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获哲学学士学位。曾在昆明师范学校（现昆明学院）任教5年并获云南省教委嘉奖,。出于对人的自由和生命权利的尊重，自1999年辞去公职进入律师行业以来，就职于云南知名律师事务所，即始终执著于刑事辩护，矢志不渝，尤其长于庭审及重大案件的法理分析。
张培鸿律师在中国刑法学研究会1999年年会上以《辩护何罪》一文首次明确提出废除刑法第306条的建议；2003年10月，同翟建律师一道，以《证明还是反驳》一文首次明确提出辩护人的责任应当是反驳责任而不是证明责任。
张培鸿曾是一名普通师范学校的政教教师，通过自学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拿到律师执照当天就上庭辩护，之后凭借一篇耳目一新的论文，从昆明一家律师事务所受聘到翟建律师事务所。2008年4月当选第三届“上海市优秀青年律师”，2009年9月以著名“力拓案”4名辩护律师之一的身份引起业界广泛关注。
张培鸿律师是专业的刑事辩护律师，执业以来一直从事与刑事辩护和刑事法律相关的办案和研究工作。从业八年来共办理了近300件的各类刑事案件，受到当事人的普遍认可，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张律师就自己的职业情况指出，刑事辩护律师本职工作就是代表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与代表国家的公诉机关抗辩，为代理人争取合法权益，据此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通过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辩护，能够促进侦查、起诉及审判机关严格依法办案，查明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及社会整体利益。
2010年11月2日，张培鸿和他的助理站在乐清市看守所门口，等待看守所下午上班开门会见。他们说起了2010年办理的大约20件案子，发现大部分都输了，当然也赢过一些，细想又觉得反而是不该赢的赢了。看着肮脏的玻璃中映出的日渐斑白的两鬓，觉得自己应该息一息了。 眼下的辩护就是这样，随着办理的案件越来越多，反而越来越丧失了对案件进行评估和把握的能力。几千万的案子，当事人莫名其妙地出来了，几万元的案子，又被拖拖拉拉地关上数年。越是所谓的资深，就越是没有成就感。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有时候案子输了，法官还会专门打个电话，一是表示对律师辩护的赞赏，二是对他无力回天表达无奈。所谓的成就感，只剩下诸如此类的暗中赞叹，情何以堪？
十年前，刚出道做律师不久，身无长物，志大才疏。但偏生就有一股毫无来由的自信，信手指着斑驳的陋室里一张发黄的地图对朋友说：“我以后带你去那里”。现在，这个朋友已经嫁给他十年，该是履行承诺的时候了。于是决定上任鹅城，不，费城。 幸有热心人牵线，宾大发了邀请函。
位于费城的宾西法尼亚大学，是常春藤盟校之一，梁思成、贝聿铭、洪博培都是毕业于这所学校。其最著名的三所学院，分别是沃顿商学院、医学院和法学院。法学院学费每年约为7到8万美元，考虑到美国正处于经济危机，不能给他学费豁免，但他作为访问学者，又不攻读学位，于是他们决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收取十分之一的费用。考虑到他的英语能力有限，法学院安排了能说中文的中国法专家雅克-迪莱尔教授和费城著名辩护律师、宪法学教授大卫-鲁多夫斯基作为他的Sponsor，这些都是比较吸引人的安排，于是定下来在三月上旬启程。
他一直在说，美国的刑事辩护对于中国，犹如屠龙术，空有浑身的本领，却找不到龙杀。但是在美国，不但处处是龙，屠龙的技艺也是规范而精密。他来这里，就当观看美国大片，自己拍不出来，却不妨碍自己去欣赏。 这时分别发生了上海大火案和浙江村长案。考虑到类似案件速战速决的惯例，他觉得应该可以在三月份前了结（尤其是村长案，就从未想过王立权会被批捕，所以只办理了侦查阶段的手续），于是答应了为电焊工吴国略和村民王立权提供法律援助。 怎料，自己的经验又一次碰壁，不但王立权被批了捕，吴国略的案子也是遥遥无期。好在朋友张雪忠教授和斯伟江律师急他所急，愿意承揽他未尽的工作，两人都不算是专业的辩护律师，但是这种案子，本身就是单凭常识即可判断的事情，需要的不过是勇气和逻辑，恰恰在这两个方面，他们都可算是自己的老师。一年后回来，该怎样再怎样。
一个刑事辩护律师的困惑：
作为一名专业的刑事辩护律师，经常会在实践中面临一些从策略到技巧等方面的疑问。大致说来，除了个别的腐败派律师，好的辩护在现实中越来越呈现出两种逐渐清晰的派别，那就是技术派和艺术派。
艺术派与技术派的概念，最早由媒体人沈亚川先生于2008年提出。当时他有感于一些律师的辩护方式颇似行为艺术，每一步操作都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传播，媒体则紧紧跟随，甚至亦步亦趋。他们试图给有关部门施加压力，从而帮助赢得案件的最终胜诉或者得到其他较好结果。这一类风格被归为艺术派。
