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舟（1899年-1982年），名渡，自号二毋居士，取“毋欲速毋自欺”之义，安徽全椒县章辉乡南张村人，学者，原贵州大学教授。
代表作品有《历术甲子篇浅释》、《古代天文历法表解》等。张汝舟（1899―1982）名渡，自号二毋居士，取“毋欲速毋自欺”之义，安徽全椒县章辉乡南张村(该村建国前属合肥县)人。
张汝舟少时家贫而颖异好学，赖宗族资助读书；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毕业于全椒县立中学校，在校成绩优良，毕业后无力升学，被荐至江浦县三虞村任塾师，获交于著名书法家林散之先生，一见莫逆。
民国十五年考入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受业于溧水王冬饮、蕲春黄季刚、苏州吴霜崖等著名学者门下，学业日进。
民国十九年毕业后，历任合肥省立六中、省第一临时中学、湘西永绥国立第八中学高中部国文教员。
民国三十年任湖南兰田国立师范学院讲师一年，副教授三年。
民国三十四年秋，任贵州大学教授。1953年院系调整至贵阳师范学院，1959年复回贵大任教。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于1971年9月被遣返故里南张村赋闲。1979年除夕彻底“平反”，于次年春被聘任为安徽师范大学滁州分校中文系顾问。1981年冬，贵州省教育厅邀请张返黔讲学，未能成行，于1982年1月22日因脑溢血溘然病逝于滁州师专。
张汝舟在学术界及其他各界担任的职务有中国训诂学研究会顾问、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汉语大词典》安徽编纂处复审顾问、安徽省高等院校古汉语研究会顾问、安徽省书法家协会特邀名誉理事、安徽省政协委员。
忧国忧民“斗战佛” 张汝舟少时聪颖闻名乡里，创办新学的乡贤梁伯龄任净心寺小学(后张汝舟上书县教育局，改名为柏龄小学)校长，亲自上门请张汝舟入学，梁伯龄对张汝舟的母亲说：“一应学杂食宿费用，全由我负担。日后我的儿子有饭吃，你的儿子就有饭吃；我的儿子有书读，你的儿子就有书读。”张汝舟小学刚毕业，梁伯龄突然病逝。
张汝舟的母亲闻讯，捶胸顿足痛哭说：“我家半边天塌了。”后因师范不收学费且还管伙食，张汝舟曾考过师范。考试当天，别人骑马坐轿，身着锦衣，张汝舟则穿着补丁连补丁的旧衣，步行几十里路赶到考场。成绩张榜，他名列第一。老师惋惜地对他说：“伢子，虽然你考了第一，但学校只收富家子弟，不会录取你。”回家后，父子相拥大哭，感动了族人，把全村仅有的六亩公田让张汝舟家种。
凭此，张汝舟考入当时不收学费但也不包伙食的全椒中学，自己背米带菜到学校附近的小店搭伙。中学毕业后再无力深造，教了8年私塾，在同学虞明礼资助下考入东南大学，师从黄季刚(侃)先生。之后张汝舟到合肥教书，每到冬闲时村里人到合肥做工，吃住全在他家，他专门请两个人烧饭炒菜，临走还送给每人路费。贫苦农民受恶霸欺负，张汝舟总是不遗余力替他们写状子打官司。一次当地土匪抓了一无辜农民，张汝舟入匪窝要回了那个农民。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张汝舟忧国忧民，教育学生以国家的兴亡为己任，积极投入驱除日寇、重建家园的抗战斗争。对蒋介石政府的投降政策，他极为不满。张汝舟的老同学湖南省主席陈东原以招贤为名，高薪聘他任省政府秘书长，但他宁可过穷教员的清苦生活也不肯应聘。
1947年，张汝舟由贵州返安徽，路过贵定，见很多筑路工人正在修筑黔桂铁路，即赋诗一首：筑路千夫尽日劳，路成便利属吾曹。吾曹醉饱千夫饿，谁为千夫拔一毛！道出了几千年劳动人民的血泪史，可见他深重的忧国忧民之心。
抗战胜利，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致使政治上更加腐败、黑暗，经济上濒于崩溃，弄得民不聊生。当时的贵州大学校长张廷修置师生员工饥饿于不顾，挪用大批公款去广州搞囤积居奇的商业活动。张汝舟闻讯后，于1949年初串联大批教授上书抗议，强烈要求退出贪污款，解决大家的吃饭问题，把学校当局弄得声誉扫地，狼狈不堪。
