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卓夫（1893-1969） 字先敬，湘潭县歇马乡沿江村红米冲人，少家贫，受宗族资助，读私塾10年。民国3年（1914），师事湘乡名医易弗亥，熟读《伤寒论》、《金匮要略》诸经典医籍，临床实践，每诊多验。学成，回乡行医，自撰一联作座右铭：“常将人病如己病，救得他生是我生”。临床辨证，心细胆大，常言：“病到危时须胆壮，壮胆之中要小心”。立法主温补，护阳气。他认为“人生难得者是阳，易失者亦阳。阳来则生，阳去则死”。施方喜用附子，有“朱附子”之称。处方宗验方，对时方亦择善而从，常化裁古方，独出新意。民国18年，参加县中医师考试，获第一名。湘乡、长沙、新化等地求医者不绝，常外出行医。妻、媳患急症，朱远从外地行医，未能及时返回，致耽误治疗而死。当地民众叹说：“一生救人命，婆媳却无医”。1957年，任湘潭市中医院业务院长，次年获省名老中医称号。1959年，受聘为省中医药所特约研究员。被选为市第一至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市人大常务委员，市政协常务委员。多次被评为省、地、市先进工作者。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累遭批斗，身体受到摧残。尽管如此，仍抱病拄棍为人治病。一次，某病危，亲属恳切求医，他让人背负作最后一次出诊。1969年去世。1979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邓某，湘乡人，离朱家有三十余里之遥，夜半迎诊，谓其子腹痛，腹泻，日夜无度，食不能入口已两星期。近地诸医皆束手，有奄奄待毙之势，请朱氏星夜临诊，及至其家，见其大小潸然，均以此子不可救药。诊其脉六部沉细而数，但按之有力，冷汗淋漓如雨，四肢逆冷如冰，声音低小，腹痛剧烈，按之更甚，泻后痛减。溯其病之由来，因元宵日食粉团后，遂尔痛泻交加。朱氏沉思良久，非导滞推荡不可，而其脉之沉细、四肢逆冷、汗出如雨，非补中扶阳，莫能奏效。遂以见证论治，拟用附子理中汤合大承气汤治之（人参二钱、野白术五钱、干姜三钱、附片六钱、大黄五钱、厚朴三钱、枳实二钱、芒硝三钱、炙甘草三钱），晨饭后服完一帖，大便连泻两次，于是痛遂减少，汗亦旋止，继用附子理中汤加香砂少许，诸症霍然。
朱氏平生最喜用附子，也最善用附子。他认为凡见症有面苍、汗出、溲清、舌淡，即可放胆使用。戴阳之面赤如妆，虚阳上浮之舌红少津，阳虚之吐血，过用寒凉使实热化为虚寒之麻疹，脾阳不运胃津之消渴等等阴阳疑似之证，在辨证准确之后，也当机立断，重用附子。如遇真阳衰竭，脱症蜂起，奄奄一息，顷刻待毙之际，附子不仅重用60g以上，且常用生附子直追残阳，挽回生机。大吐大泻，阳随阴脱，用大剂量附子理中汤加木瓜；朝食暮吐，反胃重症，用生附子炭剂，乘热投入姜汁研末蜜丸作根治法；肾阳虚水湿内停之水肿，水气上泛之眩晕，水泛为痰之咳喘，均用大剂真武汤加味；肾虚水肿，经久不愈之慢性肾炎用济生肾气丸；消渴引饮，饮一溲二之下消用肾气丸加乌梅、花粉等，都是以附子为主药而重用。但在上热下寒、从阳引阴、引火归元的辨治中，附子用量则较轻微。误表戴阳之伤寒坏症，面赤身热烦渴，大便反泻，舌苔两边白润舌中红燥，乃上热下寒，用益元汤，扶阳滋阴并用，附子用量中等。阳气不得入于阴致阴虚失眠盗汗，用附子以为补阴响导从阳引阴，每用二加龙骨汤加枣仁、浮小麦；阴虚于下，虚阳上浮的虚火喉症，用李纪方镇阴煎；肾不纳气，虚阳上浮的气喘，用《冯氏锦囊》全真一气汤，以附子与淮牛膝配伍引火归元，则附子用量又极轻微。
著有《临证心得》，《朱卓夫医案52例》载《湖南省老中医医案选》，生平事迹载入《新中国名人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