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樵，男，1957年11月生，浙江嘉兴人。当代作家、画家、书法家。上海华师大中文系文艺学进修班结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省分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风景画研究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浙江分会。嘉兴市五届、七届政协常委、嘉兴市政协文教卫体委副主任、嘉兴市文联秘书长、浙江省开明画院画师、中国作家画院画师、嘉兴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嘉兴诗词楹联学会会长、嘉兴开明画院常务副院长、嘉兴市政协书画会理事、嘉兴市政协文史研究会理事，。
朱樵，男，1957年11月生，浙江嘉兴人。当代作家、画家、书法家。上海华师大中文系文艺学进修班结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省分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风景画研究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浙江分会。嘉兴市五届、七届政协常委、嘉兴市政协文教卫体委副主任、嘉兴市文联秘书长、浙江省开明画院画师、中国作家画院画师、嘉兴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嘉兴诗词楹联学会会长、嘉兴开明画院常务副院长、嘉兴市政协书画会理事、嘉兴市政协文史研究会理事，。
已在《钟山》《江南》《作家》等文学刊物发表小说《春季到来绿满窗》等作品近200万字，有10多部作品被各类选刊转载，其中小说三篇《平民百姓》在《上海文学》发表后被《新华文摘》多种刊物选载，获上海文学奖及浙江短篇小说奖，《绿豆糕矮子》发表后被《小说月报》转载，获浙江省社科类优秀作品二等奖，作品被翻译介绍到国外，并作为新时期主流小说进入《新时期短篇小说精选漫评》。出版小说集《平民百姓》，长篇小说《坐地日行八万里》《秀水综艺大观》，获首届嘉兴市文学艺术成果奖（烟雨文丛），被称为是浙江吴越文化小说代表作家之一。多篇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近年来主要有《朱樵散文随笔精选》等文学作品及大量中国画作品。
美术、书法创作中国画作品多次入选获奖并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浙江日报》和《美术》《中国画》等多种报刊发表，被上海电视台、国家艺术馆、八大山人纪念馆、张宗祥书画院、新加坡新视觉画廊等单位和个人收藏。书法作品多次入展和获奖，作品被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书画院等单位收藏。
朱樵小说《让我怎么开口》和鲁迅的《狂人日记》、茅盾的《儿子开会去了》、巴金的《化作泥土》、冰心的《远来的和尚》、老舍的《听来的故事》、杨朔的《荔枝蜜》、王蒙的《滚雪球》、汪曾祺的《陈小手》、贾平凹的《月迹》等一起编入《现代汉语进修教程--文学阅读》。
朱樵成名作平民百姓（三题）
菜农胡阿三
上午八点一过，他就从馆南桥那边过来，跳一副木桶，嘎吱――嘎吱。因为背有点驼，看上去就有些矮。下雨天，他头上多了一顶已不多见的竹笠，看上去就更矮了。
嘎吱――嘎吱，嘎吱――嘎吱。
馆子街的人都认得他，三岁小孩也认得，都叫他胡阿三。是不是他的原名？不知道。
