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轼（公元1133―1180年），字敬夫，号南轩，四川锦竹人，和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其父张浚曾任丞相，为抗金名将。张轼在长沙先创城南书院讲学，后主教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座落在湖南长沙优美的岳麓山下。北宋开宝六年（公元973年），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即长沙）太守，创办岳麓书院。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张轼主讲岳麓书院时，理学家朱熹自闽来湘，交流学术，成为岳麓书院历史上的盛事。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十八岁登进士，他在学术上的最突出的成就在于集理学之大成，他的《四书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进士必读之书和标准答案，爱国诗人辛弃疾对其学术成就钦佩不已，称道他说：“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
乾道三年八月，朱熹不远千里从福建崇安启程，至九月八日抵达长沙，访张南轩，讲学城南、岳麓，当时来岳麓书院听讲学的人很多，盛况空前,以至有“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开创了岳麓书院千年自由讲学的风气.朱张常乘舟横渡湘江，往返岳麓书院与妙高峰下城南书院,至今民间还留下“朱张渡”的历史佳话。
朱熹，张轼交谊甚深，不仅切嗟学术于讲堂，而且携游名山胜地，游岳麓山时，两人互有唱和，并相联咏。如有次在岳麓书院门前赫曦台上:
朱熹吟道：泛舟长沙渚，振衣湘山岑。
张轼和道：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
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
朱熹又云：寄言尘中客，莽莽谁能寻?
诗歌表达了他俩对宇宙世界的探询和对金兵南侵严峻现实的忧患。
为了再现“千年书院，朱张论道”这一盛景，我于戊子年特请江南刻铜后起之秀一品秋叶友, 精雕在岳麓书院会讲论道的朱熹、张轼两位大师，并仿北宋著名书法瘦金体细刻朱张于赫曦台上对唱吟诗之作。
张轼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湖湘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165年（乾道元年），他主教岳麓书院8年之久。岳麓书院在张主教之下，人才雅集，“一时从游之士，请业问难至千余人，弦诵之声洋溢于衡峰湘水”。
张轼虽是湖湘学派的代表，却是四川绵竹人。他字敬夫，一宇乐斋，号南轩，生于1133年，卒于1180年，终年48岁。张是南宋中兴名相张浚的长子。张虽生于西蜀，实长于南楚，8岁便随父离开放里，来到长沙。后定居长沙城南妙高峰处，张浚将其私家花园命名为“城南书院”。张浚曾在宋高宗、孝宗两朝供职。1135年（绍兴五年）任宰相，同年至潭州，与岳飞等共破杨么义军。后因力主抗金，遭到秦桧等排斥，长期被贬湖南永州等地。1161年（绍兴三十一年）春，朝廷旨召张浚在湖南路任便居住，张亦随父从永州贬所回到长沙。不久，他奉父之命，前往衡山文定书院拜胡宏为师，请教二程（程颢、程颐）之学。胡宏具有强烈的匡世扶艰精神。秦桧当政时，不愿与秦桧同流合污，在潭州经营碧泉、文定两书院达20余年，潜心问学，一身傲骨，堪称“凛风大雪中昂然挺立的雪松”。张从师胡宏不久即作《希颜录》。这是他的立志之作，文中以颜子自期，立志要作颜子那样的圣人。胡宏对学生之作详加批改，一方面称赞张“稽考之勤”，另一方面指出“先贤之语，取舍大是难事”，勉其“于未精当中求精当”。张经名师指点，学业大进，后来成为与朱熹、吕祖谦齐名的大理学家。他对宇宙的构成、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发生变化，特别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如何组织一个和谐而理想的社会，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南宋理学阵营中最具特色的湖湘学派，开创者是胡宏，确定湖湘学派地位并称之为“湖湘学最盛”的则是张。
南宋重建岳麓书院的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对张十分器重，曾多次举荐张，直到病危时还上奏推荐，认为“张学问醇正，可以拾遗补阙，愿亟召用之”，因而委张以岳麓书院主教的重任。而学成后归潭，正在城南居家授徒的张也对刘珙重修岳麓书院极为称赞，并率士子前往观看，因“爱其山川之秀，栋宇之安，徘徊不忍去，以为会友讲习，诚莫此地宜也”。故欣然接受了主教岳麓的任务。从此教育便成为张一生中最主要的活动。张一生中虽有近10年的官宦生涯，但他总是把教育作为他政事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办学过程中，他撰写了大量的文稿，对教育的目的、原则和方法以及学习态度等都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完整主张，成为他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他的理学思想一样，张的教育思想也有自己的特色和地位。
