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闻道，笔名，本名周仲明。汉语写作第一个自觉的散文流派--在场主义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中国第一位创立文学流派的政府官员。1956年8月15日出生于四川省青神县西龙镇长池村，现任眉山市政协秘书长。文学硕士，作家，经济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委员，天涯社区―散文天下首席版主，《在场》杂志主编。
周闻道对文字保持执著的虔诚。散文、杂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均有涉及。先后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报》、《十月》、《花城》、《散文》、《散文?海外版》、《美文》、《中华散文》、《四川文学》、《海燕?都市美文》、《散文百家》、《香港文学》等发表作品480余万字；在香港《信报》等担任财经专栏作家多年。至今为止出版文学专著13部，300余万字，包括：创作出版随笔散文集《夏天的感觉》《点击心灵》《家的前世今生》《遁迹水云间》《对岸》《七城书》《边际的红》《精神简史》等8部；时评集《主权回归前的香港》，纪实文学集《悲剧，本可以避免》（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财经评论专著3部，100余万字。主编出版在场主义散文年选5部，150万字：《镜像的妖娆》《从天空打开缺口》《从灵魂的方向看》《九十九级》《稻草人的信仰》；在场主义散文丛书6部，150万字。
汉语写作第一个自觉的散文流派--在场主义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中国第一位创立文学流派的政府官员。周闻道为首创立的在场主义，在散文写作与研究中，第一次确立了散文性和在场精神，认为散文性是散文的根本属性，是散文区别于其它文体的身份识别标志；在场精神包括了“精神性，介入性，当下性，自由性，发现性”五个维度。散文性的发现，使以时间为标准划分散文的“先秦散文”观，以韵为标准划分散的“广义散文”观，以诗性和审智为标准划分散文的“诗性散文”观等失去学理基础。周闻道注重于在场写作的文本实验，先后获得孙犁散文奖、首届（1979-2009）中国西部年散文奖、四川文学奖、四川日报文学奖、新散文奖等。作品入选多种年选、选本，散文《大地之语》、《大海之语》、《紫薇》被上海、湖北、河北、河南、陕西、浙江等省市中学选为高考联赛试题。
主要著作01，报告文学集《悲剧，本可以避免》，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02，时评集《主权回归前的香港》，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
03，散文杂文集《夏天的感觉》，成都出版社1995年出版；
04，散文集《点击心灵》，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05，散文集《对岸》，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
06，散文集《家的前世今生》，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
07，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财经评论集3部，110万字万；
08，主编《镜像的妖娆-散文天下2007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09，主编在场主义散文开端卷《从天空打开缺口》，广东花城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
10，主编在场主义散文2008年选《从灵魂的方向看》，广东花城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
11，散文集《遁迹水云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
12，散文集《七城书》，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
13，主编在场主义散文2009年选《九十九极》，广东花城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
14，主编在场主义散文丛书6人6部，150万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
15，散文集《边际的红》，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
16，主编在场主义散文2010年选《稻草人的信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17，主编《国企变法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
主要文章：
01，《岷江特大沉船事件纪实》，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下卷1992页；
02，《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心理逻辑”》，《成都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03，《中国新感觉派小说中的心理概念》，《成都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04，《散文性与在场精神》，在场主义散文丛书总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