六号里有个光头老五，是三轮车夫，儿子叫阿根子，顽皮得很。有一回，胡阿三去老五家，正在地上玩弹球的阿根子见了，冲口就是一声：胡阿三！老五正在旁边，拎起就是一记耳光。胡阿三四五十岁的人了，怎么就那么老三老四没得规矩？老五刚喝了点早酒，脖子通红。他拉着阿根子的耳朵，哗啦一下拖到胡阿三跟前，响着喉咙说：你叫！
老五没有松手，阿根子只好歪着脑袋，眼斜着胡阿三说：胡……胡……胡……
胡阿三站在那里很难受。他很想说：算了算了！但见老五这副认真的凶相，他没敢说，只是尴尴尬尬地嘿着嘴笑着。
老五见阿根子半天胡不出什么名堂，才忽然觉得，他自己也没弄明白该叫什么。胡叔叔？胡伯伯？还是老胡？都不像是胡阿三。
胡阿三自己也一定觉得不是！
他只是个菜农。
他的家离馆子街不远，挨着一条小河。河是死河，水通常是墨绿色的。没有石磅，只有一个石埠，在他家屋后。因为他经常要在那里洗粪桶，石缝里钻出来的草就绿得很粗壮，周围的水色也特别深。他家的周围没有别的人家，一方小竹园，其余都是菜地。春分一过，黄亮亮的一大片菜花，看了会使人想起许多往事。
独门独院，却不孤单。清晨有三四只雄鸡在轮流报晓，粗细分明，走得很远。馆子街靠南面有几家老太太，就是听了他家的鸡叫，才开出门去买豆腐的。
胡阿三上馆子街，是为了倒马桶。
馆子街很短，比一般的小弄堂宽些，有三十来户人家。都用马桶。因为附近没有厕所，也没有粪池，马桶就成了一件大事。
环卫所来这条街倒马桶的，大概是个不愿意露“面”的人。他总是来得很早，天还没亮，胡阿三家的鸡还没叫，他就拖着粪车┞┞±戳恕
这个声音真叫人提心吊胆！
不管天多冷，就是下着大雪，也得马上从热被窝里拔起身来，披件棉袄，抖着光溜溜的两条腿，把马桶端出去。也有隔夜把马桶端出去的，却更不方便。半夜里忍不住，也得披件棉袄坐到门口去，不光挨冻，还得怕路人看见。所以宁愿提心吊胆。
也有睡死的，错过了┞┞〉纳簟
也有不愿起来的，迷迷糊糊翻个身再睡。
好在还有个胡阿三。在自家门口留意着，他路过时叫一声便是。要不，就上三号、五号、六号和陈家大院去看看。这些院子里的马桶，一向都是胡阿三倒的。
胡阿三和那个拖粪车的就大不一样。他不起早，不叫喊，也不需要人家把马桶端在门口。他倒的那些马桶，什么样子，哪一家放在哪个地方，下面垫的是方砖还是长砖，他心里都清清楚楚。最让人方便的是，他来得较晚，总要敲过八点，才挑着两个半桶清水，上面漂着一个水勺，先去三号大院。一个院子一趟，一个上午总要来来回回四五趟。
这些人家对胡阿三也放心，去买菜或出门，钥匙放在什么地方（是猫洞里还是门檐上），都会悄悄告诉他。胡阿三也不顾忌，从猫洞里摸出钥匙，开进门去端出马桶，再放回猫洞。但他要看看旁边是否有外人，要是有，他就等那人走开后再行事。
有些人喜欢睡懒觉。星期天就更多。小夫妻俩还在被窝里暖洋洋，胡阿三就笃笃门。他听到里面咚咚咚地跑来拔门闩，并不马上进去，要等到再咚咚咚地篷一下，才进去。有时门没闩，他也笃笃门才进。床上的小夫妻中有一个会掀起头来看看。通常是女的，掀起头来时露出一个肩膀，大红的棉毛衫。看着胡阿三端出马桶，带上了门，她才放下那个大红的肩膀。
也会碰到马桶前的布帘挂着，下面露出一双白生生的脚。胡阿三就后退一两步，等着。布帘里的人也知道是胡阿三，从里面传出话来：快了快了。果真很快。往往是话未落音，布帘就哗啦一下撩开了，里面的人一面系着裤带，一面让出身来，也不觉得有什么尴尬。
尴尬的事只有一次。
陈家大奶奶的小儿子讨了房媳妇。新媳妇是个旧式美人，脸皮很薄，动不动就脸红，合家吃饭也不肯抬起头来，用筷子拨几粒饭，一小口一小口的。别的男人会走进他们的新房，她是万万想不到的。
那日，胡阿三去端马桶时，见门上有个双喜，就转过身先去倒另几只马桶。都倒完了，再去看看，那扇房门开了，他才进去。新娘子那时正坐在马桶上，布帘当然是挂着的。她听到脚步声，以为是丈夫，因为找不到卫生纸，便向外问：草纸在哪？看看房间里没有别人，胡阿三动动嘴想说，又觉得新娘子新来，不便开口。
新娘子在里面找急了，又问：在哪里呀！
这一急，胡阿三就说了出来：马桶后边。
他的声音有些暗粗，新娘子一听，就吓得呀――地叫了起来。
