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抓住“夕惕朝乾”这个把柄借题发挥，说年羹尧本来不是一个办事粗心的人，这次是故意不把“朝乾夕惕”四个字“归之于朕耳”。并认为这是他“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所以对他在青海立的战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四月，解除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
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并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忌刻罪6条，残忍罪4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
雍正说，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名噪一时，“年大将军”的威名举国皆知，如果对其加以刑诛，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难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杀戮功臣的恶名，于是表示开恩，赐其狱中自裁。
年氏亲族年羹尧子年富因“居心行事，与年羹尧相类”赐死。
部议全家坐罪，皇帝因年遐龄年希尧素来为“忠厚本分之人”，予以宽免，革职。而后经过一年左右，年希尧又重新被起任，先后担任过工部右侍郎、景德镇督陶官、内务府总管、管理淮安板闸关税务等职务。年遐龄于雍正五年，五月，故逝，奉世宗上谕按一等公爵礼葬，致祭一次。
年羹尧子弟十五岁以上者，俱流放，年羹尧将将国公苏燕之女遣返其家。
年羹尧妹夫胡凤翚于雍正四年正月解任官职，雍正帝命江苏巡抚张楷、继任苏州织造高斌清查其织造关税钱粮，并降旨诘责，随于三月三十日与其妻年氏、妾三人自缢。
年氏同党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1]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2]献年羹尧收藏。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2]雍正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尧。雍正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与年羹尧有牵连的还有钱名世名教罪人案。[2]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2]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以捧年的臭脚。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逃。雍正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雍正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雍正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尧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暴君夸奖。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作诗的人当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但是不久，他们就跟着遭殃，汉奸做猪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的经历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2]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是雍正的重臣，没有他二人，雍正很难登位，尤其是隆科多，因传遗诏而使雍正得登大宝，功不可没。但隆日渐辜恩，使雍正日益不满。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终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2]
而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该文字狱详见清初六家卷查慎行传，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查嗣庭戮尸、枭首，亲族或斩或流放，其子16岁以上斩首，以下流放三千里，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雍正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撤消观风整俗使。
事件影响年羹尧案作为雍正朝的第一起文字狱，在此之后文字狱成为了雍正帝清除异己的重要手段；雍正帝在位13年间，共有文字狱20起。
事件背景年羹尧的发迹是在康熙帝在世的时候，他“实心用事”“治事明敏”，用兵颇有韬略，故而十几年间，从词臣升任从一品封疆大吏。雍正帝即位后，朝中依靠的主要力量是“舅舅”隆科多，因为他掌握着京城卫戍部队两万人；地方上依靠的便是年羹尧。雍正帝让他统帅着西北数十万雄兵，使政敌不得不有所忌惮。雍正帝登基之初，对年羹尧倍加恩赏重用。首先命其接替允禵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寻实授。以后几年，年羹尧一直在西北前线为朝廷效力。雍正帝亦多次对年羹尧叙功行赏：平定西藏时运粮及守隘，封三等公爵，世袭罔替，加太保衔；平郭罗克，晋二等公；平青海，进一等公，给一子爵令其子袭，外加太傅衔。
雍正二年（1724年）八月，年羹尧入觐时，御赐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及金币，恩荣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但年羹尧的亲属备受恩宠，连家仆都有通过保荐，官至道员、副将者。雍正对年羹尧的奏章皆批“如所请”，甚至标榜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千古君臣之遇的榜样”。
与此同时，雍正帝却开始搜罗年羹尧的种种不法行迹，费尽心机地寻找置其于死地的借口。
年羹尧素有喜怒无常，杀戮人性人性气，受到雍正帝重用重更加骄横。在西宁时，曾霸占了蒙古贝勒七子之女，还曾在军前斩杀提督、参将多人。
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年羹尧进京面圣，出发时令直隶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迎跪送。到京师后，他旁若无人，傲然策马。在边疆时，蒙古王公见年羹尧必须先跪，额驸也不例外。雍正帝将这些都看在眼里，迟迟不加训诫，以待其积重难返。
事件过程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雍正帝凭年羹尧奏表中成语“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借题发挥，认为是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
三月，受年羹尧迫害的四川巡抚蔡珽抵达京城状告年羹尧，年羹尧也有劾蔡的奏章到京。雍正帝一改对年羹尧言听计从的态度，说不能由年羹尧掌握朝廷权柄。接着雍正更换了四川和陕西的官员，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署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乱。
四月，雍正帝又以年羹尧对皇上隐瞒青海蒙古的饥荒为由解除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年羹尧失宠消息传出后，群臣纷纷交章弹劾。山西巡抚伊都立劾年羹尧私自占用国家盐税；都统范时捷弹劾年羹尧借捕盗滥杀无辜，并欺罔、贪婪五事。此时，年羹尧正在赴杭州将军途中，接到圣旨，削太傅衔。到杭州不久，又被追回赏赐的补服、黄带、花翎、紫辔等物。
七月廿七日，革去杭州将军职，降为闲散章京，之后又被连连落职。雍正帝还将发给年羹尧的朱批奏折追回，以掩饰当年同年羹尧的不平常关系。
在雍正帝的怂恿之下，内阁、詹翰、九卿、科道合词奏言年羹尧的罪恶“罄竹难书”，于是部议尽革年羹尧的世职。
事件结果雍正三年（1725年）十月，命逮年羹尧来京严讯。
十二月，议政王大臣会议定年羹尧罪：计有大逆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十五、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共九十二款。从这些条款的内容来看，大半实有其罪，并非出于罗织。
狱成，皇帝差步兵统领阿尔图，来到关押年羹尧的囚室传旨赐死；年羹尧接旨即自杀。
年羹尧子年富因“居心行事，与年羹尧相类”赐死。
部议全家坐罪，年羹尧子弟十五岁以上者，俱流放，年羹尧夫妇辅国公苏燕之女遣返其家。皇帝因年遐龄和年希尧素来为“忠厚本分之人”，予以宽免，革职。而后经过一年左右，年希尧又重新被起任，先后担任过工部右侍郎、景德镇督陶官、内务府总管、管理淮安板闸关税务等职务。年遐龄于雍正五年五月去世，奉世宗上谕按一等公爵礼葬，致祭一次。
年羹尧妹夫胡凤翚于雍正四年正月解任官职，雍正帝命江苏巡抚张楷、继任苏州织造高斌清查其织造关税钱粮，并降旨诘责，随于三月三十日与其妻年氏、妾三人自缢。
历史评价《清史稿》：方且凭藉权势，无复顾忌，即於覆灭而不自怵。臣罔作威福，古圣所诫，可不谨欤!
雍正帝：年羹尧今日之功，岂能及鳌拜之大，而所犯之情罪，则甚于鳌拜。朕辗转思维，自古帝王之不能保全功臣者，多有鸟尽弓藏之讥。然使委曲宽宥，则废典常而亏国法，将来何以示惩？
不少人认为年羹尧被处死的原因和隆科多被幽禁死的原因一样，都是他们洞悉雍亲王与诸阿哥谋争储贰的隐私，即所谓“怀疑诛忠”，此说是不无道理的。
年羹尧九十二条大罪的罗织体现了以雍正帝为突出代表的清朝皇帝的三个显著特点：一、对统治合法性、合理性的强烈渴求；二、对皇权掌控力的高度自信；三、政治手段的纯熟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