05，《在场写作与精神自由》，在场主义散文书系总序，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
国外剪影精彩访谈周闻道访谈
■关于文学与人生
问：你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你认为其间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答：我走上文学道路，既有偶然，也有必然。
偶然，发生在1972年的秋季。我正在青神中学读高二。从“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已经5年，在“旧的教育路线回潮”下，开办了我们这届高中班。前后被停下来的5届初中生一起考，全县招收了4个班，200人，我在2班。入学时我不足15岁，全班最小。也许是运气好，初中毕业正赶上“回潮”，中间没有中断和耽搁。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惟语文稍差。于是想到该花一点精力突击一下语文。除了认真领会老师在课堂上的“传道，授业，解惑”，还千方百计寻找有限的课外参考书。学校没有图书馆，只是听同学们私下传，学校食堂对面的那间上了大锁的旧房子里堆了很多书，都是反封资修时查禁的。于是，在求知欲加好奇心下，几个怀同样心情的同学，趁夜深人静时偷偷摸去那里，有的放哨有的做人梯，翻窗户进去偷出了一些书和杂志，轮流私下传阅。就是从那时起，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青春之歌》、《红岩》、《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中国的“四大名著”等。这些语言艺术的精品，带给我的不仅是对语文的敏感和润物细无声的变化，更是对语言无法割舍的热爱和如醉如痴的渴求。我知道，这一生将被语言俘虏了。
转折发生于那年的暑假。老师布置的假期作业，是以暑期所见所闻为内容，写一篇作文。我写的题目是《放水》，写的是暑期发生在乡下的一个小故事：大概是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为了防止洪水冲毁正在灌浆的稻谷，父亲冒险起来放水排涝。也许是阅读名著的缘故，文章自然地有了一些构思立意和谋篇布局，从开始的铺垫到结尾的照应，以及中间的环境烘托，景物状写，都融入了一些自觉的文学元素；许多语言是摹仿的，但作为中学生作文，无疑也增添了不少文采。开学后只是作为例行的暑期作业，把作文交了，没有想到会出现什么奇迹。没想到，几天后老师竟把《放水》作为范文，讲了整整半堂课。时隔30年后，在一次同学会上，一位叫涂翠华的女同学，还提起那堂影响我一生的课，并一口说出了那个作文的标题。就是从那堂课起，我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必然，则是缘于骨子里对文学的亲近。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一直认为，人的一些根本性的性格、爱好，是与先天基因有关的；一个人如果几十年坚持钟情于某事，决不能用普通的爱好二字去解释。包括坚守与境界两个方面。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而艺术的最高境界则应是出神入化。因此我还认为，真正达到艺术境界的文学，是要靠天赋的；后天的努力，永远只能属于技术的范畴。艺术与技术，是两种具有本质差异的境界。我感觉，自己至今仍还在这两种境界间徘徊，苦于质的突破与提升。我对文学的酷爱与坚守正是这样。就是喜欢，就是痴迷，文学成了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需要理由，没有理由。这既是最深层次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在这种基因式的原动力下，如果硬要寻找某种后天式的所谓“重要的因素”，也许就要数“香港写作”体验的影响了。
组织上派遣，1991-1993年，我们3人去香港工作，任乐山市政府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兼香港蜀山企业有限公司经理。主要任务是给市里提供经贸信息，同时兼营转口贸易，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到港发现那里的报刊很多，版面也很丰富，阵地很大；而那些涉及大陆改革开放方面的财经时评文章，不是隔靴搔痒，就是主观臆断的多。天性里的写作激情被激活。先是尝试性的，心中怯怯，写了个批评彭定康的稿子，发给《大公报》，第三天就在评论版头条发了。心中窃喜，兴致大增。接连又写了几个，政治的怕惹敏感，就写财经评论和散文杂文，分别发给《文汇报》、《商报》、《新晚报》、《紫金》杂志，以及《明报》、《信报》、《星岛日报》、《经济日报》等，几乎全都登了。此时，稿酬单雪片般纷纷飞来，三百、六百、八百，甚至千元。我在家一个月工资才三四百元哩，嗨哟，两个小时，一篇文章，就相当于我在单位近两个月的工资。尽管，此时的写作也许已不再那么单纯，但趁着年轻气盛，思维敏捷，拼命写，疯狂写，大量发，由散手变成专栏，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常常出现同一天香港多家报刊登载我的文章，一个月发表几十篇的情况，甚至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离港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几年下来，在香港发表各类作品竟达六七百篇，150余万字，除许多文章被海内外著名传媒广泛转载外，香港太平洋世纪等出版社选了其中的部分财经和时评，推出了3本逾百万字的专著；大陆的西南交大出版社选择部分，出版了《主权回归前的香港》。
香港写作的最大收获，除了文章、书、稿酬和练笔，极大增强了我驾驭文字的能力，让我骨子里热爱文字的天性，得到极大激发和张扬，让我这一生再也离不开文字了。问：你一直从事行政工作，而且是当今社会为人“眼热”的工作，为什么还能积极从事散文创作，并取得很大成绩呢？