陈家大奶奶和她的小儿子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咚咚咚地冲了进来。胡阿三被这一尖叫吓得走了神，喏喏喏说都说不清楚。小丈夫忙去问小媳妇：他怎么啦？新娘子的声音抖了半天，才哭哭啼啼说明白：这个人跑到我们房间里来！陈家母子才恍然大悟，不由松了口气。陈家大奶奶有点抱歉地对胡阿三笑笑，说：没什么事――她不知道。
胡阿三倒陈家的马桶，总是刷得特别干净，末了还用布沿圈擦干，斜搁在朝阳的地方。他刷这些马桶时，大概有一个报恩的念头。
陈家原先是个大户人家，现在只剩下了一个破壳子，却人丁兴旺。陈家大奶奶（现在的户主）是个喜欢搞点施舍的人，一年里有几日素斋，还要搞一次放生（从菜场买几只乌龟或甲鱼放到河里去）。胡阿三初来时很穷，陈家当时也已败落，庭院里两缸名贵的垂蕊海棠也被人抬走了，但陈家大奶奶还是挤出十块大洋，接济胡阿三。
这十块大洋，就一直留在胡阿三心上。
每一种蔬菜上市，只要他胡阿三地里有，陈家的菜碗里就少不了。笋是刚冒尖尖的矮脚乌；黄瓜是带花带刺的小黄瓜；毛豆是粒粒粗壮的阔扁青；菠菜是叶嫩根红的大鹦鹉……这些都是从胡阿三手里过过的。老掉的，有虫斑的，留着自家吃。
他的六个孩子，就是吃着卖不掉的老菜长大的，而且个个结结实实。就是功课都不好。
他家的矮毛和我是同学。他和我同学时，已经留了两级，个头高出全班半个脑袋，功课却门门最差。老师对他无所谓，不批评，也不去家访。我和他同学四年（后来他去了省体校），只见老师去过一次，也不属于家访。
这天下午放学时，有几个高年级的学生，矮毛过去的同学，跟在矮毛后面。突然，一个领头大喊一声：胡阿三！
后面齐声跟上：倒――马――桶欧！
矮毛大概有点愤怒了，冲上去揪住领头的就撕打起来。他把那个学生打出了鼻血。
老师到他家也不多说。她把那个学生的头往后一扳，让胡阿三仔细看看那些鼻血。
见父亲满脸低三下四的样子，矮毛心里不服气，别着头说：他骂人！
老师有点不相信，就问：他骂你什么？
矮毛朝父亲看看，才说：他骂我胡阿三倒马桶！
胡阿三一听，光火了：这也叫骂人？胡阿三不倒马桶――你小棺材哪里来！
老师要走时，胡阿三拿起四把刚摘的豇豆，准备师生各人两把。那个学生朝老师看看，见老师没接，他也不拿。胡阿三很尴尬，像欠了他们什么，就拎着四把豇豆一直送到河边的小路上。他们当然还是不要。老师很严肃地对他说：把孩子管管好才是真的。
老师和那个学生沿着小路还没走出菜地，就突然听见胡阿三响着喉咙培ヒ簧硪豢矗⑷僮疟獾Ｔ诓说乩镒钒＠鲜Φ恍Γ妥碜吡恕Ｋ蟾啪醯茫庋难怯Ω贸约赶卤獾５摹
班里的同学，当然也看不起矮毛，都认为他笨得臭哄哄，而且品质差，有点贼骨头兮兮的。谁上课时打开铅笔盒，突然发现少了一支铅笔或一把小刀，就会转过头去看看矮毛，并且还一定会发现：矮毛的神色有点不大对头。
其实矮毛不笨。品质也好。十来岁的小孩，生活就完全自理，还能自食其力。他能种各种各样的蔬菜，能织各色各样的渔网。放假时，他就帮母亲卖菜。他母亲很瘦小，鼻泡上有个亮晶晶的耳环，走路很急。矮毛做帮手时，她就转回去再挑一担。母子俩对面对各一担。
母亲喊：菠菜，菠菜！
矮毛马上接上去：贱――卖――来！
有矮毛这样一群吃苦耐劳的孩子，胡阿三肩上的担子并不很沉。老大老二稍大些，他就用不着下地种菜了。除了去馆子街倒马桶，就在院子里修修农具，给猪棚里扔些菜叶皮。实在闲得慌，就去菜地看看。也没有什么不称心的地方，就是头发开始发白了。
后来，县城扩建，菜地成了马路。
都没有想到，反而胡阿三先住进新房子，先用上抽水马桶。特别是陈家的晚辈，总觉得有些后悔（莫名其妙的）：当初那块地不让给胡阿三，我们也都住新房子了，晓晓的工作也不用操心了。当然，这些话是不能上台上桌的。
迁到西区，胡阿三还是改不了种菜的习惯。那地方，楼房之间也有些空地，就是少些阳光。他朝阳择了一块，翻去了许多碎砖碎瓦，种上一架黄瓜，两畦毛豆。因为地少，精力多，地里就长得特别好。到了立夏边，他就拎着这两种时鲜（带花带刺的小黄瓜，粒粒粗壮的阔扁青），给陈家大奶奶送去。