另外一些知名律师的辩护，则多注重在技术和细节方面提出质疑，将辩护主要看成是一种阳春白雪的职业。他们会在法庭上喋喋不休地讨论证据、事实，熟练地使用晦涩的术语解释简单的问题，不擅长甚至不屑于向媒体解释，不愿意变成公众关注的焦点。这一类风格则是典型的技术派。
随着办理的案件越来越多，我却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司法环境的影响致使两种辩护方式都有走入困境的趋势，尤其是在所谓大要案及某些敏感案件的代理过程中。先从最近承办的两起案件说起。
某地一个副市长涉嫌受贿的案子，接受委托的时候，已经快开庭了。我去见当事人，他向我展示了自己遭到严重刑讯逼供的状况，包括身上的伤痕和描述的细节，这些东西是编不出来的。完了他跟我说：“张律师，我就是现在给你讲一讲，开庭时不要提这个。”我问他，为什么不提？因为根据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一开庭法官就会问有没有受过刑讯逼供的问题。他说：“我也是老政法了，我知道讲这个没用的，而且他们和我讲过，只要在法庭上不提这个事，我的刑期会很轻，缓刑都有可能。”
这对我来讲是非常纠结的事情。坦率地说，我不相信类似承诺。但是因为他的坚持，出于尊重当事人的考虑，我把庭审的重点放在数额和情节方面，为他作了罪轻辩护。最终，他被判处11年徒刑。也就是说，对方拿到了你当庭认罪的信息，你又帮对方解决了非法办案这样一个很大的顾虑，它就干脆作出一个毫无顾忌的判决。这显然是技术派辩护失败的一个例证。
与此不同的是另一件上诉案，虽然只是一个小案子，但是因为我觉得一审判决很荒唐，所以接手了二审。案子是这样的：两个人做生意时产生了纠纷，其中一个用西瓜刀砍另一个人的车，另一个则开车撞了他(砍和撞的先后顺序有争议，无明确证据)，被撞的人轻伤。侦查一直按故意伤害的脉络进行，起诉和判决却改为故意杀人罪，最终判了五年徒刑。
故意伤害还是故意杀人是二审辩护的重点。在大约半小时的辩论中，几乎都是我在慷慨陈词，从事实、证据到逻辑的不同角度分析，为什么故意杀人的判决从法理上讲不对，从犯罪构成上讲不对，从判例上说也不对。出庭履行职务的检察员根本无法反驳，法庭辩论成了我一个人的舞台。但我在庭后仍然和当事人家属说，案子很可能会维持原判。为什么？因为刑事辩护已经被边缘化，随便你说什么，反正没用。
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家属就只好给法官打电话说：这个案子如果你们维持原判，我就在你们法院门口自杀。本来，类似的威胁法官听得多了，他不会怕。但是可能法官去问了一下一审法院，得知这个人确实曾经在一审宣判时割过脉。就这样，没过半个小时，法官打电话问：“张律师，这个案子你们能接受的底线是什么？”
办理的案子越多，越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辩护，该怎么样当好律师。是艺术派那种？――比方说，一接案子就发微博，在第一时间跟媒体和舆论互动，因为这时候最容易形成气场，警方不可能跟你一对一地辩论，虚实有度全是你在把握，很容易制造新闻事件，给有关部门造成非常大的压力。一旦民众的情绪被激发出来，就构成一种力量。当对手妥协时，你的当事人就可能得到一个相对较好而成本又低的结果。
当然也不尽然，假如有关方面一开始就执意要摆平你的案子，激进的方式甚至可能带来更加糟糕的后果，当事人被判得更重。到最后，互联网上只记住了律师，没记住当事人。
到底该怎么办？是不是一个案子可以让艺术派风格的律师先上，不行了再换技术派风格的律师？技术派律师的优势是帮助当事人同有关部门讨价还价，先替对方着想，再谋求从轻发落的机会。但是大家知道，律师都是一些有独立个性的个体，而且对一个案子的总结又只能在结束之后进行，在案子进行过程中，事情究竟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演变，殊难预料。所以，上面的设想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
真正的困惑在于，无论艺术派的辩护还是技术派的辩护，其实都与事实和证据没有直接关系，更对促进法治无益。在一个案子判与不判、判重判轻主要取决于领导批示而不是证据和法律的时代，技术派和艺术派都不过是扭曲环境之下的奇技淫巧。律师这个职业的基本准则在哪里？职业伦理是什么？刑事辩护有没有规律性？诸种问题非常令人困惑。
我的结论是，在中国做刑事辩护律师，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时期，由于缺乏基本的准则和规律，我们只能在个案当中，一方面争取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另一方面争取维护法律残存的颜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