答：是的，自1975年参加工作以来，我一直从事行政工作，无论是最早工作的青神县委办、县府办，到后来的乐山市计经委、外经贸委，以及到眉山以后的市经贸委、发改委，都可以说得上是所谓的“眼热”部门。有这么好的工作岗位，为什么还要积极从事散文创作呢？我个人认为，这个设问就有一些问题。它在逻辑上把“眼热”的工作与散文创作，当作了一个二元对立的哲学对子，而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拥有“眼热”的工作，与热爱散文并不矛盾。人生的价值取向应当是多维的，立体的，而不是单一的。古人所说的“三不朽”，就包括了立德、立功和立言。立德，是道德的成功，需要治心修身；立功，即事业的成功，需要努力和时势机遇；立言，就是学问成功，需要禀赋才能。就具体的人而言，很难做到“三立”齐全，往往是鱼与熊掌不可皆得：立德者或许没有机遇或者天赋，难于立功立言；立功者可以立德，可能难立言，或不着重立德。将“三立”作为人生重要的价值追求，是有积极意义的。在坚持道德修炼的同时，如果说，既拥有一分好的工作，并把它做好，又热爱散文，并有所建树，当是人生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们会更加感到人生的意义和美好。
其次，工作和创作，在我事业的坐标上，都有明确的定位。于我而言，行政工作是我的职业，或曰谋生的形式。当然同时，深度介入现实的工作，也给我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世上的路千万条，为什么就选择了这样的工作，这样的单位，只能说是机缘和阴差阳错。回想起来，“眼热”与否，确实都没有什么刻意。至于干一行爱一行干好一行，主要地还是出于一种职业道德，而非一开始就有什么立功的凌云壮志。散文写作则是我的热爱，超出职业、功利和道德约束的热爱。保持高尚的道德修养，做到工作和创作双成功，是我追求的事业成功的完整内涵。
再次，特别要说明的是，我并非在散文创作上“取得很大成绩”。对神圣的缪斯，我是始终心怀敬畏的。我一直以一种“业余”和学习的姿态，对待我热爱的散文。要说偶有收获，也是生活的友好馈赠。我曾写过篇散文，题目叫《心存感恩陶醉于一种莫名的幸福里》。这是我面对生活，面对散文，最真实的心态。
问：据我所知，作为官员，你的口碑很好：作为作家，你的思维活跃。你是如何处理好两者关系的？
答：首先，要说明的是，我这点小小职务，算不了什么官，我是把这份差事当本职工作和职责来对待的。我认为，领了人民的俸禄，就该尽心尽责为民做事。这天经地义。否则，就有违官德。
其次，无论做人、做事还是为官，应该说我个人的口碑尚可。我所领导的部门，每年目标考核都是优秀，且在多年来市纪检监察部门组织的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测评中，都名列前茅；我本人除几乎每年评为优秀外，2008年还被市委市政府评为二等功公务员，全市一万多名公务员只评了12名。
再次，我理解，口碑好首先是组织和群众对我的信任，我只是做了一些该做的事。比如，我牢记我的一位老领导的教诲，坚持“做官降一格，思考问题升一格”，不要把官当官来当。我注意发现每个部下的长处，然后尽力创造条件让他发挥，让每个在我手下工作的人，都有价值感。我公开对员工承诺：凡是在我手下工作的人，都不要担心怀才不遇，只担心自己的知识、经验、能力、精力不够。我注意以公义和正气凝聚人心，要求职工对同事的优点多给组织说，缺点多给本人说。等等这些，都营造了一个宽松、和谐、团结的良好氛围。我既是这种氛围的倡导者、培育者、守护者，又是受益者。
创作只是我的业余爱好，取得的成就不大。前后出了13本书，360余万字。其中财经类3本，百余万字；其余多为散文，也有杂文和评论。由于始终把自己的创作定位为业余，就少了许多人为的压力和刻意，创作成了我繁忙烦琐工作的一种调节和休闲；而深度介入当下的在场工作和火热生活，又为我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目前为止，获得过四川文学奖、孙犁散文奖、首届（1979-2009）西部散文的大、四川日报文学奖等。
总之，当官（工作）和创作，对我来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事。我真诚地感谢命运，感谢生活，感谢朋友。
问：你是怎么看待在场主义诞生的呢？
答：在场主义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这种必然性包含在主观和客观之中。
主观上讲，是我和我的同仁们对散文热爱的结果。由于热爱，我们对散文就更加关注。时间长了，就产生了一些迷惑：比如什么是散文，什么是比较好的散文和比较差的散文？我们发现，在传统的散文观念中，没有一个令人心悦诚服的说法，更多地是许多人写散文、评散文、读散文，却没有自觉地关注散文为何物。这种现象，在所有文学种类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我们强烈地感到，为散文正名，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
客观上讲，则是中国散文的乱象催生。这种乱象持续了两千多年，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更是非常明显。其标志是所谓的“新散文”的出现，以及后来林林总总的散文说法，比如“原生态散文”、“原散文”、“散散文”等等。无可否认，新散文运动对散文文体变革的贡献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但它的主要问题是，并没有发现、抓住和解决散文的根本性问题，即什么是散文和散文的身份确认问题。
和许多新思想的诞生一样，在场主管产生于怀疑：对散文身份的怀疑，对既有散文观念的怀疑，对传统和权威的怀疑。基于这种怀疑，我们开始更自觉地关注散文，思考散文。2005年，我们在眉山举行了一个“中国新散文批判”的研讨会。不过，我们当时的思考，还处于否定的阶段，其意义也局限在批判和解构层面；在解构以后，该怎么构建，当时还是比较朦胧的，理论上的梳理也显难处。2007年，我们邀请著名文艺理科家周伦佑先生加盟后，对这个问题，才有了更完整、系统、深入的突破。问：请结合你自己的散文创作，谈谈“在场”对于当今散文发展的特殊意义。