张汝舟诚心佛事，一味强调学生认真读书，又本着慈悲救世的原则，为营救进步学生四处奔走。不畏恶势力，被同事们戏称为“斗战佛”。他常说：“以出世心，行入世事。”
进入1949年，全国性的学生反饥饿运动波及贵大。外文系安徽学生史健当选学生会主席，他组织和指挥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罢课斗争，给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史健成了反动派的主要迫害对象，大批特务来贵大搜捕史健。危急关头，张汝舟夫妇将史健藏在自家厨房的天花板夹层中，暗暗将史健转移出去。对被捕学生，他凭着自己的社会声誉四处呼吁营救，并以全家性命担保被捕学生，反动当局迫于压力，不得不将学生释放。
1955年8月肃反运动中，张汝舟遭隔离审查，无辜被陷囹圄10个月之久，后因查无实据，始得昭雪。恢复自由后，他不怨天尤人，挥笔写下了《途中雨霁》一诗：急雨风回忽放晴，软泥更觉草鞋轻。行人包裹忙收拾，要趁斜阳赶一程。有感于党实事求是政策的英明伟大，他要以加倍的努力来弥补失去的宝贵时间。1978年，在《八十初度》一诗中，他豪迈地写道：“漫嗟八十老天成，伏枥犹能三五声。……差喜州年逢盛世，红光照我认前程。”他忘记了年事已高，还要奋发进取，拼命工作。
春风满园桃李花 张汝舟毕生从教，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进入中央大学之前，就在江苏省江浦县乡村课蒙。1930年中大毕业后，一直在中学、大学任教，1982年初逝世于安徽滁州师专。60年中，桃李满天下。
上世纪50年代，张汝舟在贵阳师范学院(现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执教现代汉语，他的学生张国光回忆说，汝舟先生是当时几位老师中最不起眼的，“黑瘦矮小，布帽，深度近视眼镜”，衣裳暗淡而沉重，显得颇为清寒。但他却很快征服了学生。他不惧权威，从不人云亦云，充满了创新求真的精神。他的中山装右上小荷包总装着一个小本子，遇到不论是提问或回答有点道道的学生，立马取出本子，然后从深度近视眼镜片上边瞥出一道眼光，盯住学生，记下名字，并用红笔圈上，这就是他的“红三角”。红三角是张汝舟许诺要用力培养的，于是那些非红三角的，“逼得”钻图书馆、资料室、登门问学求教，力争成为红三角。
他上课是不看讲稿的，有时似乎连讲稿也未带。滔滔不绝，诸子百家、先秦典籍、诗词歌赋，烂熟于心。
张汝舟因材施教，对优异生、上等生让其吃饭吃足，外加议题，补读各家论著及语法资料，扩大知识领域，拓展科学视野，以期有特殊造诣。对中等生循循善诱，引导深钻教材，激发学习兴趣，培养独立思考能力，以便将来自行专门研究。对下等生，去其厌学，逐日进步，以利毕业后胜任中学语文教学。
他教书育人，充分考虑到青年学生的理解力和接受能力，总是做到于繁芜中见精要，于纷乱中显明晰。讲授语法，明白晓畅，尤其碰到一些老大难问题，并不作繁琐的引证，而是深入浅出，用“王冕死了父亲”、“妈妈是小脚”、“台上坐着主席团”这样的口语切入，既实用又通俗易懂，并引发学生研究语法的兴趣。声韵学上的古音通假，有人写过几十万字的专书，而他在课堂上归纳为“同音通假”和“同声符通假”两类，便可贯通解说。他讲《诗经》时，《小雅?鹿鸣》有“君子是则是效”之句，郑玄笺朱熹注及众多释家皆解为“君子法效”，他认为“则”、“效”为同义词，是仿效的意思，此句为宾语前置，犹“唯利是图”句式，当译为“仿效君子”。真是言简意赅。谈“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时，他说：“象形、指事是独体，有形可象是象形，无形可象是指事；会意、形声是合体，有意可会是会意，无意可会是形声。”提纲挈领，直入精要。
张汝舟言传身教，对学生做人的要求也十分严格。他常说：有好的品德，才能做好的学问。抗战初期，他带领安徽合肥庐州中学的学生流亡大西南，由安徽步行翻过大别山，经湖北、湖南，穿过洞庭湖，到达湘西永绥县。一路上，赤脚穿草鞋，风餐露宿，异常艰苦。每到一处百姓家，不准学生住内室，不准下门板，只能睡地下，临走时要把室内外打扫干净，绝对不扰民，学生们心悦诚服，恪守不违。他常用其师之言行警示学生，希望学生“以敦品励行为务”，“以修身为根本，博学为枝叶”。学生们也自觉以先生为楷模，学习他的为人，学习他对待学问严肃认真的态度。
