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非佛说
，起自部派佛教后期，大乘佛教经典开始流行时。传统的上座部佛教部派，并不承认这些经典的地位，认为这些经典皆非释迦牟佛所说，对这些大乘教经的权威性及教义内容所有质疑，于是有大乘非佛说
或“大乘是魔说”这样的说法出现；而大乘佛教徒则相信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法因为机缘未成熟，众生无法接受，因此密而不传五百年。如佛入灭五百年后，龙树菩萨入雪山向老比丘求得大乘经等等的传说。大乘佛教认为阿罗汉和声闻胜虽能脱理生死轮回，但仍无法像佛陀一样究竟。因此大乘佛教信徒认为有别于传统部派佛教的二乘道，佛陀必定是行一种更高阶的“一乘道”，也就是“菩萨道”。再加上上座部佛教的质疑，于是大乘佛教徒自称为菩萨道是大乘行，歧视性地称上座部佛教为小乘，因为缘觉僧、声闻僧入般涅槃后就浸入真正无我的境界，反之菩萨须如佛陀仍转世就渡众生。现代的佛教研究学者，以历史及语言学研究为根据，提出初期佛教、原始佛教的说法，认为大乘佛教是从原始佛教演变而来的，并非一开始就出现在释迦牟尼佛时代。
早期记载早期流行的大乘经典中，就显示这些热烈的争议。如《道行般若经》：“是皆非佛所说，余外事耳”。《般舟三昧经》：“闻是三昧已，不乐不信。……相与语云：是语是何等说？是何从所得是语？是为自合会作是语耳，是经非佛所说”。在《法华经》〈方便品〉中也记载了佛陀在宣说大乘教义时，有五千声闻众退席不听，或者是毁谤大乘者会下地狱。这都可以视为是早期佛教徒因对佛教教义不同的见解而产生纷争现象的证据。
在相应的南传经典里面，提到过佛陀对于正法流变的担忧:
“诸比库！过去久远劫时，有一个名叫达萨拉哈(Dasaraha)的刹帝利，拥有一个用来报告时间及警报的战鼓，名叫阿那伽战鼓.[1]
“此战鼓每天都为城里的人民报告时辰。若遇到紧急事件发生时，士兵们更是大力地将战鼓擂得震耳欲聋，以便让人民做好防备.
“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个簇新的战鼓慢慢地出现了剥落与裂痕。达萨拉哈见此情形，赶快吩咐木匠找新木片将裂痕换补上去。之后，当鼓皮也出现剥落与裂痕时，他们同样地换上了新鼓皮.
如此重复地换了一次又一次，最后，原来的木片与鼓皮都完全被新的木片及鼓皮取代了.”
如是，世尊问诸比丘说:
“诸比库！你们认为如何，这个阿那伽战鼓还在吗?”
“世尊！战鼓还在.”
“它还叫阿那伽战鼓吗?”
“是的，世尊！它还叫阿那伽战鼓.”
“这个战鼓还是不是原来的那个阿那伽战鼓呢?”
“世尊！它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阿那伽战鼓了，因 为所有的木片及鼓皮都被换掉了.”
