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参加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
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192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
1925年回国历任教育部国际出版物交换局局长、高等教育处处长，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等教授职位。
1929年8月应聘来清华任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1932年6月，张奚若在清华大学毕业典礼上代表教授会向学生致辞，提出三点意见：“奋斗、续学、耐劳”。
1936年11月，他在《独立评论》发表《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一文，直接触怒当时北平最有权势的人物宋哲元，导致停刊数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奚若亦随校西迁，并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
抗日期间，参加民主活动，抨击国民党独裁。
1941年3月1日，张奚若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发言，尖锐抨击国民党政府当局的腐败和独裁统治，蒋对此极为恼火。但他未予置理，发言后便愤然离去。后来，国民参政会还给他寄发开会通知和往返路费，他当即回电：“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未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1946年，张奚若受邀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演讲，他猛烈抨击反动当局说：“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
1947年，《清华周刊》请张奚若为36周年校庆题词，他挥笔写就：“学问要往大处着眼，不然就是精深也是雕虫小技。”
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第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1949年6月21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上，当讨论到新中国国名时，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奚若先生提出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名的建议。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采纳了张奚若先生提出的新中国国名，并将这一名称写进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1949年-1973年，他还一直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在推动中法、中日建交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1952年9月，张奚若继马叙伦之后出任新中国的第二任教育部部长，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多有建树。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公民教育、劳动教育，完善课程和学制，推广普通话，制订《小学生守则》等。1954年9月，他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此后还连续当选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7年5月1日，在整风运动中，他对毛泽东提出了评价：“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7月1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座谈，帮助整风。张奚若在会上分析了党在工作中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根源。
1958年1月28日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曾引用他的说法，虽然不满意，又认为“张奚若是个好人”。
1973年7月18日卒于北京。张奚若终其一生，始终以全体人民的福利为中心目标，保持仗义执言、坦诚耿直的作风，合志士与学者于一身，往大处着眼做学问，为社会服务做事业。
张奚若认为，做学问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应该鼓励钻研、容忍失败，必须反对急功近利的做法。他提出：“治学是要投资的，给一批人时间，叫他们去研究，即便这批人中间可能只有少数能真正有所贡献。”他对教书的要求十分严谨，因此他的课有个特点：“好上不好下”。课上，他对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有褒有贬，讲课的声音也随之时而高亢、时而低沉；但下课之后，学生必须按照他的要求阅读参考书，这是一项繁重的作业。因为他不主张多读教科书，而特别注重阅读思想家的原著，如柏拉图的《共和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都是必读的。
张奚若是不轻易写作的，留下来的著作不多，但发表的 《社约论考》、《主权论》、《卢梭与人权》、《自然法则之演进》等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法学家王铁崖回忆1931年读张奚若《法国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一文时的感受说，“那真是一篇罕见的好文章”，即使时隔几十年之后，其价值仍然十分珍贵。
一次，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四校联合举办时事讲演会，由张奚若主讲。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面对六七千名听众，他对国民党展开了猛烈抨击。讲演一开始，他就说：“现在中国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张奚若接着说：“在报纸上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名词‘赤匪’，假如共产党可以叫做‘赤匪’的话，我想国民党就可以叫‘白匪’。其实‘白’字还太好了，太干净了，他们简直就是‘黑匪’！”他还给国民党政府下了一断语：“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因此，中国要有光明的前途，只能是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他说：为了国家着想，也为蒋介石本人着想，蒋应该下野。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
二、建议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张奚若以民主教授的身份出席会议。在各小组讨论的过程中，对于新中国的国号问题，争论颇为激烈。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也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国”。张奚若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认为还是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名好。张奚若说：“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 与会代表经过反复讨论，认为张奚若的提法好，一致同意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整风运动中的十六字
1957年春天，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一场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从这年5月上旬到中旬，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在5月13日的座谈会上，张奚若提出了反教条主义的问题。5月15日，张奚若再次发言，重点谈到了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偏差，并将其概括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他解释说：第一是好大喜功，总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第二是急功近利，表现为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第三是鄙视既往，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第四是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在随后的反右派运动中，参加座谈会的民主人士里有相当多的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张奚若是幸运的，没有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而且继续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负责人。据称，其中原因，一是周恩来力保，二是毛泽东虽然对他的十六字批评不满意，但又认为“张奚若是个好人”。
陈岱孙评价张奚若是一个“合志士与学者于一身的人物”。《张奚若文集》中所收集的发表于 1927年-1946年的文章，很大一部分属于“时评”和“政论”，集中表达了他关心国运、鞭挞腐朽的强烈心情，和不畏强权、不顾一身安危的非凡勇气。
法学家王铁崖回忆1931年读张奚若《法国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一文时的感受说，“那真是一篇罕见的好文章”，即使时隔几十年之后，其价值仍然十分珍贵。
虽然在他的一生中，专职做大学教授的时间并不太长，但他的教学获得了学生和同事的极高评价。身为政治学系主任，每逢学期开始，他都亲自指导学生选课，并在每个学生选完课的表格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上课时，他头戴礼帽，架一副宽黑边眼镜，手持拐杖，给人的印象是：严肃乐观，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1] 《百科知识》，2005年3月下半月号
[2] 《纵横》，2006年第2期
[3] 新华网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report/2005-04/20/content_2853398.htm
[4] 中国经济网 http://www.ce.cn/xwzx/xwrwzhk/peoplemore/200707/11/t20070711_12127115.shtml
[5] 中国高校报网 http://www.cunews.edu.cn/Article/huabei/wenyifukan/200806/3318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