胡阿三那天穿着一件蓝上装，陈家的人就觉得很异样，觉得胡阿三不像胡阿三了。都说他神气了，到底不一样。其实，上装是旧的，胡阿三过去也穿过，只是当时肩膀上还有一副粪桶。大家都围着胡阿三，很热闹，东一句西一句，还泡了茶让他坐下来慢慢说。
怕难为情的新媳妇，早已不怕难为情了。她一面翻起衣服奶着小毛头，一面对胡阿三说：现在倒马桶真是不便当，虽说有了个厕所，却要拎得老远老远。
胡阿三很老实相地笑笑。他今天很开心，但被招待得有些不自在。
90．4．12于吉杨新村
看轮船的老黄
父亲的那个同事叫老黄。
老黄孤身一人，终身未娶，也没有什么别的亲戚。他有一个奇特的爱好：晚上喜欢跑到秋泾桥上去看轮船，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秋泾桥在城外，是一座很高的古石桥，有石阶八十多级。年纪大一点的，到桥顶上总要坐下来，缓口气再下桥。因为掉了几块护栏的大石头，到了晚上黑里懵咚的，就很少有人去走。风又是很大，常常把老黄吹得感冒。第二天上班塞住了鼻子，他说是昨晚睡觉时没盖好被子。他很不愿意提到看轮船。别人偶尔提起，他总说：没去，好长时间没去了。为什么要跑到那种地方去看轮船？谁也弄不清楚。
老黄有时候会来我家走走（他从不去别的同事家）。他第一次来时，拎着两大包酥糖，是湖州震远同的。因为父亲不在，母亲又不认得他，他只好站在门口，进退两难的样子。母亲问他有没有什么事，他说没有没有，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又忽然记起了手中的酥糖，便有些不好意思地返身回来，把酥糖往我家桌上一放，对母亲说：我下次再来。
老黄再来时也不多说话，坐在那张饭桌旁腿一搁，和父亲说上几句便冷了场。于是母亲也插问几句，黄同志什么什么的，却还是要冷场。他大概是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父母也确实没什么话要和他说。他就这么轻轻地用手指敲着桌面，静静地看着父亲，要么是朝四周看看。除了夜里，这大概就是我家最寂静的时候了。就这么冷着场，他还常常坐得忘了时间。差不多每次都是突然发现了时间，喔唷一声，才回去的。母亲说：黄同志就在这里便饭吧？他就说家里还有好些剩菜。有时候正好碰上我们家菜好，母亲拖他留下，他立刻就紧张起来，不吃不吃地说着往门外逃。来了几次，我就发现他居然连茶也不喝一口。母亲泡茶过去，他就抬一下手，同时头往下一点，却没有去喝。谈话冷场时，母亲就会说：黄同志喝茶。他嗯了一声，动了动身子，好像要去拿茶杯，结果只是搁腿的姿势换了换。有时我放学回家，只要见方桌上有两大包酥糖和一杯很浓的冷茶，就知道是那个喜欢看船的老黄伯伯来过了。
有一段时间，父亲和老黄的关系闹得很僵。那时搞清理阶级队伍，人们怀疑老黄是美蒋特务。这个人不声不响的，又不结婚，又要在夜里跑到城外去看船，实在是太可疑了。特别是看了一部朝鲜电影，里面有个和老黄差不多的老狐狸，人们才恍然大悟：其实老黄并不愚蠢！他夜里跑到秋泾桥上去，说不定就是去发电报，或者是打暗号！于是老黄天天请罪交待，天天拿一把竹丝扫帚去扫厕所。为什么要跑到那个鬼地方去看轮船？他总不肯交待，有时含含糊糊说了些，也就跟没说一样。因为父亲平时和他有来往，所以也感到有些紧张。在家里时，父亲老埋怨老黄，说他怎么就不肯讲讲清楚！后来母亲就说：这个黄同志是个耿户头，你要劝劝他，老埋怨有什么用？这之后父亲就选了一个机会，见旁边没人，就对老黄说：这样下去总不是个事情，要讲讲清楚才是！不料老黄却给了个白眼，哗哗猛扫了两下地，转身就走。后来大家在揭发老黄时，父亲就不能再不揭发了。父亲说：他也知道老黄不是什么美蒋特务（父亲只怀疑他有什么别的事情），但既然他已经成了特务，也只得说一点他的“可疑迹象”。老黄从此就和父亲反目成仇，还在一次批斗大会上交待说父亲是他的上司，幸好别人没有相信。这事父亲一直都感到十分委屈，只要有人说起老黄，父亲就显得很激动，说：老黄这人，真是笨得比牛还笨！父亲私下还说：当时他只说了点“皮毛”，一个假揭发而已。因为是批斗大会，这种气氛下，父亲的喉咙当然比较响，而且还应该有点凶狠，但父亲只说：黄鹏从来不敢喝人家的茶，就是怕在杯子上留下指纹――黄鹏，你必须老实交待！这其实是小孩子的说法，可老黄却不这么想，他感到很愤怒。他事后对别人提起时，总是气得连气也接不上，用两根手指敲着另一只手掌：我老黄是生过黄胆肝炎的，所以才不喝他家的杯子。你想想看，世界上竟有这种人！我老黄这辈子千想万想，就是想不到身边也有个林彪――这个“四人帮”！至于他究竟为什么要跑到秋泾桥上去看轮船，当然还是说不清楚。