“诸比库！同样地，如来所宣说的教法于未来也将出现与阿那伽战鼓一样的情形。到了某个时候，会有一些比库因为当时的形势所需，或由于个人的贪心、欲望、无明，把佛法一点一滴地换掉、更改，甚至歪曲。最后，如来的圣教将被涂改得面目全非，甚至荡然无存。所剩下来的仍然被称为'佛教',但实际上，佛陀的教诲已经荡然无存了.”(S.20.7.;杂1258)
正反见解德川末期距今一百八十多年左右(德川时代末期)，是西方佛学研究的滥觞时期。西方利用梵语、巴利文和其本身语言关系的密切。能轻易解读巴利语系的南传佛教和当时尼泊尔新发现的梵语佛教文献。于是英、美、德、法、俄各国都开始对佛教的文献、历史、教理和文化进行了研究。为何和传统大乘佛学的研究认知不同？现代日本佛教学者水野弘元在其著作《佛教的真髓》中指出：研究佛学的方法可略分为明治以前的传统方式和明治以后西式的科学研究方法两种。后者主要是希望正确地找出佛教中的事实。而自古以来传统的方法，则是找出佛教所据有的价值，进而去体验和实修。现代的佛教研究者的研究方法自然是取自明治以后西式的科学研究方法。着重于研究分析大乘佛教与小乘各部派，与传统印度教《奥义书》思想、甚至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渊源与关系。“大乘非佛说”之所以有被重提的感觉，是因为现代研究结果和“上座部佛教”对于大乘佛教的旧说法是相近的。而探讨“大乘非佛说”就必须探讨“大乘佛教的起源”，此争论点也因此转移到大乘佛教的起源处和起源时间点上。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佛教学者在明治维新以后，也接受了新的西式佛学研究方法。最早到西方学习西方佛教学的日本人是明治九年(西元1876年)，由东本院寺派去英国留学的南条文雄、笠原研寿。其后著名的有高楠顺次郎博士以及当时活跃于国际间的嬕崎正治博士和荻原云来等人。新的研究方法的结果，使日本佛学研究者重新开始对于大乘佛教有新的看法，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大乘佛教无法代表原始佛教的精神。
富永仲基(日本)
至于在日本重提“大乘非佛说”的先驱，是日本德川时代的富永仲基（西元1715－46年），在他所著《出定后语》一书中质疑了大乘佛教的基础。
反对主张者：
村上专精
前田慧云
这种说法，当然不被当时大乘佛教信徒所接受，如日本村上专精的《佛教统一论》，前田慧云的《大乘佛教史论》都主张大乘经典是佛陀所说。前田慧云在该著作中认为大乘佛教源自于部派佛教的大众部佛教。该主张在1960年代之前仍为日本学界的定论。
现代平川彰博士 (日本)：
主张“非僧非俗的寺塔集团，为大乘佛教的起源”
现代主张“大乘非佛说”的代表为东京大学教授平川彰博士，在他1968年所著的《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一书中，借由“佛与僧别体，佛塔非僧伽的所有物，与部派间不能共住交往，大乘当然也不能和部派佛教者共住。大乘经以十善为尸罗(戒)波罗蜜，十善为在家戒。”推想大乘并非源自于出家的部派佛教，与出家的部派佛教无关。进而推导出“非僧非俗的寺塔集团，为大乘佛教的起源”。这为研究大乘佛教教团成立研究提供了的新方向。而该主张则取代了之前“大乘佛教源自于出家系统的大众部”而成为今日本学界的定论，许多佛学入门书籍都采用此根据作为说明。
印顺法师(中国台湾)
反对日本平川彰博士“非僧非俗的寺塔集团，为大乘佛教的起源”主张
对于平川彰的看法，中国台湾大乘佛教僧侣也是佛教学者的印顺法师并不同意，并于《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中提出反驳的论据和看法。印顺法师并不认为佛塔非僧伽所有物，后续的推论也将有所改变。
Gregory Schopen (美国)
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美国佛教学者，Gregory Schopen反对日本平川彰博士“非僧非俗的寺塔集团，为大乘佛教的起源”主张当然日本后续又有学者提出反驳并支持平川氏的理论。
