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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受

人物简介 1932年经莫宗江介绍到中国营造学社工作,任刘敦桢助手,并参加考察古建筑,整理绘制资料。1935年提升为研究生。1940年,随梁思成、刘敦帧考察西南地区40余县的古建筑。1942年参加彭山
人物简介

1932年经莫宗江介绍到中国营造学社工作,任刘敦桢助手,并参加考察古建筑,整理绘制资料。1935年提升为研究生。1940年,随梁思成、刘敦帧考察西南地区40余县的古建筑。1942年参加彭山崖墓发掘工作,并绘制了崖墓的地形图和墓葬的建筑结构图。

1944年在重庆任中央设计局研究员,1945年参加重庆道路网及分区规划设计工作,1946年任陪都建设委员会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后设计中共西南局办公楼和重庆市委办公楼。1953年到文化部文物局任工程师,1960年调文物出版社任编审,1971年调建筑科学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任研究员至1987年离休。

他的主要著作有《应县木塔》、《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中国古代结构建筑技术》、《陈明达建筑与雕塑史论》。

陈明达先生1997年8月在北京逝世。

家族家世

陈明达生于长沙,老家湖南祁阳,1925年,陈明达一家从长沙搬往北京。学社转移到长沙时,陈明达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祁阳老家。在维修好的祠堂祭祖时,陈明达发现,祠堂所有斗拱都被拆下来堆在了墙边。斗拱是中国古建筑特有的结构,它的使用已有2000多年历史。发展到清代,斗拱的结构作用蜕化,仅作为装饰。“这样的实例可遇而不可求”,殷力欣回忆。

陈明达心念故乡,抗战胜利后,曾短期回乡,计划重建被焚毁的陈家祖祠。但当地陈氏族人商议,认为筹建一所新兴的大学比私家祠堂更有意义。为此,陈明达竭尽平生所学,短时间内完成了学校的设计图、施工图,甚至编制了详尽的工程预算。后来学校建成了,但因时局变化,没能办成大学,将此建筑群改成了一所中学。[1]

今祁阳二中即是陈明达所设计创办的那所学校,祁阳二中的大礼堂,原是陈家祠堂,设计花费了陈明达不少心血。陈明达生前曾提起,当时为祁阳设计的学校,前身是陈家的祠堂。老宅附近并无祠堂,而是位于祁阳城区龙山街道的祁阳二中(原重华中学)。

祁阳陈氏自清乾隆朝陈大受(祁阳下马渡镇藕塘冲人,号可斋,谥文肃。1702-1751年)入阁拜相起,虽因满族权贵对汉族官员的猜忌而屡遭排挤,但其后裔自曾孙辈以降,二百多年间不甘沉沦,自强不息,相继涌现出陈文騄、陈冰叔、陈平阶、陈明达等在各自业内颇有建树的一方俊才;而在文物遗存方面,则祁阳除留有文昌塔至今为地方名胜外,尚存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藕塘冲陈家老宅及祖坟和祁阳二中图书馆。

祁阳文昌塔在今天看来是一处观赏性高于实用性的宗教建筑,而在建造它的时代,则直接服务于教育事业。如今,它已厕身中国名塔行列无需赘言,更有陈大受所撰《重建文昌塔记》传世,成为记录民间匠作传统的珍贵史料和体现士大夫“以儒为本、包容释道”之传统文化理念的稀有文献。此碑记除现存《陈文肃公遗集》刻本外,原碑残件至今仍散落在文昌塔附近之灌木丛中。

藕塘冲陈大受墓很简朴,而据此一箭之地的陈家老宅更简朴到令人难以置信:我国各地现存名臣巨贾们雕梁画栋、曲径通幽式的大宅院多矣,而以土坯墙为主体结构的宰相府第,则似乎以此为存世孤例。它远称不上豪华,但在朴素清贫中,以窗棂、梁架、柱础等细节处理,漫不经意地展现出耕读人家文化品位之清高。据记载,陈大受当年为重建祁阳文昌塔捐俸银一千五百两,而修葺自家老宅仅出资三百两。