答：在场主义的在场，是显现的存在或存在意义的显现。这体现在散文创作上，要求作家对存在意义的呈现，应当是去除遮蔽的，呈现敞亮的，展示本真的，应当具有鲜明的散文性。 我们每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每天都要亲历许多生活；这些生活，都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形式，反应或呈现自己经历的生活；散文作家以散文的形式呈现生活。但是，由于世界的存在意义具有多维性、复杂性、遮蔽性，加之作家主体受观念、知识、方法、经验等的局限，去除遮蔽的能力有限，且个体之间差异也很大，并不是每个人对生活的呈现，都能充分反映生活的本真，都是客观的，真实的，深刻的，有意义的，都真正做到了在场。更为重要的是，在在场主义之前，由于散文性----这一具有散文身份确认性质特征的隐匿，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更谈不上有自觉的、正确的努力方向。人们对散文的认知，在一种背离散文本质的混沌状态下进行。
在场主义的意义在于，它从散文性----散文的纯粹性或唯一本质特性入手，去认识散文，观照散文，使我们关于散文的一切认知，都从此走出混沌，在一种明了正确的向度下进行。无论从哲学本体论层面，文本本体论层面，还是创作方法论层面，都开辟了认识散文特性的正确途径。也许，我们对散文性的完全把握，还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但是，我们可以自信而从容地说：从此，我们的探索和努力，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前进的步子，哪怕是小小的一步，都是向正确目标的靠近，而不是背离。
从我自身实践看，这方面的感触是很明显的。我从事散文创作已有30多年，但长期以来，写作姿态基本上都是在朦胧状态下进行的，根本没有去思考究竟什么是散文，什么是比较好和比较差的散文。零星的感性认识，大都来自于教科书上众说纷纭的散乱说法，或对感觉中的一些所谓好散文的摹仿借鉴，没有独立鲜明的散文意识。这种凭某种朦胧感觉下的自发偶然式写作，有时也许也会写出好作品，但显然，我们不能把追求寄托于偶然当中。在场主义揭示散文性后，我和我的同仁们最大的感觉是，方向明了了，方法清楚了，使命知道了，我们的努力是踏实的。
但是，就像一个医生，知道了病理，并不是就意味着可包治百病一样，并不是说，把握了散文性，从此我们写出的散文，就篇篇都是佳构。在场主义只揭示了认识真理的途径，而没有穷尽真理。因为，主体和对象世界的去蔽，都是没有止境的。问：“求真相，寻真理，说真话”，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巴金已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作为“在场主义”的创立者、传播者和组织者，你认为有哪些方面有值得重视的地方？
答：我理解，“求真相，寻真理，说真话”的核心，是如何发现真理与坚持真理问题。这与在场主义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发现真理，即所谓“求真理，寻真理”是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就会在谬误的路上越走越远，你的坚守也许就成了一种与社会前进反向的力。在场主义的“去蔽，敞亮，本真”，其实质就是发现真理；在场主义也坚持把“在场”与“发现”，作为散文性的重要内容。发现真理，在本质上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在场主义的使命和力量，或者说“去蔽，敞亮，本真”的使命和力量，就是要在散文写作和研究中，在坚持高举散文性的旗帜下，不仅善于发现真理，更要敢于坚持真理，弘扬真理。否则，就违背了在场精神本身，在场主义就会沦落为空洞无物、软弱无力、毫无用处的说教。
问：谈谈你自己吧。据我所知，作为官员，你的口碑很好：作为作家，你的思维活跃。你是如何处理好两者关系的？
答：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我这点小小职务，算不了什么官，我是把这份差事当本职工作和职责来对待的。我认为，领了人民的俸禄，就该尽心尽责为民做事，这天经地义。否则，就是有违官德。
其次，无论做人、做事还是为官，应该说我个人的口碑尚可。我所领导的部门，每年目标考核都是优秀，且在多年来市纪检监察部门组织的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测评中，都名列前茅；我本人除几乎每年评为优秀外，2008年还被市委市政府评为二等功公务员，全市一万多名公务员只评了12名。
再次，我理解，口碑好首先是组织和群众对我的信任，我只是做了一些该做的事。比如，我牢记我的一位老领导的教诲，坚持“做官降一格，思考问题升一格”，不要把官当官来当；我注意发现每个部下的长处，然后尽力创造条件让他发挥，让每个在我手下工作的人，都有价值感，并公开对员工承诺：凡是在我手下工作的人，都不要担心怀才不遇，只担心自己的知识、经验、能力、精力不够；我注意以公义和正气凝聚人心，要求职工对同事的优点多给组织说，缺点多给本人说。等等这些，都营造了一个宽松、和谐、团结的良好氛围。我既是这种氛围的倡导者、培育者、守护者，又是受益者。
创作只是我的业余爱好，取得的成就不大。前后出了13本书，360余万字。其中财经类3本，百余万字；其余多为散文，也有杂文和评论。由于始终把自己的创作定位为业余，就少了许多人为的压力和刻意，创作成了我繁忙烦琐工作的一种调节和休闲；而深度介入当下的在场工作和火热生活，又为我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因此，当官（工作）和创作，对我来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事。问：你曾写过几本经济方面的书，你认为熟悉经济工作对从事文学创作有矛盾还是有裨益呢，可否举例说明？