下田正弘(日本)
东大副教授下田正弘所著的《涅槃经的研究──大乘经典的研究方法试论》（春秋社，1997年）。他认为“思想研究”在最后，思想的生命不在体系性和明晰性，而是在于惹起运动的启发性。该著作提出三点和平川说不同的结论。首先，佛塔透过印度佛教史，不问出家、在家，是被视为佛陀本身的重要存在。第二，大乘经典和小乘经典是连续地被制作，作为起源绝不被断绝。第三，僧院型的佛教和非僧院型的佛教，不是对应出家和在家的分类，若被迫二者择一的话，可以考虑在出家佛教内共存的、不同的二要素。
圣严法师(中国台湾)
在宗教层面上，现代大乘佛教徒除了大部分的一般宗教信仰者外，对“大乘非佛说”的看法以中国台湾圣严法师为代表，他除了在宗教家的思想层面提出了大乘佛教教义合理性高的理由外(比如大乘佛教原本是密传，而在佛灭约五百年后适当的时机才公开、大乘佛经形式上毫无疑问是印度佛教第二期的作品，然而产在第二期的作品未必就是第二期时代的元素等等)。在《基督教之研究》中第二章“牧师与神父的‘佛教学’”中认为：只要是尊重历史知识的人，只要是了解佛教思想发展和变迁的人，他都会承认这是历史事实(大乘非佛说)。然而不能只强调“非佛亲口宣说”，更应该强调“是佛法”的另一面。是佛说与非佛说，不是佛教注重的问题；佛教注重的是：是不是合乎佛法的原则。这才是符合佛教“依法不依人”的理念。
此外印顺法师对于大乘是否佛说的争议在《以佛法研究佛法》中的“大乘是佛说论”也有类似见解，并在佛法的表现、流行和学派分裂上进行探讨, 之后又于1981年出版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之后》。
在《正信的佛教》中圣严法师认为：南传佛教忽略了北传佛教对佛教分成大乘和小乘的正确性。因为在《根本有部律》卷四五及《杂阿含经》卷二八第七六九经均有大乘之名。那是只八正道的修行者。南传上座部的巴利经与律并没有修八正道的是大乘, 在《相应部》有修八正道的为梵乘或法乘。《杂阿含经》卷二六第六六九经，以行四摄法为大士；《增一阿含经》卷十九明白记载大乘的六度。但南传上座部不承认汉传阿含经, 认为其翻译问题有很多。此外，相同的术语未必代表相同的事物。但是就整体而言，汉传大藏经中《阿含经》和南传大藏经中相对应的《尼柯耶》内容仍算是大致相同的。
论证关于大乘非佛说的观点，来源有二。
其一，在印度时，大小乘之间的辩论，小乘中的部分傲慢声闻，即以为大乘非佛说，龙树、无着等菩萨就有对此观点进行驳斥的论述。但因为汉地几千年来都是兴盛大乘，故此观点从未抬头，几乎无人注目。
其二，是近代从日本传入的西方式唯物考证佛教研究法。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用西方唯物科学、考证的方法研究佛教，他们中许多人实际上并不信仰大小乘佛教甚至天主教等其它宗教，根本不承认有佛菩萨，阿罗汉乃至天人鬼神、三世因果等，“大乘非佛说”不过是他冰山一角的“杰作”而已。
再加上，当时的中国自清朝中叶以来，屡受列强侵略，国人多对儒释道传统文化失去了信心，始向西方学军事，再学经济、政治、文化。而日本即是向西方学习成功的先例，所以日本的经验在当时中国很受欢迎。佛教界亦不例外，“大乘非佛说”也就得到许多人的鼓吹，如今，在汉传佛教界是一股不小的逆流，不少佛学院也作为教科书讲授这种观点，整个大乘汉传佛教面临着被根本上推翻的危险。
如果有人内心上根本不承认佛、菩萨、罗汉等圣者，三世因果等，无任何佛教信仰，外表上持一种“大乘非佛说”的观点，则没有在此辩论的必要。如果内心有内道三世因果等基本正见，则问题的焦点在大小乘之间的辩论上，那么，这个问题可能对他有所裨益。下面就依经论试作商讨：
一、依教证成立。（一）《增一阿含经》卷一序品中说：“契经一藏律二藏，阿毗昙经为三藏，方等大乘义玄邃，及诸契经为杂藏。”又《序品》卷初说：“是时，弥勒大士告贤劫中诸菩萨等，卿等劝励诸族姓子，讽诵受持增一尊法，广演流布，使天人奉行。”《增一阿含经》乃小乘四部阿含经之一，此经亦许杂藏中包括大乘经典，亦许弥勒大士及贤劫中诸菩萨等大乘圣众，可见小乘也承认大乘经典是佛说，并赞“方等大乘义玄邃”！（二）《四分律》中亦云：“方等经……如是集为杂藏。”可见大乘经典是与小乘经典同行的，并非象有些人所说是后代人编造的。
