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少一点被关注
北川政法委书记张周凯曾因“最牛官腔”备受质疑，表示未说过“我是张书记”，称压力来自重建。75个小时，当张周凯被救出来后，他觉得自己和以前不一样了。在废墟下的三天，他认为是对生命体认的一次升华。他没有料到，一句“救救我，我是张书记”，突然把他放上了风口浪尖。2009年，时隔一年，他不愿再提起那段经历。“没有压力。不计较。都过去了，”他说。北川政法系统地震中遭到了摧毁性打击。他说，作为北川政法委书记，更真实的压力来自于恢复和稳定。
“我没有说过那句话”
网上的评论，张周凯基本不去看，“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本来是地震中一次普通的救援。废墟中的呼喊被发现，救援队经过几个小时将人救出。
张周凯这样描述过他的心态：黑暗里是极度的恐惧。第一天，渴望被救出。第二天，回首一生，感叹生命短暂。第三天，想到了死。他和两个同事一起被埋在县委大楼的废墟下。三天时间，他们曾向三个方向不断挖掘。最后一天，朝着最远、最里面的山墙方向挖出了空隙。三个人轮流向外呼喊。在同事崔代全呼喊时，有了回应。
事情从此开始变得纹理模糊。据媒体报道，张周凯听到有人来，喊道“救救我，我是张书记”，救援者贺一民说，你不要跟我说你是哪个，你说你有多少人。沈阳消防队拿来生命探测仪，把摄像头伸进废墟，直到从屏幕上看到一只巨大的眼睛。
“我没有说过那句话。”张周凯说，当时跟外面对话的是崔代全，他在里面，无法说话。他还说，那只巨大的眼睛，是崔代全的眼镜。当时崔代全在最前面。崔代全说了什么，张周凯说他不清楚。他说他清楚的是，自己没有说。
张周凯到底有没有说过那句话，他说“没什么大不了”，不过他还是努力想抹掉那句话对他的压力。他说，他是在2008年7月份到了安昌镇，才知道自己成了网络上的名人。他第一感觉是觉得整个事情可笑、幼稚、缺少理性。
自我解压
对于张周凯比较有效的卸压的方式，是跑步。跑得满头大汗，睡眠就沉一些，很多事情也就不去想了。杜英说，过了年，这样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少了。这件事情慢慢退出了他们的视野。张周凯的同事很少去谈论这件事情。他们说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浪费时间。张周凯只是在谈到媒体的影响时，会突然有了情绪。他突然坐直身子，谈到证据，逻辑链。他会说，我是学法律的，关于“救救我，我是张书记”，在法律上应该由谁举证。网上有人说，其实说了那句话也没什么。张周凯沉默了一下，说，可是我没说。
工作时常忘记了自己也是灾民，晚上回家，看到一生的积累烟消云散了，内心便觉索然，张周凯更愿意提到的，是被埋了75个小时的恐惧。他说，那种恐惧有段时间一直紧跟着他。他常常会梦见大山压在身上，他推得满身大汗，却怎么也推不开。2008年6月份的时候，每天几乎都要做这样的梦。为此，他找过心理咨询师。他的灾后记忆，是从第一眼看到北川开始的。从废墟里出来时，他是被蒙着眼睛的。他被送到了一个大坝子的帐篷里，医院已经住不下了。
张周凯清晰地记得，有个医生看到他，对他说，我今天一个人就截肢了十几个人。张周凯听说北川毁了，特别想看北川到底成了啥样子。他去了北川任家坪。第一眼看到北川，他觉得自己“像得了重感冒，浑身软得没有办法形容”。他说就像又被废墟埋了一次，恐惧、孤单、无望。政法系统严重受损的消息，让张周凯更加觉得孤单。
2008年5月17日，他开始工作。第一个任务是抢救财产，主要是公安局、财政局、村镇银行等有枪或有钱的单位。在县委大楼附近挖的时候，张周凯又绕进去看了一眼。他说想看看还有没有人在废墟里坚持。
他印象最深的是在漩坪乡。当时老百姓都在往外逃，猪羊这些牲畜跑得漫山遍野。他和干警要把这些牛羊撵到一起。路上碰到一匹马，他摸了马一下想拦住它。被地震吓坏的马扬起身子，一下子踢到他的大腿上。他说灾后，让老百姓早点见到政法干警，老百姓心里才踏实一些。
北川政法委副书记说，张周凯是“工作狂”。而张周凯觉得，北川政法系统破坏如此严重，不推动又不行。张周凯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在显微镜下生活。或者说，整个北川都生活在显微镜下。他也批评下属，但有的下属面临着家庭的失去和信心的丧失，又是脆弱的。批评完了他就后悔。他也怕下属出事。政法委的工作人员现在基本上还是没有周末的。
很多电话一打要一个小时，很多事情不是张周凯能解决的，但他得倾听“跟战场一样，比战场还要严峻。”张周凯形容北川的灾后稳定任务。以前的北川，一年之内都不会有一次集体上访的事情，上百人的更是没遇到过。而5·12之后，到去年12月份，张周凯接待受灾群众，上百人规模的就有36次了。少的一百人，多的三五百人。每次张周凯都要出面，他说面对这么大的人群，七嘴八舌，一处理肯定是一天。到最后所有人的嗓子都哑了。
张周凯的车上安了一个300瓦的电喇叭，如果凑近耳朵，足以把人震聋。张周凯处理上访的情况，首先是听灾民诉说。灾民说完了，他再讲政策，解答政策。他说自己理解灾民茫然无措的心理。若受灾政策没享受到的，他就立刻解决。如果没有政策的，只好用情来感动人。他说，要让老百姓知道，我们共同经受了灾难，大家的心是相通的。处理一次，人起码蔫几天，累得什么心思都没有，回家就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张周凯说，县委书记的观点是要“引火烧身”。问题要在县里解决。“我们处理不了，他们就会去市里、省里”。
也有过上访者有过激行为。这时候，跟上访人员比较熟悉的张周凯担任的是救火队长的角色。地震以前，上访的事是哪个部门的责任，就由哪个部门负责。民政由民政局负责，教育由教育局负责。到了地震之后，很多问题都是综合性的，而政法委由于在老百姓那边知晓度比较高，和他们接触比较多。所以，这些场合张周凯出现的次数会比较多。
他希望不再被打扰，希望少一点被关注，希望能踏实做点事，张周凯说，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在显微镜下生活。或者说整个北川都生活在显微镜下。在他看来，现在的北川就像一个实验室。外面有人说，要到28℃，北川就必须到28℃。张周凯觉得，基层有些政策是可以调整和探索的。但在媒体监督下，“有压力、有顾忌”。
他婉转地举了一个例子。前一段时间，有媒体报道北川灾区孩子沦为童工。这件事情给张周凯造成了很大压力，“特别特别紧张”。省里批示后北川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赶到当地发现不是北川的孩子。对于这件事，张周凯犹犹豫豫地说了一句话：“是不是有些人想出名？”说完立刻摆手，“我只是猜啊”。
张周凯变得对媒体很谨慎。一再强调不要再关注他个人。请他给人写信，他写给救他的人。他写了两次，修改的只是文字的细节。他不希望再有人打扰他。张周凯认为自己没有好高的指望。他只希望北川建成后，有个好点的安身之所。他说，北川的百姓要真正有家，有事情做，要心理平复，需要一个艰苦的过程。“我们这代人，痛苦和压力永远忘不了了”。
[1] 新浪 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5-07/035417760059.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