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氏家族关系
愍怀嫔姜氏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三月初六日，是西人文豪姜硕期（号月塘）与正妻高灵申氏所生的五子三女中的第二女。天启五年（1625年），朝鲜仁祖之世子李（昭显世子）行冠礼，理应迎娶世子嫔，但其过程一波三折，姜氏最先也无缘嫔宫宝座。起初仁祖欲拣择尹毅立之女为嫔宫，但因尹毅立出身南人，遭到约定“勿失国婚”的西人尤其是勋西派的强烈反对，他们借口尹毅立跟上年参与推戴仁城君阴谋的“逆贼”尹仁泼有亲戚关系而提出异议，力图阻止此事，仁祖大发雷霆，贬斥了反对最力的金自点和沈命世两人。但仁祖终究还是拗不过群臣的反对，这次国婚计划便以流产告终。天启七年（1627年）丁卯胡乱之后，拣择世子嫔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同年六月二十五日举行初拣择，姜氏参与其中。据说初拣择时仁祖看中了一名权氏女子，不料此女为逃避拣择，故意装疯卖傻，因而落选，姜氏才有成为世子嫔的机会。就这样，姜氏在九月二十九日的三拣择之后被仁祖钦点为王世子嫔。按照礼曹拟定的嘉礼程序，十月二十八日纳采，十一月二十日纳征，二十一日告期，十二月初一日告庙，初四日册嫔，二十七日世子前往太平馆（即中国使臣馆，因当时仁祖所居的庆德宫（庆熙宫）窄小、昌德宫已被烧毁而改在太平馆举行）亲迎姜氏，正式完成了嘉礼。在姜氏被正式拣择之前，昭显世子嘉礼的规格被缩减不少，表面上是因为国事艰难，天灾频仍，也可能暗含了仁祖对这次确保西人女子当选的拣择不满意的因素，姜氏自然从一开始就与仁祖产生芥蒂。崇祯四年（1631年），姜氏产下一女，此女似乎夭折。崇祯九年（1636年）三月二十五日生下元孙石铁（庆善君李柏）。同年发生了改变昭显世子夫妇人生轨迹的事件，就是十二月清太宗皇太极亲征朝鲜的“丙子胡乱”。清军如入无人之境，到十二月十四日传来了清军越过开城（松都）的消息，仁祖命礼房承旨韩兴一奉宗庙社稷的神主和世子嫔姜氏去江华岛（江都）避难。由于江都检察使金庆征（时任领议政金瑬之子）自恃江华天堑，沉湎酒色，疏于防备，导致清军在崇祯十年（1637年）正月二十二日渡海攻陷了江华岛。在江华岛失守前夕，姜氏痛哭着走出行宫，欲出城渡海逃难，但是备边司坚决不开城门，于是姜氏将在襁褓中的元孙托付给金仁、徐厚行、林友闵、权俊、俞好善五名宦官，说：“吾与大君（指一同来江华岛避难的凤林大君李淏和麟坪大君李?）当死于此，不忍见元孙同死，尔等抱此儿出避，不幸不得渡江，隐伏山谷间，死生之际，汝其善处！”随后姜氏及两位大君被俘，不过清军并未杀害他们，反而给予优待。元孙则在这几名宦官及其舅姜文星和官员宋国泽、闵光勋的保护下逃到了乔桐岛避难，到二月十八日朝廷才知晓其行踪。在此十天之前，昭显世子夫妇告别了投降满清的仁祖，与清睿亲王多尔衮（九王）一起踏上了前往盛京（今中国沈阳）的人质之路。
在清生活四月，作为人质的昭显世子夫妇、凤林大君夫妇及随从大臣抵达盛京，起初他们一行五百余人下榻于接待朝鲜使臣的东馆，五月七日搬到了清朝专门为他们新修的客馆，通称“沈阳馆”或“沈馆”。入质清朝的八年间，姜氏充当着沈阳馆女主人的作用，当时昭显世子被皇太极叫去出猎或从征明朝，这时沈馆事务皆由姜氏处断。姜氏的主要工夫在怀孕和生育上，她在盛京先后生了二子四女（其中一女夭折）。