张轼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办学指导思想方面，主张以“成就人材，以传道济民”为方针。他在《岳麓书院记》中指出：“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这既是张为岳麓书院制定的办学方针，又是他最根本的教育思想。自隋唐立科举取士制度以后，学校便成了科举的附庸，办学也就是为了科举取士。两宋官学的弊端正表现在士子们“争驰功利之末”，以“异端空虚之说”为是，而以“事天保民之心”为非。张的上述主张便是针对这种弊端而提出来的。其一，他明确提出办学不是为了科举，不能“为决科利禄计”；其二，提出“亦岂使子习为言语之辞之工”，意即反对学校以缀辑文辞为教，而应注重学生的操行培养；其三，提出办学的根本目的是“传道济民”，学校要为社会培养经国济世的人才。
第二，在教学程序方面，主张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张在《邵州复旧学记》中精炼地对教学程序进行了概括。即：对学生首先灌输“小学”、“六艺”的教育，通过“洒扫应对”之类的日常锻炼，履行弟子职责，“习乎六艺之节”，参与各种儒家祭祀和实践活动；再加以“弦歌诵读”，使学生学习达到高级阶段；然后再研修深造，进入《大学》所指的格物致知阶段。这套教学程序实际上已大大超出了知识教育的范围，而把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也囊括进去了。重视学生的品德培养是张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在教学内容方面，强调以儒家经典为教学的基本教材。张为岳麓书院亲自编写了教材《孟子说》，他在其序中说：“学者潜心孔孟，必求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明义利之辨”。在中国封建社会，培养人才有赖于儒学，儒学的振兴则依赖于人才的培养，二者互为依托，缺一不可。张把官场腐败归咎于儒术不兴，所以他一方面批评“今日大患，不悦儒学”，另一方面大倡孔孟之道，训导诸生“先于明义利之辨”。
第四，在教学具体方法上，主张循序渐进、学思并进和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张认为学习必须循序渐进，即所谓“学者之于道，其为有渐，其进有序。”他又说《中庸》论诚之道，其目的有五：学、问、思、辨、行，而五者皆贵于弗措。“弗措”就是要循序渐进，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在学与思的关系上，张主张“学恩并进”，而不能偏废任何一方。他说：“然徒学而不能思，则无所发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究其理之所以然也；然思而不务学，则无可据之地，危殆不安也，二者不可两进也。学而思则德益崇，思而学则业益广。盖其所学，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学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内外进矣。”这种“学思并进”的思想显然与陆九渊的“只思不学”是绝然相反的。张还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张虽极力推崇儒术，但不主张囫囵吞枣、盲目追从。他说：“所谓观书，虚心平气以徐观义理之在。如其可取，虽庸人之言有所不废；如其可疑，虽或传以圣贤之言，亦须更加审择。”
第五，在知与行的关系方面，主张“知行并发”。张认为知和行二者的结合是教学必须贯彻的重要原则和方法。他在《论语解·序》中指出：“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盖致知以达其行，而行精其知”，知行属于同一个认识过程，二者相即不离，行必须以知 为指导，而知有损行而深化，知可促进行，行亦可促进知。张的这种知行观显然要比朱熹的“知先后行”论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高明得多，同时也成为明清之际王夫之进一步提出“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知行观的理论先导。张的知行观反映在教学上是主张学为了实用，他最反对“循名亡实之病”，批评那种“汲汲求所谓知，而于躬行则忽焉”的学风。
在张轼的影响下，湖湘弟子把重视“经济之学”作为“践履”的重要标准。张在岳麓培养了一大批弟子，成为湖湘学派的中坚力量。李肖聃《湘学略》说：“南轩进学于岳麓，传道于二江（静江和江陵），湘蜀门徒之盛，一时无两”。《宋元学案》中介绍南轩门人及再传弟子，成器者达数十人。其中有“开禧北伐”功臣吴猎、赵方，官至吏部侍郎的“忠鲠之臣”彭龟年，组织抗金、“锐志当世”的游九言、游九功兄弟，善于理财，整顿“交子”（纸币）卓有成效的陈琦，“光于世学”的理学家张忠恕等。他们都是张主教岳麓时的学生，被称之为“岳麓巨子”，他们真正践履了张拭的“传道济民”的理想，其学术和政治活动使湖湖学派更加流光溢彩。
黄宗羲曾评价张的思想是“见识高，践履又实。”正是这种思想，对后世学风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明清到近代，长沙及整个湖南地区在湖湘学派教育背景下，产生了一代又一代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这是一个令人惊叹而又深思的历史现象。
《立春偶成》
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