精诚学问映山河 张汝舟在中央大学读书时便有“博及群书”之誉。在古代哲学、古代星历学、古代文学、汉语及佛学等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尤精声韵、训诂之学，对古代天文历法，更能独辟蹊径，拨迷雾见青天。他信奉桐城学人姚姬传的名言：“义理、辞章、考据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以为质，然后辞章有所恃，考据有所归。”他身体力行，以终其一生。植根于哲理，他的思想就显得深邃；依托于辞章，他的文字就体现恢弘；归属于考证，他的研究就必然充实。因而，当他对任何一门学问进行深入研究的时候，都能做到体系完备，自成一家。
古代天文历法是张汝舟的平生绝技。1957年后，他利用不上课的闲暇，潜心研究古代天文历术，从而建立了完备而独具特色的古天文历法体系，自成流派，独树一帜。他对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科学作出了很大贡献，国内许多著名学者给予了很多的赞誉。山东大学殷孟伦曾称赞他“刻苦治学，著述精湛；淡泊自守，忘其毁誉。天算历数，尤为绝唱，以光大章、黄之学之传，不愧一代名家。”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天文历法是祖国灿烂文化宝库中一颗光灿夺目的明珠，但自古以来都被认为研究困难，不免望而却步。欲深究者，多不得法，徒费时日，致事倍功半。加之“四象说”、“三正论”、“岁星纪年”、“三统历”、“积年术”、“占卜术”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千百年来整个古代天文历法被烟雾迷住，长久不见天日，失去了应有的光辉。张汝舟依据古今中外天文科学所提供的可靠数据，考证地下发掘出土的文物，研究古代的典籍记载。通过精心研究，力排谬说，细密推求，认定司马迁《历书?历术甲子篇》是我国第一部历法宝典，第一部完整的四分历法――殷历。他揭示出《历术甲子》作为四分历之“法”的内部规律。他依据祖冲之对四分术“三百年辄差一日”的论断，确认四分历每年有3.06分的浮差，并以此推算出密近的实际天象。依据他的研究，读懂《史记?历数甲子》，利用两张表就能很便捷地推演上下五千年任何一年的朔闰中气，不过加减乘法而已，解决了很多历史上长期不得解决的具体年代问题。如此，《历术甲子篇》这部被乌云迷雾遮没了千余年的光辉历法宝典重见了天日，一部奇异天书终于成了人人可读的文献。
张汝舟高度评价《汉书?律历志?次度》，认为它是四分法的天象依据，与《历术甲子》构成了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的双璧，使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他用充分的材料断定，殷历行用于周考王十四年(前427年)。他不仅对战国相传的“三正论”以及“岁星纪年”加以剖析，还对“三统历”和二十八宿配四象据理批判，指出它们在古代天文历法研究中的有害影响。他肯定古来月相定点说，认为王国维“月相四分”是想当然的误解。《西周考年》更是应用天文历术于年代学的专论，它体现张汝舟整个古天文历法的核心观点。他著文论定，武王克商的确切年代是公元前1106年，并指出日本天文学史专家新城新藏论定武王克商之年为前1066年的错误所在。可以说，《历术甲子篇浅释》是他的天文历法观点的入门书，“西周考年”是他研究历术的最高成就。
张汝舟早在解放前就十分注意研究汉语语法。为了教学之需要，曾写了专著《国文文法》、《简明语法》、《汉语语法发展简史纲要》等，这部分文字已由贵州大学张汝舟遗著整理小组辑为《二毋室汉语语法丛论》，由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出版，这些论著是从古代章句训诂入手整理归纳出来的一套汉语语法体系，简明而实用。张汝舟主张汉语语法要力求简明、适用，通过长期探索，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建立了自己卓有特色的简明语法体系。