除此之外，姜氏还被推测在沈馆和清朝的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当时清朝物资比较缺乏，王公贵族或公或私找沈馆购买物品，姜氏看中了这个机会，开始从事起朝鲜和清朝的贸易中介，时常出入沈馆的宗室怀恩君李德仁之女（清朝官员皮牌博氏（巴克什）之妻）很可能就是姜氏的对外联络人。崇德六年（1641年）冬，皇太极要求沈馆屯田，自力更生以解决粮食问题，尽管世子侍讲院的随从官员大多反对，沈馆最终还是在盛京郊外开设了“野坂”（农场），招募被掳朝鲜人，种植粮食蔬果，饲养各种家畜，崇德八年（1643年）获得丰收，并用收获物来与清朝人贸易，在沈馆起“主内”作用的姜氏很可能就是这种生产及贸易活动的主导者。史称昭显世子夫妇“募东人之被俘者，屯田积粟，贸换异物，馆门如市，上（仁祖）闻之不平”。
在这八年间，昭显世子曾两次回国省亲。崇德五年（1640年）昭显世子回国时，清朝要求暂时送元孙来顶替，四月十三日元孙来到盛京，姜氏终于见到了她在丙子胡乱时失散的儿子，在昭显世子北返后，七月三日元孙离开母亲回国。崇德八年（1643年）末，鉴于姜硕期去世及姜氏未朝见新婆婆庄烈王后赵氏，昭显世子请求带姜氏一起回国，获得清朝允许，元孙和诸孙（姜氏次子石磷）则暂代父母为质。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昭显世子夫妇离开盛京，他们归国时在中朝边境的凤凰城见到了北上的元孙和诸孙，留下了“临发，（世子与姜氏）抱持元孙及诸孙，不忍相舍，一行从者无不吞声，清人之来见者亦皆抆泪”的感人记载。他们回国后，仁祖拒绝让姜氏去姜硕期灵前哭丧及看望卧病在床的母亲申氏，姜氏便在顺治元年（1644年）二月下旬随丈夫凄凉地离开了汉城。
清军入关后，昭显世子夫妇和凤林大君夫妇也在顺治元年（1644年）秋搬到北京居住。十一月，清摄政王多尔衮宣布将昭显世子夫妇释放回国，翌年二月十八日，昭显世子夫妇回到汉城，正式结束了人质生活。由于在清朝展开贸易活动的缘故，他们此行可以说是满载而归。据说姜氏回国时带来了几百驮珍玩，令仁祖很不爽。同时仁祖宠姬赵昭容（废贵人赵氏）也和昭显世子夫妇有隙，史称她“素不悦于世子及嫔，日夜媒孽于上前，以诅呪不道之说构诬嫔宫”。昭显世子在回国两个月后暴死，姜氏的灭顶之灾也就降临了。
罹祸赐死这年六月安葬完昭显世子后，仁祖不顾大多数大臣的反对，不立昭显世子之子为世孙，反而要立其弟凤林大君李淏为世子，这是对姜氏不利的信号。其后围绕姜氏的各种异常事态接踵而至。七月，姜氏亲信的宫女爱兰遭赵昭容构陷而被仁祖流配。一个月后，仁祖忽然以姜氏的兄弟“皆甚愚滥”为由，下令将姜文明、姜文星、姜文斗、姜文璧流放远地，面对大臣反对时则声明：“姜嫔亦非贤哲之人，而其兄弟之不良如彼，日后倘有可虞之事，卿等当思予言！”此话已经透出杀机。不久后发生了姜氏宫女戒香、戒还涉嫌诅咒的事件，两人拒绝供认，死于宫中内狱。十月，仁祖以有病为由强行将与昭显世子夫妇关系密切的王妃赵氏（庄烈王后）“避接”于别宫庆德宫（今庆熙宫），甚至宣布跟姜氏偶语者有罪，姜氏遂更加孤立。
进入顺治三年（1646年），仁祖正式对姜氏下手。刚过元旦，御厨给仁祖做的鳆灸（烤鲍鱼）就被发现有毒，仁祖怀疑是姜氏所为（可能是废贵人赵氏所为，或者原本就是仁祖的自导自演），将姜氏的亲信宫女下宫中内狱。该案审了一个月都没有结果，然而仁祖必欲置姜氏于死地，便在二月初三日召集大臣，宣布了姜氏“在沈之时，潜图易位”、“预造红锦翟衣、僭称内殿（中宫）之号”、“上年秋间，来到至近之处，乘愤叫怒伻人（奴才）”、“问候之礼，废已累日”四条罪状，命令有关部门依据法律来定她的罪。绝大多数大臣都表示异议，仁祖仍于二月十二日下令赐死姜氏。此举几乎遭到朝臣的一致反对（除金自点等少数人以外），他们联名上疏“庭请“，恳求收回成命，但最终屈服于仁祖的压力。