有一年，我弟弟因入了盗窃团伙，被关进去了。这件事我们全家都感到非常意外，因为弟弟平时很老实，而且还是车间的团支部委员。父母都很伤心，几个月连吃饭都没有心思，屋里冷冷清清的，像是死了什么老祖宗。可是老黄却好像是春天来到了，嘴里居然轻轻地哼起了“阿巴拉呜”，还摇头晃脑。老黄这么大年纪了，又从来不唱歌，突然地这么摇头晃脑哼起来，办公室里自然要冷不防“嗤”地笑出声来。父亲和老黄相互不开口，便没有出声。他没有看过《流浪者》，当然就不知道老黄哼“阿巴拉呜”的意义，所以也不觉得气愤。见父亲无动于衷，老黄就很耐不住，在一天下午点了题。
《流浪者》这部电影真杀渴！他对别人说，儿子是贼老子也是贼！
小李不知道他的弦外之音，纠正道：是老子做贼，儿子也是贼。
一样的！老黄总算是心满意足了，又“阿巴拉呜”地摇起头来。这回大家没忍住，格格格地大笑一通。父亲气得脸都发抖，又怕被别人看出来，就猛喝了一通茶。
父亲从不骂人，那天实在是太气了，就在晚饭时忍不住把筷子往桌上狠狠一拍，出口就是：“黄鹏这东西简直是条疯狗！”
老黄恢复工作后，和父亲面对面地坐了八年，虽然后来有了点缓和，却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这样一直僵到了退休的时候，因为两人是同时退休，又因双方心里都有和好的意愿，旁人一敲边鼓，就说开了。那天父亲回来时很激动，脸也有些发抖，一进门就对母亲说：陶琪，我和老黄叫开了！终算是叫开了！
父亲说是他先主动叫老黄的，结果老黄也说他对“人家”没什么意见，两人还当着许多人的面握了握手。大家还鼓了掌！父亲这么说时，我见母亲用手帕揉了下眼眶。她是能够想象父亲和老黄握手时的情形的。母亲放下手帕后笑了笑，又摇头叹了口气说：唉，也这么多年了！
陶琪，晚饭时父亲又说，你猜老黄和我握手时怎么说？他说下次一定要喝茶――真是耿耿于怀！
我们都很开心地笑了。
后来老黄就真的来了。
那天他没拎两大包酥糖，是一大柄香蕉，故意站在门口一声不响。父亲正在看报，光线忽然暗了，才抬头看见老黄，就忙放下报纸，一面去迎接，一面朝厨房里喊：陶琪，你看谁来了！母亲出来时手上还捏着几株芹菜，因为很久不见了，朝老黄笑笑时就有点不大自然。母亲说：黄同志你是好久没来了。老黄嘿嘿地笑笑，像要说点什么，但没有说出来。
母亲给他泡茶时，他还像过去那样一抬手，同时头往下一点，但这回他端起了茶杯。父亲见他把茶杯举在空中，以为是看茶叶，便告诉他是二级龙井。不料老黄居然也诡谲地笑笑（有点滑稽），说他是在看会不会留下指纹，弄得父亲很尴尬，却又只好顺着笑笑。和过去相比，简直是两个老黄。母亲说，黄同志你现在变得真会说话。老黄就很得意，腿搁了搁，点了支烟，说以前没什么好说，现在就不同了，光他老黄自己的就能说上一个星期。
父亲和老黄的来往，就这样又渐渐地多了起来，两人还经常去退休工人俱乐部下棋。父亲棋下得不怎么好，但和不会下棋的老黄下，父亲就能饶他车马炮，所以劲头很足，常去约老黄。老黄却不要父亲饶他棋，但父亲坚持要饶。父亲说，我不饶你车马炮，下棋还有什么意思？