至于今之祁阳二中图书馆,则是陈氏族人将家祠改建为公共教育机构之义举的物证。陈大受官列清要,土屋安居,传承子孙不过诗书而已;赞助本乡公益,不惜巨资,将耕读本分推及乡里。家风如此,固有他的后人陈冰叔、陈明达等,当国家百废待兴之际,以私产之损失,谋求公益教育事业之发展,颇具先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人文精神。陈明达曾提起陈家的兴衰起伏对后人的警示:“巫医乐工,皆可为立身之本”,“自生自灭,只求务实,万不可藉先祖余荫苟活”。此等精神,可谓永无泯灭的家传财富,也堪称是形成祁阳豪迈、淳朴、自立、重教之民风的文化基因之一。也因此,陈明达走上钻研古建筑这条路,并非偶然。

生平轶事

在许多建筑史学家眼中,陈明达一度是一个谜。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天津大学建筑系博导王其亨想就《营造法式》一书中的一些问题,前去请教陈先生,却听说这位“继梁思成、刘敦桢之后,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上取得重大成果的杰出学者”,已闭门谢客多年。

于是,王其亨心怀忐忑地前往陈家。不料,他却发现,年近古稀的陈先生,其实很乐于与同行交谈,绝非传闻中那个“只读古书的迂腐夫子”。

后来,人们渐渐开始明白,这位建筑史学家深居简出卅载,为的只是一件“在常人看来并不要紧的事”。

1953年,陈明达受任为文化部文物局业务秘书,主管全国的古建筑保护工作。有一次,北京市委组织讨论是否要拆除某古迹。正当陈明达想要起身发言,说服与会者保留古迹时,北京市委一位领导冲他摆了摆手:“文物局的同志就不必说了,你们的意见我都知道了。”接着,这位领导反复陈述为啥要拆,还“引来阵阵掌声”。

古迹最终难逃被拆的命运。不久,陈明达便主动请调,到文物出版社做了编审。有人说他“自毁前程”,他却颇为不屑地说,要不是为了完成《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早就不干了”。

由此,正当壮年的陈明达退出官场,潜心研究起中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900多年前由北宋工匠李诫所著的《营造法式》。此后,便有了他30年足不出户的传闻。

其实,自1932年加入营造学社起,还是学徒工的陈明达就迷上了《营造法式》。只是命运多舛,这个被梁思成嘉许为“明达有奇思”的湖南人,也曾迷惘、消沉。

挚友莫宗江曾回忆,抗战期间,陈明达正随营造学社在宜宾考察,先是传来消息,他留在北平的母亲和大妹,因贫病交加而死,不久,参加对日地下抵抗活动的未婚妻又殉国而死。

自此,陈明达时常醉酒,继而是”毫无节制“地嚎啕大哭,酒醉中,他大喊着要上前线杀敌,有时,又会大声吟诵起杜甫“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诗句。

即便如此,这本书也从未离身。他甚至花费了数年时间,手抄了全本《营造法式》,并绘制了当中的全部插图。

1962年.时任文物出版社编审的陈明达,赴山西考察应县木塔,由此撰成他的第一本建筑学专著《应县木塔》。此书于1966年的文革“前夜”出版,而在这个建筑史家看来,这仅仅是研究《营造法式》的“前期准备工作”的“三十分之一”。

他没能继续进行他的工作。文革中,年过半百的陈明达,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思想改造,先是被安排和泥、造土坯,说是“让学建筑的专业对口”,随后,又被安排到食堂,给大师傅打下手。

只是多年后,陈明达与人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居然很“豁达”地说,自己因祸得福练就了硬功夫——两个小时能切出十几斤很细的肉丝。

“我的待遇算是相当不错了,某君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理所当然被叫去种稻子。”言罢,他哈哈大笑。

但没人知道这位老人心里真实的想法。在那“被耽搁的十年里”,他原本计划好的对山西佛光寺、天津独乐寺等古建筑的研究,最终只完成了一小部分。

1997年,陈明达离世,外甥殷力欣在整理遗稿时,却惊讶地发现,先生毕生都在寻求一个问题的答案——“西方人提出"适用、坚固、美观"的建筑三原则……那么是否存在一个与西方建筑迥异其趣的中国建筑学呢?”在此前与来访学生的一次谈话中,陈明达明确地提出,答案就在《营造法式》中。