答：我认为，熟悉经济工作，对我的文学创作是大有裨益的。事实上，任何文学都是以生活为源泉的，生活的视野、广度和深度，决定了作品的视野、广度和深度。我们倡导的在场主义散文，以追求本真为目标，介入当下为己任，尤其看重生活的重要性。在整个社会生活结构中，经济生活占着极其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说是社会进步最重要、最活跃的推动力量。因此，可以说，对经济工作的熟悉，奠定了我创作的良好生活基础。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从宏观层面看，我的许多作品，都自然地融入了经济的元素，从而使作品更贴近当下最主体深刻的叙事流，散发着浓郁的时代气息，也增加了作品的知性、容量和厚度。从微观层面看，我的不少作品本身，就是写经济生活的。比如发表在《美文》2008年第6期头条的散文《企业病.阵痛史》，写的就是我亲自经历、设计、实施的国企改革，呈现了那场刚刚过去的中国国企转制中，面对诸多深层次的矛盾，观念、体制、机制和利益的调整和冲击。也许在若干年后，人们读到这样的文章中的一些生活叙事，比如那些关于企业“中心”、“核心”的争论，比如判案时不讲法律讲大道理和人权，以及赔了一亿多还要请客陪笑脸的国际融资租赁公司等，会像今天的许多年轻人，读到反映极“左”时期和“文革”生活的作品那样，感到天方夜谭般不可理解，但却真真切切是我们这代人的经历；不仅是国企，而且是一代人的心灵史，阵痛史。
问：作为作家，请你结合在场主义，谈谈如何处理在场与作品美学追求的关系？
答：按照黑格尔对美学的的定议，美学即美的艺术哲学。散文的在场精神与美学追求是一致的。在场主义在处理在场与作品美学追求的关系中，主要注重了以下几点。
首先，坚守散文的真实之美。无论是希腊神话中的米涅瓦神，黑格尔的伊斯特惕克，还是后来许多关于美学的主张，真实都是美的基础。作为美的艺术哲学，美学的最高境界也是真实。这体现在在场主义中，就是追求本真下的在场精神。因此，在散文创作中，坚持了在场精神，就坚持了正确的美学主张。
其次，赋予散文的艺术之美，或美的艺术。仅仅有真实，或仅仅有“去蔽，敞亮，本真”是不够的，还不是美，或者说不是大美。生活的真实，只有通过作家在创作中的艺术赋予，上升为艺术的真实，才真正拥有了大美的品质和审美价值。
再次，赋予散文的哲学之美，或美的哲学。美有层级之分；这与在场主义说的遮蔽和去蔽的多维性、多重性、复杂性是相对应的。在散文创作中，只有实现对自己发现真实的哲学美的赋予，才能实现真实之美的境界提升，拓宽散文的审美空间，让作品上升为具有“美的艺术哲学”品质的上乘之作。在场主义认为，散文性的重要内涵之一，是散文的“精神性”，指的就是散文应具有的哲学美。
第四，赋予散文的语言之美。其实，在前面“坚守散文的真实之美”中，已包含了这个内容，我之所以把它另列出来，是因为我认为，语言在散文的美学追求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文学本身就是语言艺术，在场主义的“去蔽，敞亮，本真”，语言是重要的方面。因此，我们还提出了“汉语回归”的主张。在散文创作中，无论是本真的发现，艺术美、哲学美的赋予，最终都必须通过语言这个载体呈现出来；只有本真的语言，才能呈现本真的世界。事实上，一个优秀的散文作品，必然是真实之美、艺术之美、哲学之美、语言之美的水乳交融。
问：你还在扶持培养眉山散文作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且不计任何回报得失，能否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答：在这方面，我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微不足道，不足挂齿。究其原因，也许是热爱散文，爱屋及乌吧。
在我看来，文学创作是一个特殊的精神活动，有其自身的规律性。长期以来，文学道路上非常拥挤，但出头者寥寥。一般说来，文学的成功，需要天赋、勤奋和环境等。具备天赋和勤奋条件者，就是难得的人才。作为一位从乡村走进城，天生热爱散文的人，同样经历了不少艰难困苦的业余作者，对这样的人才，我有一种天然的爱；给他们创造更好的写作环境，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
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我主动把眉山几位这方面的人才调进了城里；尽量给他们发表、出版作品创造条件；把零散的力量整合起来，以团队的力量冲锋；经常组织一些文学创作交流活动，互相促进提高；在机关倡扬一种尊重文学，尊重文学人才的文化氛围；甚至以老大哥姿态，帮他们协调解决工作、生活和家庭中的一些矛盾纠纷等等。我也说不清这是为什么，也许是爱，对散文的爱，就是唯一理由。因此，我对散文作家的扶持帮助，实质上是对散文和散文人才的尊重。既然是我要做，而不是要我做，就不存在什么回报得失的问题。
事实上，不止眉山。这几年来我们选编出版天涯社区-散文天下作家文集《镜像的妖娆》，在场主义开端卷《从天空打开缺口》，2008年选《从灵魂的方向看》，2009年年选《九十九极》，以及在场主义散文丛书6人6卷，涉及作家作品数以百计，都是同一理由。从2010年起，我们还创办了在场主义散文流派刊物《在场》，除了弘扬散文性和在场精神外，主要就是为那些热爱在场主义，积极参与在场主义，而作品又还暂时得不到入选年选标准的作者提供一个阵地。
问：你在语言的运用方面有个显著特点，就是写哪种题材就与那种题材相谐和，因而无论哪种散文都感到十分自然，请谈谈你的成功之道是什么？
答：谢谢！过奖了。我的散文创作只是一种探索，包括语言的运用，既谈不上成功，离真正的谐和之境也还有很大距离。但听了这样的话我还是十分高兴，因为有人看到了我对语言的追求和努力。这于我，就像走过的路留下了足迹，是值得欣慰的。