八二年中旬，有个文件说，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并享受供给制的，应改为离职休养。父亲上了杠子，成了离休干部。老黄是学生意出身的，自然不是。离休干部多百分之五的工资，还有每月可购一条好烟的一大张烟票。父亲不会抽烟，就每月撕一张给老黄。父亲对老黄说：我打听过了，买烟的地方在勤俭路的“二副”内，那里有老干部的专柜。要是人家问起来，你就说我的名字，否则他们还以为你是哪里来的。香烟是老黄的性命，就连连道谢。但退休工人俱乐部，父亲是不再去了，老黄来约了好多次，他都推说身体不好，又说那个环境不幽静，太嘈杂，就在家里和老黄下棋。其实是父亲觉得自己已比退休工人高了一个档子，不愿意再去了。这样老黄又渐渐少来了，偶尔来拿拿烟票，母亲总要留他吃饭，他又踌躇，不吃他觉得不好意思，吃了他又觉得更不好意思。每次在我家吃了饭后，他总要捂捂肚子说太饱了，然后就出去“走走”，带些水果什么的回来，再坐上片刻才回去。
去年初冬的一天早晨，我在上班去的路上，看见了老黄。那时人流高峰刚过，街道竟有些冷落。他正从街心公园出来，一身紫红色球服，看上去很醒目。大概是刚练完什么功，他边走边做着舒展筋骨的动作。车骑近他时，我发现他转动的手臂忽然而止，好像还朝我点头一笑。怕上班来不及，我忙摆正脑袋，装成没看见他的样子。
不料，老黄居然跑步追了上来。
清晨可能有浓雾，老黄的头发和眉毛都有些潮湿。他一手搭在我的车把上，喘气笑笑，然后问我父亲现在怎么样？我说还是老样子，高血压和心血管硬化。我说得很快。我想说完大概是可以走了。老黄却站定了，像是很担心父亲的毛病，皱着眉心说要锻炼锻炼呵。他朝我伸过一个瘦刮刮的拳头，说：你看我，瘦是瘦了点，筋骨却好得很！
老黄告诉我他正在练杨氏太极，还摆了个架势让我用力推。我当然不能试。要不，人家以为我撞了老头还想打人。
他却不肯：你试试，没关系的！
没有别的办法，我敷衍地推了一下。
嗨，用力，你尽管用力推！
老黄脸色认真，鼓着腮，把胸脯挺得很硬。我朝两旁瞟了瞟，见已有路人注视我们。我忍着笑，只好又推了一下，认认真真的，以防万一。我还诚恳地说，真的一点都推不动，真功夫！老黄这才松了架势，吐出一口长气。
总以为老黄可以走了，可是他还是站着，眨眨眼睛好像还要想起点什么来说说。实在是上班来不及了，我被迫暗示他一下：看看表。
上班来不及了吧？他说，那你快走！
老黄没有糊涂，他还是明白的。我松了一大口气，即抱歉地朝他笑笑。上了车，正想扭回头来和他说声再见，却见他又微弓着背，跑了上来。他还挥着手说：你走你的，我们边跑边说。
街上的人都看着，一个小青年骑车让一个老头跑步跟着，实在是不好意思。骑了十来米路，又只得下车。老黄却不让，赶上来急急地又挥手：你走你的，我不碍事――我能跟上！
我还是停下来等他。他问我这次局里组织退休人员去北京，你父亲去不去。我说我好像听父亲说起过，但不知道他去不去。
你叫他去！他说，你就说老黄伯伯他也去！
老黄说“老黄伯伯”时，好像很自信。
直到第二天吃晚饭，我才突然记起了这件事，就对父亲说了。父亲听后很吃惊，那双正要挟菜的筷子在菜碗上空忽然而止，“唔――”地一声转过头来。他问：怎么，老黄他也去？
我点了点头，但父亲还是有点不大相信。不可能吧？父亲说，你真的听他说他也去？
母亲见父亲这副样子，就有点紧张起来。她以为老黄去父亲也要去，便问：你也想去？
父亲没有回答。他自言自语说：老黄他们退休人员怎么也会去呢？要么是我弄错了。
母亲还在按自己的逻辑思考：你的身体要紧！现在家里有电视机，什么风景看不到？
父亲这才说：我又不是这个意思。
去北京前，老黄自己来了一趟，坚持劝母亲放父亲去。母亲被劝得实在不好意思了，便说去不去由父亲自己作主。尽管母亲说时一脸笑容，但她松这个口，还是量定父亲不敢自作主张的。老黄当然是以为成功了，很开心的样子。
就这样定了！他对父亲说，这几天你就好好休息，报名的事就由我去办。
见老黄这副劲头，父亲只得开口问：听说这次旅游的钱是老干部局拨下来给离休干部的，你怎么会去？
“我自费呀！”老黄十分坦然地说。
老黄去了北京，却没能回来。他是在蹬长城的途中，忽然感到胸闷，便挥挥手让别人先走，自己就在台阶上坐了下来。
得到消息后，父亲吓得脸色苍白，整天坐在沙发上不敢动，母亲还给他量了三四次血压。母亲说亏得没去，要不也像黄同志那样回不来了。
父亲摇摇头，他好像很悲观，他叹着气说：还是老黄，开开心心的，什么都不多想，连自己有那么严重的心脏病都不知道。
1990．4．8．改于吉杨新村
