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物内的铭牌
作为进入上海最早的专业建筑师之一，年轻的雷士德服务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负责租界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监督。1860年代恰逢上海租界第一个经济增长和市政发展的高峰期。1860年至1862年，由于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带兵东进，中国传统上最繁荣富裕的一批城市──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松江、湖州、嘉兴、杭州、宁波，几乎在转眼之间全都落入太平军之手，一时引起空前的难民潮。原因很清楚：这些地方的财富本来就是掠夺的目标，加上这一带科举鼎盛，中国有一半以上的官员出生在这一地区，许多家族都有人在清政府任职，看来不可避免的要成为镇压的目标。两年间，估计有50万以上的难民涌入上海租界避难，他们中不少人携带大批金银；战后，仍有大批难民滞留上海。短短数年间，上海租界的居民从原来的大约三百人（几乎全是英美侨民）增加到数十万。
建筑内部的楼梯
这时，上海早期最大的地产商，美国人史密士（Edwin Smith）开办的史密士洋行（Shanghai Real Estate Agency）邀请雷士德为合作伙伴，于是雷士德就成了史密士洋行的股东。1880年代，史密士（Edwin Smith）退休回国，其名下的房地产几乎全部转入雷士德的名下，于是雷士德成了上海的房地产巨子。1878年—1883年，雷士德任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的董事、副总董，以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雷士德还通过以房地产参股合资或收购股票的方式，成为上海多家商行、公司的股东或主要股东。包括外资在华的最大的报业印刷出版集团字林西报和英商上海电车公司。雷士德还曾任字林洋行的董事长。
其他作品1913年，他和另外2位英国侨民、大地产商马立师和约翰逊（George A.Johnson）合伙组建德和洋行（Lester，Johnson&Morriss），曾经是上海最著名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之一，留下先施公司（1917年）、日清汽船公司（1921年）、普益大楼（1922年）、字林大楼（1924年）、台湾银行（1926年）、上海仁济医院（1932年）、雷士德工学院（1934年）、三菱银行（1936年）、迦陵大楼（1937年）等作品，今天大多列为上海优秀近代建筑。
慈善家手工的窗格上马绘制的都是理科和科学等图案
雷士德虽然拥有惊人的财富，但生活却十分简朴，他常穿用朋友用过的旧衣物、领带；没有私人汽车和私人“黄包车”，外出大多乘电车，这样一方面节省了开支，同时还可以了解司售人员的服务质量。当然，他也成为许多人讥讽的对象。与此迥然相反的是，雷士德对于慈善事业却是极其慷慨。
如今的正门主楼
1926年5月24日雷士德在上海逝世，葬在静安公墓（今静安公园）。他终身未娶，没有后代。根据他的遗嘱，用他名下的全部产业成立雷士德基金会，用于发展上海的教育卫生事业。1926年雷士德遗产估价总资产为1434万两，1927年升值到2000万两。1934年，雷士德工学院在虹口（今长治路505号海员医院）建成开学（1945年停办），1935年，雷士德医学院（今北京西路1314——1320号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落成开学。规定以华人子弟为主要学生，并适当接纳除英、美、法三国以外的其他国籍学生。雷士德工
政府树立的铭牌
学院主建筑的平面与立面酷似一架展翅迎风的战斗机，建筑的细部多以天平、角尺、齿轮、圆规、烧杯等科学仪器与机械图案作装饰。雷士德基金会还投资兴建了位于上海市中心山东路上的仁济医院新楼，仁济医院一度被叫作“雷士德医院”。
雷士德基金会在虹桥路投资兴建的上海聋哑学校，成为中国规模最大、设施精良的残疾人学校。雷士德还曾多次捐赠大笔资金给上海车夫福音会，救济贫苦的人力车夫，免费向其提供衣食、住宿、医疗和教育服务，并为他们在嘉兴路建立了一座礼拜堂。雷士德对于慈善事业的热心，可能是因为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雷士德基金会现在，在英国的雷士德基金会接受符合以下条件的申请者的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在英国的大学或研究机构从事研究生或更高水平的学习。
