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三是每年的杨公忌，这一天的老黄历上会明确注明“诸事不宜”，就是电子日历上也未能脱俗，提示“杨公忌日 大事勿用”。
听姥爷姥娘舅舅等老人们说，杨公是什么朝代的人已经具体不可靠，总之是一个姓杨的老汉。当然“公”不一定指的是年龄大的人，就像老子孔子庄子的“子”一样，并不是指儿子小辈的意思，相反却带有恭敬的尊称的意思。但因为杨公夫妇总共生了十三个儿子，至于有没有女儿还不算，从传说中并没有听到这些儿子婚娶乃至留下后代的结果来看，以及古人比现在提倡早婚早育、多子多福和人类生殖极限上推测，最有可能的是这位杨公在四十之前就将十三个儿子生足。后来不是没了性生活、不是不生、而是已经到了精尽骨枯的年集了。
人过四十天过午，在杨公的眼里再过个十年八年的孩子们都逐渐成家立业，眼看着挨肩茁壮成长的十三个儿子，并且已经在眼前呈现出“大儿锄豆溪东、二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的田园诗歌景象，再幻想着不用几年、兴许就在知天命之年上就能享受到儿孙绕膝行的天伦之乐，杨公不禁飘飘然起来。
飘飘然起来的杨公就有点老百姓嘴里所说的“木胀”了，不知道帽子八寸几的没数了，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胀包了。终于有一天他心底的这点傲娇如春天压在石头下面的草籽一样，挣扎着长到阳光下，在青天白日里吱吱地拔节蹿高。已经被多子的现实冲昏了头脑的老汉，竟然忘记了这个现实仅仅是实现多福的既不充分也不必要的条件，仅仅是个很充分的或然性几率。他想当然地认为多子就是多福了。因此膨胀的杨公在一天终于被这种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说出“我十三个儿子，就是一个月死一个，还能留下一个儿陪我过年”这样狂悖的话语。
单扇门独站子年画，老人为窦燕山，其五子都成高官，有“五子挣福”之说。
没成想的是，“十九年七闰”的历法，恰如冥冥中上天对杨公的惩罚。其实当他喊不喊出这句逆天大不道的话，这一年的闰月都如期而至。或许杨公生活的年代在锅屋里贴灶王头的风俗尚在发轫之前，或许杨公已经觉得自己活到了实现春秋历法“自由”的时候了，就像现在一些人实现了财务自由一样，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了。总之他没想到的是当年竟然是农历十三个月。头顶三尺、屋檐底下都有神明啊，就这样一种巧合，一种由偶然性积累而导致的必然性发生，让杨公的十三个儿子每月倒毙一个，过年的时候只剩了生不如死的杨老汉形影相吊，估计他这个时候已经人不是人鬼不是鬼了。他的心早就死了，只剩下行尸走肉，用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现行现报为后世之人留下了惊世骇俗的一个故事。
杨公成了可怜之人自有其可恨之处的楷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乎，后朝的人们将杨公自戕而死的忌日，也就是每年的正月十三，当做了一个诸事不宜的禁忌节，除了在家里吃喝拉撒睡之外，什么也不不能做，这个时候有年纪的老人就会一遍又一遍和儿孙辈们拉起“杨公十三个儿子，因一句大话，正好闰月死得一个也没剩”的故事，牢记福祸是相依相成相克相生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维系，是天地人和谐相处的结果，任何一方的失衡就破坏了中庸之道。
所谓“天作孽尚可恕，人作孽不可活”。那么除了《诗经》里的阶级“硕鼠”，杨公就是平头百姓里不可活的典型代表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