二、依理证成立：无着菩萨《大乘庄严经论·成宗品》的注释以八因成立大乘是佛说：“第一不记者，先法已尽后佛正出，若此大乘非是正法，何故世尊初不记（授记）耶？譬如未来有异世尊即记，此不记故知是佛说。第二同行者，声闻乘与大乘，非先非后，一时同行，汝云何知此大乘独非佛说？第三不行者，大乘深广，非忖度人之所能信。况复能行外道制诸论，彼种不可得，是故不行，由彼不行故是佛说。第四成就者，若汝言余得菩提者（其他佛）说有大乘，非是今佛（释迦佛）说有大乘，若作此执则反成我义，彼得菩提亦即是佛如是说故……”另外，《显扬圣教论》以十因、《成唯识论》以七因成立大乘是佛说。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律唯佛说，经论通五种人说（佛、菩萨、声闻、天、人）。《大智度论》：“如是等无量无边阿僧祇经，或佛说，或化佛说，或大菩萨说，或声闻说，或诸得道天说，是事和合皆名摩诃衍。”可知大乘经典并非必定由佛陀亲口所说，只要由佛加持所说，或声闻等忆持而诵出等后，经佛陀印可，皆可成立是大乘清净正法。另外，佛陀具有三身，许多大乘经典就是佛以化身在人间宣讲的（如《金刚经》、《楞严经》等），也有经典是佛陀不离人间而上升天界，以法身宣讲的（如《华严经》等），我们怎么能以普通凡夫很狭窄的考证等见闻而测度佛境呢？
太虚大师《佛法建立在果证上》说：“佛陀的教法，非是平常的语言文字，心理思维所能推测的。……倘若没有佛果与圣果的自证智力，而以普通的思想来观察、判断，当然有很多疑难之处。这是因为普通的思想，太幼稚的缘故！法相宗的《瑜伽师地论》是弥勒菩萨应无着菩萨之所祈请，从兜率天降下到人间的瑜遮那讲堂为无着等人讲说的。有因缘成熟者，能睹弥勒的光明或闻法者，如果没有因缘的众生则光无所睹，法亦无从闻了。又如大乘律《梵网经》里面的记载，由于华台上卢舍那佛传千释迦，再传之千百亿之释迦，这些更非是普通人的心理所可以证明了……”以考证等方法而扬言“大乘非佛说”，因此造下极可怕的谤法罪业的人，闻大师此语，当应猛醒！
事件大乘非佛说
为纪念中国台湾印顺法师诞辰110周年，“印顺法师佛学思想研讨会”于2016年10月29日在无锡惠山寺举行。该论坛本着开放讨论的精神，缅怀佛门先贤深入经藏、阐扬佛法的丰功，同时也对印顺长老的人间佛教思想予以考察、抉择，以期建设性地推进对中国台湾印顺长老相关思想的反思。会议过程中，一张评论印顺长老对大乘佛法的影响如“狮子虫”的论文截图从论坛现场流出并在网络上扩散，以致在会议尚未结束、论文尚未完全公开时，外界已有舆论对作者周贵华教授进行抨击。以行愿法师、圆智法师、曙祥法师和中观法师等为代表的闽南佛学院非在读人员进行了联署签名，抵制周贵华教授对中国台湾印顺长老思想进行的反思。
面对此种舆论，周贵华教授以会议相关主旨说明的方式进行了陈述，阐明了他对中国台湾印顺长老思想所做判摄的缘由。然而仍有一些参与事件的言论，持续以非理性的方式对周贵华教授实施人身攻击，使得由本次论坛引申出一场“大乘非佛说事件”(又称“无锡论坛事件”或“印顺长老大乘非佛说事件”) 。
印老和论正“反思印顺长老大乘非佛说”事件中，有一个逻辑陷阱，明明看到印顺长老亲手写了《大乘是佛说论》——而为什么这本书偏偏正是“大乘非佛说”的代名词?
印顺长老《大乘是佛说论》行文浅显，并不难理解。大意说，在原始佛典《阿含经》之后，后人“学有所见，从佛教大众的共同意识中流露出来的妙法(指大乘)”，“如能代表当时佛教界的公意”，也可称为“佛说”。
难道今人要对上述达尔文式的“进化佛教史观”进行赞叹？难道要为印顺长老独辟蹊径终于证明了大乘是佛说而欢呼？难道“大乘非佛说”是栽赃给印顺长老的?
印顺长老之《大乘是佛说论》，是换汤不换药的大乘非佛说。汤为“是佛说”，药为“非佛说”，以是佛说之名，得出非佛说的结论。反对印顺长老之《大乘是佛说论》，正是坚守中国化大乘传统，坚守大乘佛法的真实本质，坚守印顺长老求而未得的“佛陀本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