在场主义十分重视散文写作中语言的作用，在去蔽，敞亮，本真中，语言是重要的方面。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对语言的驱使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语言不是工具，而是我们的存在方式。”我很欣赏对语言这样的尊重。针对各种因素对语言的侵袭，我们提出了汉语回归的主张。所谓回归，不是要回归到哪种成功范式，更不是要回归到某个权威的某个标本，而是回归到汉语本我表达的极致之美，让汉语表形，表音，表意的审美优势得到极大发挥。
基于对语言的尊重和认识，我在写作中有比较自觉的语言意识，注意调动汉语言的综合审美优势，用尽量本真的语言，更加贴近所表达的对象，用语言为文章营造整体的诗意谐和，追求苏轼所说的“辞达”境界。问：最后想问问，对在场主义散文下一步的发展有何打算，会不会像其它一些文学现象一样，自我狂欢一陈后便消声匿迹了？
答：我已多次谈到，在场主义的作用，只是通过对散文性的发现，在认识散文上开辟了一条认识真理的正确道路，而不是穷尽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场主义无论是理论建设，还是创作实践，都是没有止境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在具体工作上没有计划。我们的初步打算是：在散布性和在场精神的旗帜下，用8年左右时间，分三个阶段，基本完成在场主义散文流派的基础体系建设。
第一阶段为探索思考，梳理构建。大至经历了2005-2007年3年。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从对三千多年来散文流变实践的研究总结中，发现散文的根本属性，为散文找到正确的审美方向。以《散文：在场主义宣言》发表为标志，表明在场主义基本理论框架的形成。
第二阶段为充实完善，理论与创作互动共进。我们计划用2008-2009年2年时间，基本完成这一阶段的任务。从目前情况看，一切都在顺利推进。首先，我们完成了在场主义散文文化软项目的政府立项，成立了散文学会，初步形成了流派建设的体制机制条件。从目前已经出版的3部年选看，前进的足迹是非常清晰的：《从天空打开缺口》，侧重于理论的推出和讨论，具有开天辟地意义。《从灵魂的方向看》重点转向作品与理论的互动，主要是在场主义一些核心观念的争论和明晰化，并着重从作品与理论的相互观照上把理论融合于创作实践。其标志为对在场主义散文艺术特征的初步揭示梳理。在场主义散文丛书，不仅是对在场主义骨干作家的一次初步检阅，而且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散文性的思想，其标志为“五性”说的提出。《九十九极》则是创作引领下的理论的细化、深化和条理化，其标志为一批从在场性出发，围绕散文性的相关问题展开的广泛对话。
第三阶段为体系的健全定型。计划用2010-2012年3年时间，在总结前两阶段发展基础上，对在场主义散文基本的理论和创作进一步梳理定型，形成较完整完善的独立体系。在这个阶段，我们至少还要推出一本作品为主的在场主义散文年选，一本在场主义理论评论集。如果条件许可，不排除编第二套在场主义散文丛书，再重点推出一批代表作家。关于“在场主义散文奖”
记者：周闻道先生，听说你和企业家李玉祥联手发起设立了“在场主义散文奖”，你能否谈谈有关情况？
周闻道：是的。谢谢对“在场主义散文奖”的支持，对散文的支持。“在场主义散文奖”是以在场主义散文命名设立的一项专项民间文学奖项。该奖由我和李玉祥先生联手发起，组织者为眉山市散文学会，海南领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长期赞助。一年评选一次，长期进行，第一阶段至少进行15年，累计投入将超过1000万元。评奖目的是倡扬散文性和在场精神，推动散文创作，激励、发现和培养散文人才，重构文学价值，捍卫文学的尊严，引领21世纪汉语散文发展趋向。凡在评奖年度内，公开见诸于全球各类合法传媒的用汉语写作的作家原创的散文集或散文篇章，均属评奖范围。
关于中学生作文
---答《作文?名家面对面》问
□《作文》：请问您的初中是在哪一个年代？那个年代有着什么样的社会背景？
周闻道：我的初中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个年代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文革”。由于年龄尚小，对政治领域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感受不深，但是，对教育战线的遭遇，却是有切肤之痛的。在极“左”路线下，《论语》中的“学而优则仕”，连同它关联的学习被批得很臭；旧的教育制度而被打倒，停课闹革命成为时尚。中学生毕业后不可能直接升学，必须下乡或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然后再视表现（实际上是关系）被推荐上大中专。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能正常读书求学升学，已是一种异想或奢侈。
□《作文》：您在初中阶段的作文水平如何？在同龄人中是出类拔萃的吗？如果是出类拔萃或者不是，请问是什么原因？
周闻道：我初中时的作文非常一般，在同龄人中，最多只能算个中等。究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文字基础差。由于教学秩序不正常，知识被严重妖魔化，亚根儿就没有学多少东西，腹内空空，怎能缀字成文。二是厌倦情绪重。越是成绩好的越喜欢，越是差的越厌倦，这大概是初中生的普遍心理，并因此而恶性循环。三是悟性差。作文和其它学科一样，是需要悟性的。在初中时，总是感觉对作文没悟开，每次作文，面对命题，往往一头雾水，满脑木纳，不知怎样落笔，怎样谋篇布局，怎样遣词造句。而当某一天突然悟开的时候，又觉得就那么回事。
□《作文》：您觉得中学时代的作文对您以后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吗？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一脉相承的联系？
周闻道：就我的体验而言，是有非常大影响的，而且与后来的文学创作有直接关联。