杂工沈保金
沈保金是医院里的工人。
医院里的工人有两种。
一种称职工。比如：挂号室的挂号员，总务科里的跑腿，药房里的下手，食堂里的座堂。等等。这些人一般和干部编制的人没多大区别，也穿白大褂，架势足一点的，看上去比医生还要像医生。
另一种就叫“工人”，实际上是打杂工。病人翻胃，哗啦一下把地板喷脏了，坐在那里的医生就微微眉头一皱，对护士说：去叫个工人来！不一会儿，工人就拿着拖把和提桶来了，啃吱啃吱，一声不响，拖干净就走。除了扫地拖地板的，还有推着车在病区走廊里叫喊卖饭菜的，化验室里洗刷大小便瓶子的，洗衣服洗被单的，开刀房里抱病人的。等等。他们和医务人员的区别就很明显，穿白色或蓝色工人装，裤子很肥大。病人问路，就喊他们师傅，或者是老师傅，从来也不会弄错。
被叫做“工人”的人很杂，有临时工，有农民工，还有表现不好或派不来其它用场的在编工人。也有新工人，但时间都不长，有路的干两三个月，没路的也不会超过半年。
沈保金是被叫做“工人”的工人。他不穿工人装，也穿白大褂。不是什么别的原因，是他生得太高高大大了，工人装装不了他的身子。他当然也是在编的，而且表现一直都很好，他被叫做“工人”的工人，大概是属于派不来其它用场的那一种。不过，有许多人都不这样认为，都觉得沈保金是可以派其它用场的，他只是吃亏吃在长相上。
他的长相倒确实有点儿问题。他小时候大概得过一种叫“巨人症”的病，人大得有点不大正常，浑身好像发肿似的，特别是眼睛和嘴巴，肉鼓鼓的有点儿吓人。有人说他十三四岁时就已经是这么一个吓人的样子了。说这些话的人，都是当年在砖桥小学读过书的。他们经常看到沈保金挑着两桶米泔水，吱答吱答穿过砖桥街，往保忠埭拐进去。他们知道那里有个金黄的大草棚是他的家。
这些人还能记起当年的一首歌儿：
沈保金，大块头，
冬瓜身子南瓜头……
沈保金这些肥大的特征，使他的知名度就很大。他太好认了！时兴游行那几年，他是打大鼓的，腰扎红带（是整整的一条绸被面），站在三轮车上，咚，咚，咚，咚！劲头很足。人们在拥挤的观看人群中踮起脚，从茫茫人头上远远望见他，便突然激动起来：人民医院的来了！当然不是激动他的大鼓。人民医院有一个智取威虎山的造型，他只是这个造型的“报幕人”。
这么几年下来，县城里的人差不多都认得他了，街上看到他咕嚓咕嚓迎面过来，胆小的姑娘和有点迷信的妇人心里就慌兮兮：快走开点，这个人是人民医院拖死尸的！
他确实是拖死尸的。病人死了，他就把他（她）抱到担架车上，拖到太平间去。夏天天热，就再去拖两块冰来。他抱过许多死人。伤死的，血淋淋的肠子粘着泥尘，他不怕；传染病，家属都娇滴滴地用手帕捏住鼻子，他也不怕。他的双手从冷潮潮的死人腰里衬进去时，没有任何的想法。比如：会不会由此而传染到什么毛病？可他决不这么想。这是他的工作，天经地义的――他不干谁干？要是换个人去抱死尸，人们才会觉得异样。所以，他拖着担架车一出现在病区的走廊里，人们就立刻心头一拎：有人死了！病情严重一点的，还会想到自己，顿时就觉得很悲伤，往往会有气无力地长叹一口气，心里想：做人真是假的！
沈保金身体好，力气大，干这活并不觉得吃力，也从没染到过什么病，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吉利。――他拖着死尸时背后总有一片稀里哗啦的哭声。就是死人的家属对他有些反感。
有时候，他去得早了点，死人家属就对他很不礼貌，有的甚至还从他手里抢过担架车，用脚狠命一蹬，车就顺着走廊忒忒忒地滑去，然后咣当一声撞在墙壁上。碰上这种情况一般有这么两种：一是人已经死了，但家属心理上觉得还没死，见他拖着担架车来，认为他是来催丧的，心里就很恼火；另一种是家属以为死者本不应该死，是医院拖延了时间或没尽力治疗，使死者成了死者，就来得正好，一肚子的愤怒可以朝他泼去。当然，他不会计较，也不觉得什么委屈，看着担架车忒忒忒地咣当一声，他就不声不响地跑过去，把它拖到病区外面，划一根烟，耐耐心心地等着。他知道：天下最伤心的是死者的家属。
不过，死人的事并不是经常发生的。