学习和研究的领域包括：建筑学、医药学、计算机发展和机械科学。
申请者的教授，系主任或其他相关专家的正式书面推荐。
申请者将返回中国。
一般来讲，申请者所学的知识与技术将有益于中国人民。
建筑师及慈善家亨利·雷士德，英国建筑师，1840年出生，1867年来上海，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工作，3年期满后，加人史密斯的上海地产代理行，中文名为德和洋行。史密斯死后，他接办了该行，主要业务是建筑设计和地产买卖，在北京东路外滩一带，主持招商局码头和浮码头工程的测量、设计、建筑；到1886年，招商局码头和浮码头建成。
1878～1883年，雷士德任法租界公董局董事、副总董，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他还曾多年担任字林西报的董事会主席。1913年，亨利·雷士德与强逊、马立师等改组了德和洋行。该行在上海建造了很多房屋、码头和仓库。尽管他设计的房屋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多数被翻修改建，但是他在沿黄浦江建造的大量码头和仓库一直是上海商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目前仍存在的较大建筑，有外滩17号的字林西报大楼（现桂林大楼）和南京东路的上海电力公司大楼（现华东电业管理局大楼）等。此外，在北京东路、大名路和长治路一带。至今还可看到一些他所建造的英国式砖木结构的房屋。雷士德很早就对房地产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拥有不少地产，到1926年5月14日逝世时，他已是上海滩上有数的富豪之一。他去世后1年，财产估值为银1434万两；到1932年，在南京路的地产升值居上海第二位，超过沙逊家族。
雷士德终身未娶，他长期住在上海英侨总会的单身宿舍，个人生活节俭得让人难以置信，穿的是破旧衣裳。从未购置小轿车，上下班坚持步行或乘电车，出门时手执雨伞拐杖。他每天下班前的例行公事是检查所有办公室的电灯是否关好。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每星期必到九江路江西路的圣三一教堂做礼拜。他曾捐献25000两银子资助该堂偿还购置大管风琴的债务。他毕生从事建筑工程和经营地产事业，对贩卖鸦片或干其它罪恶勾当的西方冒险家深恶痛绝，他富于人道主义精神，对贫民充满同情心。他常说：“我的钱是在中国赚的，我要把绝大部分财产留给中国人。”1926年5月14日，雷士德以87岁高龄逝世，在遗嘱中，他实践了他的诺言，几乎捐出了全部遗产，在上海兴办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这份遗嘱公布以后，在上海滩引起了震动。
根据遗嘱以其遗产成立的雷士德基金会，先后建造了一批学校、医院。座落在北京西路1320号的雷士德医学研究院（现为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于1932年落成。1934年，座落在东长治路505号，以培养工程技术人员为主的雷士德工学院及附属中学（现为上海海员医院）的主楼落成启用。笃信宗教的雷士德在遗嘱中明确指出，不准把宗教带到教育中去，因此雷士德工学院不设置宗教课程。在今山东路的仁济学院（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是根据雷士德遗嘱兴建的另一项目，遗嘱指定用100万两银子建造这所医院，规定不设置单人住院病房（必须隔离者除外），穷苦和急需住院的病人应免费接纳并免交一切费用，门诊、病人也免收一切费用。此外，雷士德遗嘱指定赠款的单位和组织也相当多，如虹口华德路12号的圣路加医院、忆定盘（现江苏路）4号的中国盲人院、董家渡的穷苦小姊妹会、虹口的黄包车夫会、南市的穷苦精神病院，等等；与此同时，雷士德还分别指定一些房产，以其租金作为他指定建造的院校的维持费。雷士德基金会解放后迁往英国，但其工作照常在进行。近几十年来，由基金会资助去英国进修、研究的中国专家、学者多达四百余人。虽然亨利·雷土德已经逝世多年，但是上海人不会忘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