱既明觉得自己义不容辞，知难而进。不但完成上述任务，在科研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他领导的科研工作，如甲2型流感病毒和伽玛抑制素的发现、小儿腺病毒肺炎的研究、高度减毒麻疹活疫苗的研制成功，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在工作中他培养了一批科技与生产管理干部，自己也积累了领导生产与同时抓科研的可贵经验。
1963年他奉调回京任中国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副所长；1981～1983年任病毒学研究所所长。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1984年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科技顾问。1985年，任《病毒学报》主编、卫生部药品审评委员会兼生物制品分委员会主任委员。1987～1998年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名誉所长。
1968至1984年他领导流感病毒变异的研究，先后发现甲3型和新甲1型流感病毒，并首次发现自然界大量存在甲型流感病毒的温度敏感的减毒株。1981～1988年参与领导乙型肝炎哺乳动物细胞基因工程疫苗研究。1984～1993年领导以痘苗病毒为载体的多价活疫苗研究。1997年被授予美国微生物学会名誉会员称号。
朱既明自1950年归国后，历次调任几个单位担任领导工作，担任这些职务虽有违他自己从事科研的初衷，但他面对任命均觉得自己是义不容辞而欣然接受，并以满腔热情投身于所负责的工作。1998年1月6日因患膀胱癌于北京逝世。
他多次获奖。1989年因哺乳动物细胞分泌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基因工程疫苗的研究和试用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一等奖。1991年因甲型流行性感冒病毒自然温度敏感株的发现以及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1993年乙型肝炎基因工程疫苗（哺乳动物细胞表达和痘苗表达）的研制和中试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3年因天坛痘苗病毒高效表达载体的研究及其在基因表达和基因工程活疫苗研制中的应用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996年获何利科技进步医学奖。1997年因天坛株痘苗病毒高效表达载体的研究及其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85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内科学院院士。
朱既明在昆明期间（1943至1945）从事青霉素的研制工作并获得成功，这是中国自制的第一个抗生素。1945年他考取庚子赔款留英，先后在剑桥大学病理系及伦敦公共卫生与热带病学院进修，1948年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间主要从事病毒血凝机制、酶与受体的研究。
1、中国第一个抗生素――青霉素的诞生
1929年Fleming发现青霉菌的产物能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生长，直到1939年牛津大学的Florey等才获得半提纯的青霉素。动物试验和临床观察证明其毒性很低，对一系列革兰氏阳性菌感染有很高疗效。1944年樊庆生从美国回到昆明血库工作，带回一箱培养瓶、一些试剂和资料，他主动提出与朱既明合作，并每周一天到位处西山的中央防疫处讨论工作。这时条件稍有改进，朱既明亲自动手安装了简陋的恒温室，提纯装置和自制的冷冻干燥机，比较了各种培养和提纯条件，一面奋战，一面对付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空袭和停电。几个月后终于试制出几批注射用的每支5万单位的棕黄色粉末青霉素，少量临床试用后证明肌内注射无不良反应，在多数病例中有明显疗效。当把制品送给牛津大学的Heatley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检定时，他们都表示惊奇。此后汤飞凡几次向重庆卫生署报告，请求扩大生产，但皆未得到支持。抗日战争胜利后汤飞凡回到北平，就在天坛防疫处建立起第一个抗生素研究室。中国著名的抗生素专家童村、马誉徽、张为申等都曾先后担任过该室主任。1950年代后期抗生素研究室改组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抗菌素研究所。直到1950年代初天坛抗生素研究室内还保存了昆明时期经朱既明制备的5万单位的青霉素。
2、近40年研究流感病毒
由于流感病毒不断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异，全世界流感疫苗的研究始终处于艰难的境地，不论是活疫苗或灭活疫苗都不能控制流行，而且需要随自然界病毒变异而不断更换毒种。朱既明从1953～1983年始终没有离开这一课题。1959 年在长春建立了灭活疫苗制备工艺。1960年代初期他提出了“鸡胚传代减毒法”，1970年代提出了“温度敏感株重组法”选育活疫苗毒种，都取得了部分成功，但后一项工作却导致了自然温度敏感株的发现。所谓“温度敏感株（简称温敏株）”是指只在39℃以下温度才能繁殖的病毒，以前只有人工诱变才能产生，其致病性弱于野病毒株，因此温敏株也是减毒株。1973年朱既明首先发现了一株甲3型流感病毒的自然温敏株并将它用于疫苗研究。1977年甲1型病毒重新出现后他和同事们发现了大量自然温敏株，用甲1型温敏株接种人体，证明它们确实是减毒株，这与“甲1型病毒在完全易感的儿童中也只引起部分人发病和引起大量隐性感染”的流行学观察完全符合。他们进一步追查1930～1970年代分离的甲1、甲2、甲3型流感病毒，也发现许多温敏株。他们还对几株甲1型和甲3型自然温敏株进行了基因缺损定位。这是首次证明自然界存在着毒力强弱不同的流感病毒，说明在自然界甲型流感病毒不但经常发生抗原变异，同时还经常发生毒力变异。这项结果后来得到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证实，对解释流感的临床和流行病学表现有重要意义，并有可能利用自然温敏株制备疫苗。温敏株的研究也使朱既明的工作进入遗传学领域。
3、研制成功高度减毒麻疹活疫苗
在1963年选育出反应低而抗体阳性率和抗体滴度都较高的高度减毒活疫苗毒种（长47）。后来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又在此基础上制成沪191毒种。这两个毒种自1966年投产后一直沿用至今。由于计划免疫的推广，麻疹发病率已从1963 年的125/10万降至1986年的50/10万，死亡率从1959年的39.7/10万降至1986年的0.08/10万。其后免疫持久性的研究证明，接种后的抗体滴度越高，免疫力也越持久。1966年卫生部组织成果评定时，朱既明又提出消除鸡胚细胞中带有的鸡白血病病毒的问题，并组织了病毒所与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协作，发展了检测技术，准备进一步建立无白血病鸡群。可惜这项计划被文化大革命时期打断而未能完成。这是中国麻疹活疫苗只能内销不能出口的一个主要原因，朱既明终生引为遗憾。
4、推动中国病毒学研究进入分子生物学时代
1978年他趁赴美开会之际有意识地考察了美国部分分子病毒学机构，并开始筹备独立的遗传研究室。1980年，他写了“病毒与重组DNA”一文，选定了基因工程作为发展分子病毒学的核心和突破口，这构成了1981～1983年期间朱既明任病毒所所长期间的业务指导思想之一。这篇文章中提出的两个研究方向――在哺乳动物细胞中表达外源基因和利用病毒作为基因工程载体，后来这成为病毒遗传室的两个研究主题。那时侯云德已开始研究在大肠杆菌中表达干扰素，朱既明一方面为了避免重复大肠杆菌工作，但更重要的是朱既明深信基因工程必将从细菌向高等生物发展，而且这样做也有利于将病毒学研究所在病毒学知识和细胞培养技术方面的专长结合起来。任贵方亦多年与朱既明在此项研究方面进行合作并尊之为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