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方旦，清康熙时湖北汉阳人，号尔枚，自称二眉道人，名医，幼攻读经史，又苦练气功，皆有所得。曾入大将军勒尔锦幕府。后游历江浙各地。康熙二十一年（1682）以“诡立邪说，煽惑愚民”罪被捕处死。
康熙年间，湖广地区（湖北湖南的合称）有一个叫朱方旦的人，原籍湖北汉阳，自称二眉山人。妖言惑众，聚合门徒随便议论，常达到数千人。为别人卜凶吉。湖广巡抚董国兴指控朱方旦使用旁门左道迷惑群众，把他抓去北京审查，被皇上从宽处理。
及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起兵反清，第二年，清朝开国“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顺承郡王”勒尔锦驻师荆州，朱方旦以占卜的名义，出入军营，巡抚张朝珍亦称朱方旦为异人。皇上秘密告戒勒尔锦不要被迷惑。朱方旦被请离开，避走江、浙，王鸿绪得到了朱方旦所刊发的《中质秘书》，就向朝廷报告，列举了“诬罔君上、悖逆圣道、摇惑人心”（欺君、邪教、煽动）三大罪。康熙二十一年（1682）以“诡立邪说，煽惑愚民”罪被捕处死。
朱方旦，有人写做朱光旦，他的死，也被后人归入康熙朝的“文字狱”。
李光地《榕树语录.二十道释》记载：京官史子修的妻子卧病三载，药石罔效。该官员便慕名去请朱方旦为其妻诊治。朱方旦道：“不须我的形去，而是神去，病者自知。”当夜，朱方旦在寓所发功，至次日凌晨，京官之妻果然痊愈。一时间，朝野上下风传朱方旦能预知未来，神得不得了，玄得了不得。在湖广一带广收门徒，以气功、符水为人治病，地方官吏和平民百姓奉若神明，聚集待医者的“粉丝”日以千计。
李光地一代大儒，一般语不涉怪力乱神，居然如此描写朱方旦，气功虽然飘渺，至今无法合理解释，想必其人也一定有过人之处。
不久，湖广巡抚董国兴以朱方旦左道惑众劾奏，将朱方旦逮往北京。解送时，前来告别辞行者尚有数百人。朱方旦信誓旦旦云自己不日将回，众人将信将疑。朱方旦到京后刑部议以妖术惑人罪拟斩首，押入大牢。恰巧当时正是康熙帝祖母太皇太后博尔济吉特六十寿辰，朝延颁布大赦恩诏。由于朱方旦并无煽动叛逆诽谤当朝的言行，朱方旦理所应当在赦免之列。据王应奎《柳南随笔》记载，朱方旦被释后，还受到康熙帝的召见，因“言事皆奇验”，康熙命他住在内城，待之如上宾。更奇的是，时北京城裕亲王福全妃难产，福全求朱方旦诊治。不料，朱却携福全之手走进另一殿堂静坐，用“意念”发功助王妃安全分娩。再次轰动了京师。
朱方旦返回湖广后不久，吴三桂于康熙十二年在云南反叛，康熙帝恐其被吴三桂罗致而去，对朝延不利；于是驿召他进京询问时局发展，朱答以“再等二三年，情形定有变化。我受本朝的大恩，决不敢背负。”获康熙更加礼遇。当时原湖广巡抚董国兴解任在京，见朱方旦受如此宠待，害怕他会借前嫌报复，竟忧郁成疾。朱方旦闻讯去探望，并用无根水一杯，以朱笔在水面上画符，董国兴一服后即全愈。
朱方旦声名大噪的同时，一些地方大员也对他也顶礼膜拜，奉若神明。如康熙十三年，进讨吴三桂叛军的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由于指挥失误，退守荆州之机，就常找朱方旦问卜战机，猜测局势发展趋向，并赠其“圣人里”、“圣人堂”匾额。巡抚张朝珍也认为“朱方旦果一奇异神人”，赠给“圣教帝师”匾额。“超男”朱方旦到达事业辉煌的顶峰。康熙帝闻听此事，十分可笑恼怒，当即谕旨：“军机大事，万不可听其蛊惑”。及时制止了这股热衷崇拜朱方旦的浪潮。
事后，朱方旦退避而漫游，从湖广到江浙，沿途接受信徒们的朝拜，好不威风。但他考虑到演讲的能力毕竟有限，而“著书则可以垂之后世，传之海内”。于是，此后几年，朱方旦埋首著书立说，先后写出了《中补说》与《中质秘书》两部书，并加以刊刻广为传布，公然向当时的传统观点――理学提出挑战。朱方旦从运气坐功的实践中，提出意念、思想、记忆藏在人的脑子里，并从那里释放出来的观点，引起了朝廷大臣的关注，如明史纂修官汪懋麟、大学士熊赐履、侍读学士王鸿绪等，他们认为东汉的张角、元代的刘福通，便是利用为人治病发展信徒，直至聚众造反的，由此推断朱方旦是“阳托修炼之名，阴挟欺世之术”，“摇惑民心”，对此决不可放任自流。
