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演员,第一位刘少奇特型演员,一九六六年，在那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贴出后，刘少奇同志便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位蒙受不自之冤的领导人恐怕连自己都不会想到，他从这一刻起事实上命运之星已经陨落，从他的政治生命的结束到量曩实际生命的结束，他还将走过一段多么可怕而又悲惨的路程。更叫人荒唐得不敢相信的是有些与他相貌近似的人，也变成了被指责的对象。
蒙冤被打张汉钧因为有着酷似刘少奇同志相貌的人。这一天他来到了地安门的大石桥边，被一群“红卫兵”发现了。
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靴打倒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随着第一个“红卫兵”的呼喊，他立即陷落在一群年轻人的包围之中，口号声和拳头如炸山崩发的乱石，劈头盖脸向他砸来。
一个戴着“三司“袖章的“造反派”，上前一把扭住了他的胳膊，叫他抬不起头来，其他“红卫兵”连喊带啐，押着他游街示众。
“别误会，我......我不是”他辩解着，但他的声音，在嘈杂的叫嚷里显得十分微弱。
“你敢说不是？我们要把你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回答他的辩解的是落在他身上更多的拳头。
他踉踉跄跄回到家里，头发蓬乱、衣衫不整。
老伴心疼地说，“你快把白头发染染吧，这日子还长着呢““白头发是自然长的，人的长相也变不了，难道这也有罪？不染！”然而，他不可能老憋在家里不出去。他接受了这次教训，以后每次外出，只好戴上个大口罩、扣上顶草帽、破帽遮颜过闹市。
他这时四十四岁，在中国歌舞团当乐手。因为党委被甥开了，庙拆人散，他只好失业了。失业而又不敢轻易到街上去“亮相”，他只得“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这种生活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
歌舞团重建队伍，恢复演出，他当了演出干事，这是个经常外出和各单位联系工作的差事，他再也不用为自己的相貌发愁了。
但他能为自己的相貌感到自豪，那也纯出予偶然。
一九七九年，他有一次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去联系工作，被导演严寄洲发现，严导演把他拉到一边，问了他一些情况，拍着他的肩说：“老张，等少奇同志平反以后，请你来拍电影吧！”
雨打地皮湿，风吹地皮干，他以为是一句玩笑话，并不放在心上。谁知不久，八一厂真的找上门来了。
一九八年，八一厂开始拍《风雨下钟山》，副导演里坡首先提出来，“我只推荐一个人，中国歌舞团的张汉钧可以演刘少奇。”导演袁先立即赞同：“嗯，我第一次见他，就觉得说话、表情全象。”
他因祸得福，和少奇同志的命运一样。但少奇同志已被折磨死去了，他还活着。他这个活着的人十分同情死者，早有心为他做点什么。这次他如愿了。
虽然在《风雨下钟山》里，少奇同志只有七、八个镜头，他却为此花费了七√＼十个日日夜夜，翻资料、看照片，苦心琢磨，一个表情，一句台词，都要推敲考虑七八十遍。
“打过长江去，我们准备了一百几十个师。”周恩来同志在发言。
“只要有一部分占了滩头阵地，就好办了。”这是少奇同志，也是他在说话。
“上海可不能打烂呀！”这是朱老总在发言。
“上海是我们的精华所在。”少奇同志在精辟地指出，而说这句话的张汉钧，心里也一动。他运用了大量的感情、犬量的潜台词，保证了这句话的分量。这种感情不是虚假，而是真诚的。
上海解放前，他正在这个“大世界”的一家制革厂里当店员。解放上海不几天，他专门跑到虹桥一位同事家去问道：“解放军打了没有？”
“一点儿也没打，拆房子、乱放火，都是国民党军队干的。解放军借了我一把锨，用完就还了。”
他的感情来自他的经历，“幸亏少奇同志指示，朱老总决定得好，要真把上海打烂，我就没今天了。”
来到《中国革命之歌》剧组时，他已经六十二岁，是演员年龄中最大的一个，但他作起动作来，比年纪轻的同志都认真。“我不努力不行，我演戏是半路出家。”
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前广场上的这场戏中，观众可以感觉到少奇同志是在同毛泽东同志交谈着，却全然听不到声音。但张汉钧心里有声音，他为自己寻找到了一些“潜台词”，他的那几个简单的动作，就建立在这些“潜台词”之上。
一上场，毛主席在头里鼓掌，刘少奇在后面鼓掌――张汉钧用“潜台词”在感慨：这真是普天同庆啊！
看到群众跑驴，少奇同志向主席点头称赞--张汉钧的“潜台词”在说：这是民间艺术，是由两个人表演的呀！自然而然地，他伸出了两个手指头。
他在扮演中总结出少奇同志的几个特点：背手驹动作比较多，有深思熟虑的政治家的风度；有时手叉着放在胸前，非常谦和，平易近人；在“七大”会议上讲话，左手叉腰，右手前挥，有一种叱咤风云的号召力。
张汉钧有五个儿女，还有了孙子孙女，他当上老祖父了。但他感到越活越年轻，“我唯一的希望，是在有生之年演好刘主席，如果能在这方面作出点成绩，这是我最大的光荣和幸福。”
他还把满堂儿孙招到他身边，向他们预先发布了自己的遗言，虽然他身体的机件还没有出现过致命的障碍。“我死了以后，不要举行任何仪式，连骨灰也不要。只要你们能够记住，你们的父亲、祖父曾经扮演过刘主席，我就含笑九泉了。”
其实用不着交代，不只是他的儿女，连人民群众也会记得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