沈保金有许多空闲的时候。他没有办公桌，没有一个固定的休息场所。这一点大家都没有想到：太平间不是一个活人休息的地方。不过，他也没有提出来，提出来领导肯定是会考虑的。他就经常拿着一只特大的搪瓷茶杯坐在传达室里。
他喜欢下棋，没有别的爱好，也不看书看报。他到传达室里就盯着老梁跟他下棋。当然不是象棋，是工兵挖地雷的那种军棋。医院的宿舍就在医院内，只要老梁值班，他星期天也去。老梁不值班，要是有对手（通常是一些中学生），他也去。夏天经常能看到他赤着膊，肉鼓鼓的，劲道很足地在传达室里下棋。碰上这种星期天的午饭，差不多每次都是他老婆来传达室喊的。他老婆生得不算难看，就是一条腿有点毛病。碰上棋没下完，她就说：你这人怎么连吃饭都要人喊！好像要发脾气了，但大家都知道，保金不响，她也就这么一句。
因为大家都知道沈保金力气很大，所以他下棋下到一半时常会被人差去，星期天也不管。
药房里进货人手不够：保金，快来帮我们搬点东西！
小护士一时找不到拖氧气瓶的工人，着急了：保金，你看见小陆没有？这个人怎么……人家急都急死了！
虽然没有指明差使他，他保金就会跟着小护士走。
临走，他对老梁说：你动了我是看得出来的。老梁就笑笑。老梁根本就不会去动它。老梁下这种军棋，一是不下不好意思，二是多动他保金几根香烟罢了。
还有一些别的事情也会想到沈保金。
分配住房，有人不愿意住底层，便去找领导讲理。本来就是抽签的，无所谓讲不讲理，但那人一定要换，讲了许多不是理由的理由，吵得领导脑子发胀。领导又不是神仙，他当然也没有办法。房子都分出去了，领导只好皱着眉头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一圈，两圈，三圈，四圈……突然，办法有了：这样吧，那就跟保金换一换，他好像抽到了四楼！
还有，年底食堂里分鱼，分着分着少了一条，不知是买的时候数错了，还是……？不过，不要紧，小事一桩，可以跟保金商量商量。
还有……
这些事他老婆自然有些不开心，但也没有办法，谁叫她嫁了这么一个丈夫！只是有几次弄得她下不了台，才给他闷上半天。
就说那次发鱼，他中午回去时很得意，让她下午去买些葱姜和黄酒。还说他去食堂看过，鱼很大，吃不完，让她打个电话通知女儿女婿一家门都来吃。结果女儿一家来了，他却抱了一棵大白菜回来，还是上街买的。不懂事的小外孙吊着嘴到隔壁去叫：我外公发了一棵大白菜！
保金真是个大好人！
他的人缘很好――他说话都大舌头，却人缘很好！别人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或是对谁有意见，领导面前不说，却都会对他说。他听了，就劝说几句。他是不大会说话的，他的劝词不是“算了算了”，就是“想开点”。有时他甚至还会替对方说话，但也同样简单，“他也有他的难处”之类。人家听了，当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只是他不会乱传话，所以下次人家还会找他说。
一些平时很胆小的小护士，也对他很亲热，到传达室里来，总是保金长保金短的，有时忘了，还会嘻嘻哈哈在他腰里捅上一小拳。她们并不因为他的肥肿的相貌和拖死尸的工作，而觉得他有半点的可怕。
拨指一算，沈保金在这个医院已经做了三十多年了。他的样子没变，好像还是那么一个，高高大大，肿扑扑的，走起路来咕嚓咕嚓。他还是经常在传达室里下棋。夏天赤膊，落棋劲大，胯下的肉一晃一晃。
他的力气想必还是很大！
前些天一场大雨，制剂室门口的阴沟堵了，水没得一塌糊涂。两个医大刚毕业的小青年想翻开阴沟盖通水，卷起裤脚划过去，一起弯着腰：一，二，三！
盖子没动，水吸住了。
隔着玻璃在看的王药师笑了笑，打开窗子说：你们还是去传达室叫一声保金――他只要一只手！
不，保金也老了，他的力气倒底不如从前那么大了。王药师看他翻阴沟盖时，不但用了两只手，而且脸也涨得通红通红。
90．4．29于吉杨新村
(原刊《上海文学》1990年第十期,《新华文摘》1991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