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子，原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原《大公报》编辑、毛泽东早年之友（1885―1972），字启汉，湖南湘潭人，同盟会会员，1919年任湖南《大公报》主笔，与毛泽东来往较多；曾在湖南《大公报》发表《我不赞成父母主婚》一文；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湖南省政协委员，1972年病逝于湖南长沙。
张平子（1885―1972），名启汉；湖南湘潭晓霞山白竹坳南新塘冲（今石潭坝乡蛇形村）人；少年才思敏捷，有文名，毕业于湖南高等学堂；辛亥革命前，与同学黎锦熙、李抱一等创办《公言》杂志于长沙犁头街，自任编辑。民国元年，又共创《湖南公报》于东长街。民国4年，另组湖南《大公报》，刘人熙任总经理，他与龙兼公先后担任编辑、主笔。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和湖南军阀暴政等重大政治风云中，敢于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时人赞扬《大公报》说：“褒诛一字抵干城，大道为公明自生。奋力扶轮归大雅，不教瓦釜作雷鸣。”民国27年，张平子继龙兼公任总编辑，竭尽全力，艰苦撑持。徐铸成在《报海旧闻》中说：“这张报纸经费极困难，全靠张平子艰苦支撑了多年，有时全编辑部只有他一个人唱独脚戏。”为维持生活，他先后兼任长郡中学、大麓中学国文教师和湖南大学教授。
民国33年，长沙、湘潭沦陷，《大公报》停刊。他回老家，任县立中学校长，避敌将学校迁至花石延化寺，再迁晓南港，多方筹款，恢复教学。
抗战胜利后返长沙，《大公报》复刊。 民国35年9月，他在主办《大公报》的同时，受省文献委员会的委托，回县筹组湘潭文献委员会，任主任委员兼《湘潭文献》主编。民国36年5月28日，第一期《湘潭文献》出版，他撰写《发刊词》，阐述文献委员会的任务，一为保存文物，二为纂修新县志。并邀请湘潭名流耆宿黎锦熙、黄修杞、周顺循、周家乾、贺云汉、陈澧兰等参与其事。同年，《大公报》因种种原因陷入困境，他拒绝中央社收买，毅然于年底停刊。此后，殚精竭力，组织编纂《湘潭县志》，收集大量资料，撰写若干初稿。至民国38年上半年，因时局动荡，经费绌支停止。其移交残卷，惜尽散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湖南省政协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将《大公报》财物及纪念册全部献交国家。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位八旬老人被批斗，还惨遭殴打，他气愤不过：“毛润之（毛泽东）有什么了不起？（年轻时）长发披肩，整天在外面示威游行，晚上没有地方睡，钻到我的床上来，一双脚丫子臭死了！”当局想以“侮辱”领袖罪将其判处死刑，但他将自己与毛泽东数十年的来往信件放在书桌上为证，而幸免一死，1972年病逝于长沙。
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曾有过七家互不隶属的《大公报》，其中读者较为熟悉的是1902年6月17日英敛之在天津创办的《大公报》，后又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盘续办、至今仍在出版的香港《大公报》。而于1915年9月1日在湖南长沙创刊的《大公报》，是一份民国时期湖南新闻史上创办历史最久的日报，并因毛泽东曾与该报有过联系而在湖南乃至中国新闻报刊史上颇有影响的唯一民营报。 长沙《大公报》创刊时，除在简短发刊词中宣布“毋忘国耻，维持民国”为办报的中心目标外，还有长篇宣言。该报版面设有“大总统命令”、“公电”、“专电”、“欧战要电”、“国内要电”、“时评”等栏目。该报创办人为刘蔚庐、总经理贝亢微、总编辑李抱一，后张秋尘、龙兼公、张平子等人亦曾一度担任过主笔。该报出版发行长达32年，期间曾七次因开罪当局被查禁或受战争影响而停刊，实际出版时间约26年。在创刊10周年、20周年时，都出版过纪念特刊各一册，于解放前夕的1947年12月31日停刊。
长沙《大公报》的影响，除了它及时报道时事和社会新闻，颇受读者喜欢外，更主要的是毛泽东曾为该报撰稿，用报纸作为舆论阵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为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讲话，更赢得了群众的欢迎，进一步扩大了报纸的影响力和发行量。其实早在1917年，毛泽东就已注意到长沙《大公报》，7月25日他曾致函萧子升，对长沙的《湖南公报》、《大公报》的评论和新闻报道作了比较和评论，认为《湖南公报》所刊载的孙中山先生等人的演讲，对读者很有启发，为《大公报》所不及。后来由于毛泽东与长沙《大公报》主笔龙兼公的关系，1919年11月8~10日该报连续三天在第2版刊登“本报特别启事”：“本报添约毛润芝先生为馆外撰述员，此布。”这是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担任报纸的职务，并由此开始为该报撰稿。
11月15日，长沙《大公报》刊登了社会新闻：长沙女子赵五贞，被迫嫁给比她大20岁的古董商，在花轿中用剃刀自杀身亡的报道。16日，该报就刊登出毛泽东的文章《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文章分析了赵女士自杀的原因和社会环境，是“三面铁网（社会、母亲、夫家）坚重围着”，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并提出建议：“希望有讨论热心的人，对于这一个殉自由恋爱的女青年，从各种论点出发，替她呼一声u2018冤枉u2019”。长沙《大公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一方面，在半个月内，对赵五贞的自杀事件作了连续四次的跟踪报道。另一方面，从11月16日起，辟出专栏，对这一自杀事件进行讨论。对此，毛泽东积极响应，在长沙《大公报》上连续撰写时评和杂感，尖锐抨击封建礼教和社会的罪恶，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参与讨论，形成对旧社会封建婚姻制度的强烈舆论制裁。至12月1日，长沙《大公报》共发表讨论文章36篇，其中有9篇为毛泽东所写。如毛泽东发表的《“社会万恶”与赵女士》、《非自杀》等文章，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导到对“社会万恶”制度的控诉。此外，毛泽东还写出了《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问题》、《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等文章，批判了封建礼教，呼吁妇女解放和主张恋爱婚姻自由，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可以说，当时长沙《大公报》无论人力还是物质条件都不好，若不是该报慧眼识珠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开展讨论活动以及毛泽东本人的积极参与，是怎么也办不到的。这次轰动长沙城的新娘赵五贞因反对包办婚姻在花轿里自杀的事件讨论成功，为以后毛泽东的“傍着活事件讨论理论问题、社会问题”的主张打下了基础。
1920年9月，毛泽东又参加了长沙《大公报》“湖南自治”的讨论，并在以后的一个月内，连续在该报撰文，系统地提出了实现“湖南自治”的主张。1922年12月，针对某些站在群众运动的后面指手画脚的人，毛泽东为维持劳苦大众的利益，还代长沙铅印工会写信给湖南《大公报》主笔，批驳某些人教训工人的谬论，在读者中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收到了很好的维持工人利益的舆论宣传作用。
由于毛泽东的参与，湖南长沙《大公报》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发行量也与日俱增。后来经毛泽东的推荐，长沙《大公报》还连续转载了上海《共产党》月刊上的一些重要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在社会青年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