三月十五日，姜氏被仁祖废为庶人，赐死于娘家，她出宫时一路上观者如堵，许多人为之唏嘘。在此前后，她的兄弟姜文明、姜文星、姜文斗、姜文璧先后被杖杀，生前官至右议政的姜硕期也被追夺官职。姜氏死后，仁祖将相关人员下狱于义禁府进行审讯，获得了姜氏诅咒并谋害仁祖的种种“罪证”，然后将姜氏的亲信宫女全部处死，这无非是为了坐实姜氏谋逆之罪、使废位赐死之举正当化而追加的作秀审判而已。仁祖还把姜氏从清朝带来的大量锦绣珠玉没收入宫，又将她积攒的白银一万六百五十两、黄金一百六十两、倭剑十九柄下发给户曹。不久后将姜氏的三个儿子通通流放济州岛，姜氏本人也在她死后的七十余年间被扣上“逆姜”的恶名。
朝鲜孝宗（凤林大君）继位后，昭显世子第三子石坚（庆安君李桧）从济州岛移配于江华岛（其他两子已死于济州），姜氏的死对头废贵人赵氏亦因诅咒案而被赐死，不过并无平反姜氏的迹象。顺治九年（1652年），孝宗因灾异下教求言，弘文馆副校理闵鼎重在上疏中请求解释姜氏之狱，孝宗仍一口咬定姜氏“大逆不道”，并强调再有谁敢质疑姜氏之狱，就以“逆党”论处，于是“诸臣瑟缩，莫敢发一言而退”。顺治十一年（1654年），孝宗又一次因灾异下教求言，黄海道观察使金弘郁不顾孝宗严旨，冒死上疏为姜氏伸冤，由于这触及孝宗的王位合法性问题，令孝宗震怒，金弘郁被下狱并杖杀。此后数十年间无人敢提此事，直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才由朝鲜肃宗为姜氏伸冤复位，并赐谥号为愍怀嫔，葬于愍怀墓（朝鲜高宗时改称永怀园）。
轶事典故出生凶兆相传姜氏出生前夕，其父姜硕期因值班而夜宿宫中，梦见一只白猫闯入家中咬人，把全家人都咬死了，猛然惊醒，汗流浃背。早上，家里来人报告夫人生了个女儿，姜硕期很不爽，想丢弃这个女儿，但最终还是养育了她。
赌咒杀子据朝鲜孝宗所言，昭显世子死后，仁祖曾说：“是不慎衽席之致（这是没管好老婆的下场）！”姜氏听说后，发誓不再与公公相见，因此她生下昭显世子的遗腹子后就偷偷杀掉，以免与仁祖相见。
人物评价总评朝鲜王朝史官对愍怀嫔姜氏的盖棺论定是：“姜氏性刚戾，卒以不顺，积忤上意，遂及于死，然其罪恶犹未彰著，特以推度而行法，故中外民心不厌，皆归罪赵淑仪（废贵人赵氏，此处有误，赵氏时为昭仪，而没有被封为淑仪的记载）”。到了现代，由于愍怀嫔姜氏与清朝进行贸易的事实被一些韩国史家发现并强调，她的评价也随之大为提高，乃至被肯定为韩国女性商业活动的先驱，尤其是联系到昭显世子与西方传教士接触的事实，使其夫妇被当代韩国人视为站在时代前列的先觉者，寄予了某些幻想（如昭显世子夫妇上台的话就可以使韩国提前近代化等）。一些观点称姜嫔为“梦想新朝鲜的女人”，学者朴珠认为：“从大的方面来看，昭显世子嫔姜氏是因丙子胡乱败战而被蒙冤牺牲的悲剧的世子嫔。但是另一方面，作为王室女性，她最初在沈阳过着人质生活，具有与清朝进行国际贸易、经营大规模农场以聚集财物的领导力。她并不悲观于作为人质的现实，反而化危机为机遇，是一位聪明而坚韧的女性领导者，而且堪称是一位展现积极性格和卓越经营能力的女性国际CEO。她取得如此丰硕的经济成就固然首先在于她的经营能力，但当时译官们为了姜嫔而献身帮助她的通译和贸易活动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不过也有学者指出这类评价不无夸大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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