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运镒大将身经百战、戎马一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立下了丰功伟绩，他赤胆忠心、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
张云逸一贯被同志们称为德高望重的革命长者。他一生兢兢业业地埋头苦干，脚踏实地的辛勤工作，从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和地位得失，忠心耿耿地把党的事业和革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由于长期战争环境的煎熬和过度紧张的工作劳累，建国后他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差。1952年，他感到自己年事已高，兼职太多，精力有限，便主动推荐其他同志担任领导职务，自己却不吭不响地退了下来。鉴于他的身体状况，中央决定送他到苏联去疗养。1953年夏天，在身体稍有好转的情况下，他便回国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中央曾多次征求他的个人意见，准备给他安排一定的职务，可他却说：“我身体不行，给我安排职务只能是挂个名，这样会耽误工作，对革命事业没有好处。”他在工作中尊重党的集体领导，尊重担任党政军职务的领导同志，在政治上主动协调，在工作上诚挚配合。当“主角”时能集思广益，从善如流；当“配角”时能主动配合，精诚合作。1962年他担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后，虽然年大体衰，但仍然经常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工厂、部队及老根据地去视察，认真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体察民情，帮助解决实际问题，重大问题及时向党中央反映，进行妥善处理。
参加北伐战争是张云逸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1925年7月，张云逸所在部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1926年7月开始北伐。这是一场中国人民用武装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统治的革命战争。北伐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下，士气昂扬，所向无敌，以破竹之势直驱长江流域。张云逸在战争中经受了战火的锻炼和洗礼，率部屡立战功，深得赏识，成为北伐军中的一名足智多谋、能征善战的猛将，不久被任命为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参谋长。中国共产党的彻底革命纲领和共产党员在北伐战争中英勇善战的先锋模范作用，给张云逸以极大的教育和影响，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消灭人剥削人的不合理制度。在血与火的拼杀中，他结识了共产党员王之仁。从此，他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在党的教育引导下，逐步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一个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年11月，经王之仁介绍，张云逸在武汉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
1942年夏，为加强新四军的领导，中央决定张云逸专任新四军副军长。从此，他配合陈毅同志直接领导全军各项工作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在1943年秋天的新四军整风过程中，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发生了所谓的“黄花塘事件”，主要是饶漱石施展阴谋诡计，挑拨离间，造谣中伤，从各方面排斥、打击陈毅同志，欲将陈毅同志排挤出华中局和新四军。他渲染和夸大陈毅同志的个别缺点，混淆是非，使华中局和军部高级干部中的不少同志被假象所蒙蔽和欺骗。但张云逸在这次党内斗争中，始终如一地坚持原则，不受饶漱石别有用心的挑拨，不做随风倒的墙头草，不但无害人之心，而且是非分明，不阿谀奉承。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较长时间的观察分析，对饶漱石的伪善态度早就有所察觉。在事实发生之前，他曾含蓄而又一针见血地对军部通信科长曹丹辉说：如果一个人看上去在各方面都表现得一点错误都没有的话，那是假的。不管有多大本领，都无法做到样样都精通，样样都当第一，不可能成为无所不能的万能主宰。所以，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张云逸始终坚持党内团结的原则，反对分裂，对陈毅同志采取与人为善的同志式的立场和态度。
作为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张云逸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从不突出自己，从不显露自己，从不居功自傲。由于他从不向别人谈论或夸耀自己的光荣历史，连和他一起工作过或非常熟悉他的同志，甚至连自己的妻子儿女，也往往弄不清在革命的关键时期他对党曾经作出的重大贡献。尽管他身居要位，却处处以普通一兵的姿态出现在人民群众的行列中。每当外出巡视工作，都是轻车简从，从来不前呼后拥。有一次，他和陈毅到农村的一个农民家里，主人给他搬来一张满是泥土的板凳，刚要伸出袖子去擦板凳上的泥土，张云逸立即挡住，满不在乎地一屁股坐下。主人拿出一个粗黑碗给他倒水喝，他毫不犹豫地端起来就喝，警卫员拿出自己带来的茶杯给他，他不要。事后，他对警卫员说：“我们不要脱离群众啊！”在他家里有一条规定，不管是干部、战士和一般工作人员，甚至是电工、水工、泥瓦工来，一给水喝，二给烟抽，成为一条制度。一次，一位农村来的人找错了门，被警卫班挡在门外走了。他知道后很不满意地说：“你们也是农村来的，是农村的孩子，应该帮助人家找路，不要打发走了就了事。人家从农村来不容易，要请进来坐下，不要让人家站外面……帮人家找一找为什么不可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