也有研究者指出,从1932年陈明达手抄全本《营造法式》起,到1995年他因病辍笔,一函8册的《营造法式》,占据了这位建筑史大家一生中整整64年的时间。

有人至今仍然记得,为了画出他最为重要的学术专著——《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中的49幅图版,67岁的陈明达,每天都戴着老花镜,站在高大的绘案前,用鸭嘴笔细细涂抹,“图仍然规矩、漂亮,只是,背略有些弯。”

代表作品

重华中学,即是祁阳二中,位于祁阳城区龙山街道甘泉路。祁阳二中建校已有六十多年,学校的标志性建筑大礼堂,正是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甘泉南路,站在祁阳二中门口,隔着铁门,一抬头就可看到那座大礼堂。

踏着二十多级的石阶走近大礼堂,高大的石库正门上刻着“图书馆”三个字,正门两侧各有两扇偏门。礼堂的正面墙高约15米,正上方为等边三角形墙体,呈山峰状对称散开。墙面又有七根扶壁柱作为依托,显得简洁大气。“单从建筑外观来看,很难想象,这所学校原来是一处祠堂”,抚摸着三角墙体下的承重石柱,前廊里的这两根石柱,也是礼堂外部唯一体现古风之处。它们高约10米,柱围约2米,柱底为莲花石礅,顶部则为圆中带方的顶盘,饰以麒麟脚纹和花鸟图案。

礼堂外观的简洁大方,传统手法和西方手法相结合,这与陈明达在设计时一贯避免古建筑符号堆砌,注重意境把握是一致的;在礼堂内部,借助相机看清漏窗里的屋架,可推断其由清代晚期木构改造而成。由此可知,礼堂是由木结构改为砖混结构的,但屋架并未大改。陈明达为了充分利用祠堂空间,扩展大厅容量,将大厅改为两层。并增加立柱,解决承重问题,这些设计都花费不少心血,重庆渝中区的重庆市委办公大楼旧址及中共西南局办公大楼旧址可以看到类似设计。那是上世纪50年代,陈明达在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指示下,从“简朴、实用、注意美观”的角度设计了它们。此外,这个设计显然受到了陈明达的老师梁思成先生当年设计吉林大学的影响。

现在看到的祁阳二中,是上世纪80年代扩建后的格局。扩建前,大礼堂东西两侧各有一栋两层砖瓦房。和大礼堂一样,都是用青砖建的,二楼楼板木质。这两栋砖房应该是礼堂附属建筑,但学校设计建造之初的规模有多大,现在已经无从考证。

重华中学原为祁阳陈氏的家族学堂,上世纪40年代,祁阳周、刘两姓兴办族学,创办了达孝(今祁东县一中)、崇汉中学(今陶铸中学),陈氏一族不甘落后,遂创办了重华中学。“重华”二字取自舜,传说陈姓是舜的后人,舜又名重华,重华中学当时虽是族学,但因地处城区,招生时并不以一姓划线。它面向全祁阳进行招生考试,待招考录取结束后,陈姓子弟再以备取生的名额入校就读。初中三年,学校共开设公民、国文、算术、外语等科目,但是,由其管理与教学方法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阶段,没有实验,没有活动场地,没有自由民主空气,开办时的两班120人,到毕业只剩下87个。1944年秋天,日军侵陷祁阳,战火殃及陈家祠堂,重华中学因而停办。1947年,学校计划重修扩建,由陈大受六世孙陈冰叔(陈及祖一脉,重华学堂创始人)主持,将陈家祠堂的两间正屋拆除,砖瓦用于建大礼堂。

陈明达于1947年返回祁阳,两年后,出任衡阳工务局工程师。战后不久,陈家决计以陈家祠堂为基地,将之前所建之重华学堂中学部(祁阳二中之前身)增设大学部,时任重庆中央设计局研究员的陈明达襄赞其事,义务设计。”据陈明达先生生前回忆,将祠堂改建为大礼堂只是重华学堂增建工程之一,另有教学楼、办公楼、宿舍等项目也在1949年左右一并完工。可惜的是,今祁阳二中校园经历年改造,除散落其间的14尊原祠堂汉白玉柱础外,其余均难觅踪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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