□《作文》：读书对写作具体有哪些用处？介绍一下您的读书方法好吗？
周闻道：读书对写作，可以丰富知识，开阔视野，启迪思维，借鉴技巧。我读书有三个特点：一是专。就是专注、集中、深化。主要是对一些思想方法和工具类的书，比如哲学、经济学、语法修辞和逻辑学等，我都有比较深的阅读。这对我的写作有很大帮助。二是杂。就是在重点专的基础上，广学博览，尽量扩大阅读面，开阔视野，丰富自己的知识沉淀。这样，在写作时可以信手拈来，游刃有余。三是用。就是根据特定写作题材的需要，有针对性地阅读，学以致用，立竿见影。这种阅读具有快餐性质，不一定可取。
□《作文》：您觉得中学生课外最好读些什么书？如果初中生平均每天有一个小时的课外阅读时间，请您为他们开一个书目。
周闻道：据我了解，现在的中学生课内的学习任务十分繁重，能课外阅读的时间并不多。这是我们教学制度的缺陷。我始终认为，中学阶段的主要教学任务，还是打基础，如果有时间课外阅读，还是围绕打牢基础进行为好。当然，如果时间许可，最好学一些知识性的书籍，包括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等。具体书目因人而异，不好开具。但不要整天从工具书到工具书，没有哪一种工具书，能够像工业化生产那样，培养一大批写作人才。
□《作文》：您觉得中学生在生活中注意培养哪些习惯对写作文有帮助？
周闻道：我认为，中学生在平时生活中，培养一些良好的习惯，对写作是大有帮助的。以我的体会，似应记好三个笔记：一是学习笔记。在阅读中，及时记录下精彩的片段和感悟，日积月累，必然大有用处；二是观察笔记。在生活中，每天都要接触许多人和事，要做有心人，善于把自己的观察记录下来，既可以练笔，又可以记事，大大丰富写作素材；三是思想笔记。处处用心皆学问，不妨常常动动脑筋，思考一些问题，从时事、生活、社会人生，到一些好的文章的写作技巧、构思立意、文字色彩等，然后把自己思考中的发现记录下来，可成为写作中重要的精神积淀。
关于城市与乡村
----天涯城市访谈
、当初是什么原因离开家乡？
周闻道：离开家乡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参加工作。
那时，还值文革期间，教育秩序尚未恢复，我们那一届高中，也是旧教育路线回潮的产物。5年以来的初中毕业生都集中在一起，拥挤在同一个回潮的点上，几乎是1%的比例，全县招了200人。本来是两年学制，校方考虑到生源参差不齐，报经批准增加了半年，作为恶补基础。就这样钻了个空子，认真读了两年半书。待到快要毕业的时候，中国又出了个“白卷英雄”，可怜我们的下一个年级，学了一半又停了下来。这样，前后七、八年，我们几乎就成了全县唯一完成了高中学历的学生。但也只是到此为止，不可能直接升大学的，必须补一课必修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农村学生叫回乡，城里学生叫下乡，至今要历炼两年，才有资格被推荐上大学或中专，谓之跳出农门。我是幸运的，回乡半年，就被招收“自然减员”招进了县委办公室，给县委书记当秘书。那一年我18岁，一切都发生在懵懵懂懂之中。只有跳出农门的欣喜，并无斩不断，理还乱的乡愁。思乡，是后来生出来的病。
间接原因，当然是一种命运的归属。不是具象的，而是抽象的，关乎整个人。细细想想，离家确实是个沉重的话题，要回答，我们面临很多困难。比如，什么是家乡；或者说，该以什么作为衡量家乡的标准。祖辈，父辈，祖辈的祖辈？还是你的出生地，或你从小生活了若干年的地方？上帝在创世之前，先开辟的是一个伊殿乐园，而不是家；然后再创造人。伊殿乐园是整个人类共有的，家是个人拥有的，家乡是一部分长期居住在同一个地方的人，又称为乡亲们共同拥有的。我们心灵的归属，该嫁予谁呢？可能要创立一门地缘伦理学来研究这个问题，建立一种关于人类，祖国，家乡，家的自明意识和价值体系。其实，我们从李普曼的“公共哲学”，贝尔的“公共家庭”，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里，都可以看到这种探索。
我家有个祖传的家谱，上面就明白无误地写着，我们最早的先祖，是在一个叫湖北麻城孝感乡的地方，因为大规模的迁徙，来到了这里。虽然那是个遥远而陌生之地，但每当我翻开那个家谱，幽幽之中，便会生出一种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但是，反过来想，假如再回到那里，就可完全找到心灵的归属吗？难！再进一步问，一个人是死守家乡一辈子好，还是离开好呢？因此，不管是否，或什么原因离开家乡，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或是否找到心灵的归属。有的人足不出户，也许并不属于家乡的一部分；有的人常年漂泊在外，但他永远是家乡的魂。
想起在《家的前世今生》中写过的一位老师。他云游一生，居无定所，对家乡的理解却是：“处处是家，处处不家；不家是家，家是不家”。我相信，那位老师不管走到哪里，身在何处，心中永远拥有自己精神的家园。这样，离家的原因倒不重要了。如果要问：一个留乡者，是否比一个离乡者更幸福，该怎么回答？、提起家乡，记忆中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周闻道：记忆最深刻的，是“一人一事，一山一河”。
人，当然是父母。在我生命的历程中，父母是一部永远读不透的大书，三言两语，怎能说清。不仅仅是养育，呵护，牵挂，无私，奉献，这些，几乎都是父母的天职。我理解，父母是你生命中永远不可缺少的元素，是家的根，情的源，爱的巅，是人性中全部意义的世界。
事，是粮食关。那一年，我6岁，已清晰记事；或者说，我童年的记事，是从粮食关开始的。在此之前，全是空白。先是粮食被搜干刮尽。接着，人民公社组织的“揭锅打灶”队来了，挨家挨户揭，打。村村寨寨，家家户户的柔弱炊烟，像一根根刚冒出土的青笋，在“揭锅打灶”队过后，全部被连根掐断了，留下一片死寂。然后是饿，不断加深的饿，弄得乡亲们个个皮泡眼肿，弱不禁风。门前有条村道，常有络绎不绝的行人经过。那段时间，每天总是看见一些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再也没有起来。有好心的人，就拿着锄头，在路边挖个坑，把那饿死的人埋了。感觉突然有一天，我好困，就睡着了，睡得好沉，似乎飘然欲仙。总是有一种力绊着，正在艰难地飞翔，但不是海阔天空，蓝天白云，而是无边的黑暗和深渊。后来妈妈说，我是被爸爸赶进城里，找舅舅家要回的一碗米汤救活的。