张汝舟对汉语声韵学也倾心着力。大学期间就致力于对黄季刚先生古声19纽和古韵28部的研究，弘扬了黄氏之学。有关声韵方面的学术论文主要是《切韵考外篇刊误》、《段氏十七部批注》、《声韵学教案》、《诗经韵读举例》等。用的是传统语言学研究方法，继承发扬了章黄学派的声韵学成就。其中前两种合成《二毋室声韵学二种》。他将季刚先生的28部与清代乾嘉学派各家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然后得出结论。他认为黄氏28部是兼采了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诸大家之长而成，季刚先生乃古音学的集大成者。
此外，在古诗古文、训诂考证方面，张汝舟还写有论文《国字概论》、《老庄补义》、《然疑待征录》、《齐鲁学考》、《南宋九经考》、《九歌新论》、《谈杜诗书》等等，这部分文字涉及面广，足以展示一代学人的全面风采。
张汝舟一生著述甚多，在天文历法方面，主要文章有《历术甲子篇浅释》、《古代天文历法表解》、《西周考年》、《夏小正校释》等，已整理为《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的论丛》，由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2月出版，在国内自成流派。
在汉语语法方面，主要著述有《国文文法》、《简明语法》、《汉语语法发展史纲要》、《语法管见》。
在声韵学方面，主要文章有《切韵考外篇刊误》、《段氏十七部批注》、《声韵学教案》、《诗经韵读举例》等，其学术思想体系完备，自成一家言，且以简驭繁、简明实用，影响了一大批学人，得到学术界公认。
此外，在古诗古文、训诂考证方面，张汝舟还写有论文《国字概论》、《老庄补义》、《然疑待征录》、《齐鲁学考》、《南宋九经考》、《九歌新论》、《谈杜诗书》等等，这部份文字涉及面广，足以展示一代学人的全面风采。
张汝舟以天文科学数据、地下出土文物和典籍记载为依据，多年研究，精心推求，终于考证出《史记?历书?历术甲子篇》是我国第一部历法宝典（四分历），《汉书?律历志?次度》为制定这部历法的天象依据；并按照这一理论，顺利解决了文史典籍中一系列有关古代天文历法的问题，从而使中国古代天文历法重放异彩。
在整个古天文研究领域，张汝舟的观点独树一帜，于繁芜中见精要，于纷乱中显明晰，力排众论，自成一家言。近年来，经张汝舟的友辈和门人宣讲阐释，其科学性、实用性已逐渐为文史界所重视。
张汝舟青少年时代就好学敏思，勤于写作，经60余年教育、科研工作的不断努力，完成书稿近300万字。他学问广博，著述涉及经学、史学、文学、哲学、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考据学、佛学等各个领域，均有独到见解。尤其对古代天文历法的研究，更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星历观，独树一帜，自成一家。
张汝舟早期著述大多属于声韵、训诂、考据诸方面，以声韵见长。他宗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发扬了章(太炎)、黄(侃)学派声韵训诂学的成就。声韵学方面的主要著述有近十种。
抗日战争期间，为适应教学需要，开始撰写语法方面文章，他从中国固有的章句训诂入手，归纳出一套颇有特色的简明文言语法体系，对汉语语法学作了新的探索。他在汉语语法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六种，论文十余篇。训诂考据是张汝舟学术活动的重要内容，主要著作有八种之多。此外，古代天文历法是他学术中最有成就的部分。
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是祖国文化遗产中烂灿的明珠，长期以来受“四象”、“三正论”、“岁星纪年”、“三统历”、“积年术”以及“占卜术”的影响，蒙上了历史尘埃，失去了应有的光彩。张汝舟60岁后开始从事古天文历法的研究，他独排纷纭不已的各家之谈，另辟蹊径，以天文科学数据、地下出土文物和典籍记载为依据，多年研究，精心推求，终于考证出《史记?历书?历术甲子篇》是我国第一部历法宝书(四分历)，《汉书?律历志?次度》为制定这部历法的天象依据。并按照这一理论顺利地解决了文史典籍中一系列有关古天文历法问题，从而使中国古天文历法重放异彩。