朱方旦下狱，对他奉若神明的勒尔锦十分着急。他爱惜朱方旦的本事，极力向康熙帝进言，以求有所赦免。勒尔锦越是求，康熙帝越是怒。一想到这个满洲大将与近支宗室都被朱方旦洗了脑，康熙帝杀机更深。他索性革除勒尔锦的官职，又下令加快查办进度。其实康熙帝最初并没把朱方旦所谓能预知未来一事放在心上，但随着朱方旦及其信徒的甚嚣尘上，尤其是发生过顺承郡王勒尔锦事件，康熙帝早就对朱方旦反感不满了，于是，康熙帝决定解决朱方旦的问题。
七月初九日，康熙帝问几个满汉大学士：“你们觉得如何处置朱方旦呀？”明珠、李蔚等人纷纷说：“朱方旦悖逆招摇之事，都是事实”。康熙帝说：“王鸿绪所奏很对。我素知朱方旦这个人，完全是欺世盗名，蛊惑愚民，应该重加惩治”。明珠又补充说：“应该下令凡是收藏朱方旦书籍的人，也要严惩不贷。”康熙帝又叹息地方官和御史们没有进行举报，愤怒之情，见于言表。同时给朱方旦一案定下基调：朱方旦当流放“外东北”的宁古塔，君臣几人就处置朱方旦这个异端达成了初步一致。
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十六日，九卿詹事科道等议复：经湖广巡抚王新命审实具题，朱方旦应立斩，顾齐弘、陆光旭、瞿风彩甘称弟子，造刻邪书，传播中外，俱应斩监候。康熙于是下旨将朱方旦严拿追究。结果朱方旦被斩，弟子陆光旭、翟凤彩、顾齐宏亦被判为斩监秋后处决，并将其著作尽行销毁。
以言定罪
要了性命的是朱方旦居然写了大量文章，指摘朱程理学的荒谬与迂腐。而朱程理学是清朝科举考试解释“四书五经”的权威！这样的“妖言怪论”一出，闻者莫不惊讶。大儒们，文官们，议论纷纷，又惊恐又气愤。因为涉及到士大夫的高官俸禄赖以保持的精神支柱，立即遭到他们的围攻。
朱方旦冒天下之大不韪，创立新说，胆敢藐视孔孟，诋斥理学，在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这个太岁头上动土，处于封建专制禁锢思想这样的国家，即便是康熙帝那样的开明君主，也是绝对不准许的。
康熙二十年（1681）七月，时任翰林院编修的王鸿绪，看到朱方旦的反儒书籍后，第一个跳起来参劾朱方旦，认定朱方旦犯有“诬罔君上，悖逆圣道，摇惑民心”三大罪行。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安定人心，恳求皇帝将朱方旦及同党绳之以法。似乎抓了朱方旦，思想就纯净了，天下就太平了。
同族的知识分子仇视到这种地步，够让人齿寒心痛。
在康熙帝眼里，朱方旦是一个让人不怎么放心的汉族怪才，他能预知事情，能召唤大量信徒，还曾插手军队，实在是聪明得可怕。接到奏折，康熙帝高度重视，马上下令严查。早不是三藩之乱的时候了，毋须隐忍，毋须收买人心。但他也不想背一个杀读书人的罪名，于是问诸大臣，有没有罪名可以强加？
这位造诣有素的气功大师、哲学大师，竟倒在以康熙帝为首的卫道者屠刀之下。
朱光旦写道：“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所谓“中道”，指的是人的意念、记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意识；头脑是人体思维最重要的部分，称为山根，亦即思维中枢。他认为：“中道在山根之上，两眉之间。”就是说意识是在脑子里面的，意念存在于脑。这是朱方旦在多年的行医实践中悟出来的一个朴素的科学结论。
“ 脑”才是思维中枢，而不是传统医学认定的“心”！此说一出，闻者无不惊讶，社会为之震动。儒生、官吏们，议论纷纷，大张挞伐；医学界也是人云亦云，莫衷一是。“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心是人的思维器官，所以把思维器官、思想感情等都归结于心及心的功能。“头脑是思维中枢”之论，岂不是与祖宗之法、天朝之制、传统之训背道而驰？否定“心之官”即心的功能，岂非妖言怪论、异端邪说、大逆不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