山，是白虎岩。白虎岩在家的右面，所谓“左青龙，右白虎”，这山处得正是位置。当然，这是后来风水先生说的，我记忆中的白虎岩与风水无关，只与放牛割草有关；还有，就是站在白虎岩上，可以俯视山下的村庄，田园，近处的思蒙河，远处的岷江，和岷江里的白帆。东山要更远些，总是与天边堆积的云混淆在一起。于是就有了梦，奇形怪状的，飞得不高，只希望与白帆一起远航。
河，自然是思蒙河了。也就是风水先生说的“左青龙”。不过，思蒙河不仅仅在左，准确地说，是从家乡的左面流来，围绕家乡绕了一个弯，汇集于白虎岩下，再蜿蜒而去。有传说说，本来，思蒙河是拉直走的，是成都平原与西山的一条分界线。为了让家乡的父老乡亲丰衣足食，才刻意改了道。这一改，就从成都平原划出了一块肥沃之地，留给了乡亲。于是，乡亲们叫思蒙河为母亲河，决不是附庸风雅，而是一种植根于血液的信念，一种弗洛伊德式的集体无意识。
、最近一次回家乡是什么时候，对家乡的印象如何？
周闻道：最近一次回家乡，是在阳春三月。和家乡青神县的几位领导，来到我的家乡，来到思蒙河畔。面对一带清流，和对岸的白虎岩，我们规划争取一部分资金，修一座漫水桥。在我的情感深处，这不是普通的桥，而是一根丢失了的脐带。修复它，是让因河流而分隔的那一块飞地，和飞地上的家乡，回归成都平原的怀抱。
印象最深的，是家乡的美，那一种乡土的色，本真的美。正值菜花盛开的季节，铺天盖地的菜花，蔓延成海。白虎岩成了花海中国孤岛，巍然屹立，却摆脱不了那花的沾染；林盘成了大海中的一叶孤舟，被海浪簇拥着，欲静不能，欲进不行。当目光触及到家乡的幢幢新楼时，我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为家乡的发展，乡亲们的富足而高兴，鼓舞。家乡之舟，不能永远停留于农耕文明的口岸。同时，又为乡土的丢失，家乡的边缘化而担忧。深深感到，文明与进步，是要付出代价的，就像我们当初的离乡与留守。但是，我们还是要选择进步。
、在现在生活的城市，有那种人在异乡的疏离感吗？如果有，往往是什么因素引发的？
周闻道：没有人在异乡的疏离感。因为，我现在生活的城市，是1997年才诞生的，作为新区的第一批建设者，我们是这个城市的一个有机组成，与这个城市一道成长。
但是，疏离感是有的。只是，不是人在异乡的疏离，而是身在现代和城市的疏离。也许，人创造城市，进入城市，创造物质文明，享受物质文明，就是一种错误，或者异化。我们越来越发现，自己的灵魂，离人性的本原，离这个生活的城市越来越远。为此，我写了《喧哗的孤独》和《七城书》，表达对城市的理解。
引发这种疏离感的，既有物质，又有精神。
物质和获得都是一个悖论。城市的扩展和工业文明破坏了环境，一天天把生命逼向更加狭小的空间；物质主义和消费至上，带来的不是幸福和满足，而是越来越难于填平的欲壑；理性的胜利，导致了想象力，诗意，象征性，真诚和伦理的沦落；在我们正惊叹现代主义式的异化与危机的时候，后现代主义已经在消解价值与意义。“在一粒沙中看世界，在一朵花中看天堂，将无限握在手心，在片刻中寻找永恒。”（威廉姆.布莱克《天真的预言》），成为人们最大的奢侈。这种人与社会，人与环境，自然的人与社会的人的疏离感，常常让我们感到丢失，找不到自己。这种更高维度的精神疏离，与是否背井离乡无关。
在《喧哗的孤独》中，我是这样描述这种疏离的生存状态的：“回想起来，进入这座城市，成为喧哗城市的一员好几年了。整日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烦杂忙碌中度过。不经意的某一天，想盘点一下这段人生黄金时段的岁月，想弄清楚自己在这些岁月中，究竟做了些什么，付出了多少，收获几何，竟是一脸的无奈与茫然。突然感到，自己对这座城市的许多细节，竟是如此陌生，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置身于这座城市，是否属于这城市的一员了。”当然，《七城书》对人与城市的观照，要更系统，全面，深刻些。
因此，我很认同帕斯卡司对人的理解。他说：“人不过是一根芦苇, 一根会思考的芦苇。”
为什么说人是芦苇，不是一片，而是一根？芦苇往往生于水泽之滨，注定了一生命运多舛，饱受风雨。芦苇繁衍力极强，喜欢群居，一根，则表明现实与本性，总是背离的，许多人往往生存于内心的孤独之中。芦苇枝节分明，傲骨铮铮。这也是人的本性。再卑微的人，人性深处，都会有孤傲的天性，即便如阿Q，也会跟赵太爷家轻劲；要被杀头了，还强撑着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可是，正是这样的节，这样的杆，这样的傲骨，又铸成了芦苇的致命弱点，那就是空心，面对风雨，枝和叶都是飘的。透过枝节的孤傲表象，深入内里，人生的，宿命的，再大的风云际会，到头来都是空的。空的来，空的去，一切都是虚无。当然，人不是一般的芦苇，不是植物，而是有思想的芦苇。我们曾为这思想自豪。可是，可曾想到，这思想在给我们带来发现喜悦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烦恼和痛苦！喜悦和痛苦，一个正，一个负，两者相加，和是什么？也许有的仍是正，有的是负，更多的则为零。从零出发，再到零结束，较之于没有思想的芦苇，我们并不是实，而是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空。
空和飘，是芦苇的本质，城市人的本质。
、将来有回家乡发展或生活的打算么？为什么？
周闻道：回家乡发展可能性小，生活有可能。家乡在成都平原西南的一个村庄，父母和小弟保留了两亩田。节假日回家，能到田里拔些青菜萝卜回城尝鲜，是一种幸福；偶尔兴致所致，参与一下撤播除草之类，也是一种幸福。这些，都很难与发展联系。几兄弟逗钱，在老家的宅基地上盖了一幢房，500多平米，一户一套。准备将来退休后，常回家住住。家被竹林簇拥着，有思蒙河环绕，白虎岩相护，空气清新，情感带露，在这样的环境生活，谁能不说是福中之福！
周闻道――一位领着热爱文学队伍始终走在路上的启名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