他还运用自己的研究体系，撰写了《西周考年》，批判了日本天文史学者新城新藏对武王克商时间的错误论断，把我国信史年代提前了40年。他的古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和论文除《西周考年》外，还有《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表解》、《〈历术甲子篇〉浅释》、《〈殷历〉朔闰谱》、《〈殷历朔闰谱〉的使用》、《〈殷历?甲子〉朔闰推演法》、《〈三统历与殷历〉章对照表》、《〈夏小正〉校释》、《谈〈豳风?七月〉的用历》、《西周经朔谱》、《春秋经朔谱》等。张汝舟由于长期受到冤假错案的压制，言以人废，著述得不到发表，除少数付梓外，绝大多数著述都是油印稿。根据中央迅速抢救老一辈学者专长的精神，1982年5月，以贵州大学为主成立了“张汝舟教授遗著整理小组”，整理出版张汝舟的遗著。
张汝舟为人平易纯朴、恭谨谦逊，朋友知交肝胆相照。在学术问题上，对青年后学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而对权威人士，亦不盲从。他治学勤奋，在中央大学读书时就有“博及群书张汝舟”的雅誉。他虽奉佛茹素，但治学勤奋无纤介出世之想，为人处事有强烈的是非感，因此深受朋辈及后学的尊崇和爱戴。
在国立八中任教时，主持校务的国民党中央委员、CC派骨干分子邰华曾劝其入党为官，张则以“君子群而不党”相答。他对国统区前来学校“视察”、狐假虎威、高高在上的官僚政客给以白眼。他经常在教室内痛斥那帮权贵：“这些衮衮诸公，肚大腰圆，只知发国难财，而不能真正办好教育，我看他们都是白痴。”面对国土沦陷、山河破碎，眼见贪官污吏横行，他痛心疾首，常说：“这些人纵贪欲而殃及于民，仁者岂忍？肆凶残而祸返诸己，智者不为！”要学生们在抗战艰苦的年代，刻苦钻研学问，好好做人，做到“咬得菜根，百事可成”。
民国三十八年，贵州大学学生在中共贵州省工委的领导下，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张汝舟冒着生命危险去省府面见贵州省国民政府主席谷正伦，当面抗议国民党政权乱捕学生运动领袖的暴行。张汝舟衷心地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科研教育事业，他一生忠于职守，从不计较个人恩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肃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经年，著述不能发表，他深以所学不能对祖国有所贡献为苦。在《临江仙》一词中他写道“有身难许国，空下董生帷”，深感报国无门，苦闷心情溢于言表。1956年冤案“平反”后，他高兴地作了《归途雨霁》一诗，用“雨后更觉草鞋轻，要趁斜阳赶一程”的诗句自励。“文化大革命”中，他重遭厄运，遣返故乡后，以古稀之年不甘闲居，仍聚乡村小学教师讲学于茅房草舍，自编讲义散发四方不取分文。“十年浩劫”过后，他的冤案得到了彻底昭雪。
1979年，他以81岁高龄振臂高呼要“且逐牛郎泛一槎”，在给友人的信中，一再说“要动养，不能静养”、“浪费时间就是犯罪”。当安师大滁州分校聘请他执教时，他欣然前往，提携青年教师不辞劳苦。
在此期间还主持了由山东大学、南京大学、贵州大学等十余所院校师生参加的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讲习会，担任主讲；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把他的古天文历法体系全部勾勒出来。当时他已82岁高龄，身体虚弱，行动都已困难，但精神极为振奋，表现出一位学者对学术的忠诚和责任感。
1981年冬，张汝舟受邀返黔讲学。他身受不测之冤20余年，本人受难，子孙遭累，令人心寒，但他却不计个人恩怨，立即做好返筑准备。他说：“贵州是我第二故乡，我要对得起贵州人民。”
正是这种心怀祖国和人民的宽广胸怀和“要趁斜阳赶一程”的精神，才使他不论身处何境而“耕耘”不止，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