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脏乱不堪的精神病房即第六病房中，住着五位困苦无依的“疯子”，在泛出闷臭霉味的医院里，监禁在令人想到强权者的愚蠢和残酷的铁窗中。
月光下，见到那位我最欣赏的名为伊凡·德米特里·格罗莫夫的有妄想症的患者。
他的话又乱又急，像是梦呓。他的谈话，他的声调，都让人感觉到一种异常优美的东西。当时的人称他为“疯子”，可恰恰是这样的疯子，考虑着人的卑鄙，考虑到践踏真理的暴力，考虑到人世间未来的美好生活。他的话成了一只杂乱无章的集成曲，不，是交响曲，充满激情的交响乐，虽是经常老调重弹，却似乎永远也没有唱完。
他被社会称为疯子，却考虑着最为深刻的社会问题。他是疯子，却能以自己的美德感染身边的病友，使矮小老头莫谢伊卡也变得乐于助人，愿意给同伴们端水、盖被子、送礼物，无所谓信仰，只是受了他旁边的伙伴伊凡的影响，出于模仿的心态而已，可见他的感染力。他对所有人体贴周到、彬彬有礼的.行为比任何所谓的贵族要高尚和真诚得多，他有礼的对象仅是他那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出去的病友，却始终如一。他对黑暗势力敢于反抗、直言不讳，他充满着热情、智慧和理性。但总因此，他怀着妄想症，总担心有警察便装来抓捕他。这一切仅是因为那黑暗的社会，被人诬陷、被审判长误判而坐牢的事屡见不鲜。老百姓“谁也不能保证不讨饭、不坐牢”。只是因为想到社会把一切暴力视为明智、合理的必要手段，百姓只能是只谈公正。自此给可怜的伊凡脑中蒙上了一层阴影，慢慢演化成了现在的病。可他的思想并没有错，他正是这个世界的受害者啊，又进了那个泯灭人性的庸才组成的医院，只能让他的病情不断恶化，步入无尽的深渊。
这真是疯狂，伊凡是如此具有明智、犀利的眼光与思想，在暗无天日的第六病房中度过33岁以后的年华。他是那么真，却被虚伪的人称为疯，被黑暗的社会强制为精神病人。孰真孰疯?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他喜爱智慧和正直，但迫于压力，他没有毅力，也缺乏信心来建立一种合理的正直的生活。但他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是不满足的。终于他遇到了极有思想的伊凡，并深为赏识他。他们在第六病房中交流思想，谈天说地，于是出现了医生在第六病房一呆就是几个小时也变疯的流言，于是可怜的老医生安德烈便也被嫉妒他职位的下属、他迂腐的朋友送进了第六病房。
反抗，反抗又有什么用呢？最终安德烈在第六病房中病死，被人逼死了，被渴望自由的心杀死了，被万恶的社会杀死。认为智慧是不可替代的快乐的睿智的人啊，竟反被人们认为是疯子，他们的思想如此纯真，敢说敢做，是正直、纯真的人才有的品质。
这是契诃夫到政治犯人流放地库页岛考察后，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之一。这部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的作品使列宁阅读后都受到很大震动。对我，更是产生了心灵上的极大悸动。
在社会的巨大压力下，真正真、善、美的人往往会被流言、舆论的力量所压倒，但正因此需要我们去奋斗，去坚持真的人格与品质，告别虚伪，告别伪善。孰真孰傻，一切，可能需要时间去沉淀，需要历史去证明。
评点 王哲
小说解读从人物入手，所以本文首先饱含激情地剖析了伊凡·德米特里·格罗莫夫和安德烈·叶菲梅奇等人物形象，穿透人物表象、直抵人物本真 本文并未止步于此，而进一步以闪亮的思想进行了个性化解读，指出“需要我们去奋斗，去坚持真的人格与品质，告别虚伪，告别伪善。”
第六病室的给人一种沉重和压抑，住在这间病室的人，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病。
作者笔下的第六病室就相当于当时的整个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对于敢说真话，追求真正公正的人却被当做了精神病，失去了最基本的人身自由。在这间病室里的医生，他的生活乏味奢侈，无趣。医生平淡无趣的生活和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使得他并不理解这些被关病人的心情，有病没病又有何妨？别人认为你有病你就是有病！在一次与病人(德米特里奇)的谈话中，病人对世界观人生观的理解让这个医生(安德烈 叶菲梅奇)开始思考自身存在的问题。医生开始对自己的一成不变的生活有了一些改变，但是这些改变对于当时周围的人的来说是另类，与众不同。所以在外人看来这个医生不正常，别人都说他病了。他无论怎样解释，也得不到别人的认可。怎么解释也走不出这个圈，这个时候他回忆起来曾经那衣食无忧，耍弄权势的自己。懊悔不已！
那时的他认为世界上本没有什么痛苦，因为人最终的归宿都是死亡，痛苦只是一些无痛呻吟的过程，为什么要拘泥于此呢！但是当他无权无钱，才明白了那些人的嘴脸，可是他的亲人、同事、朋友都认为他病了。把他也送进了第六病室在。在第六病室里，他明白了什么是痛苦，是不理解的痛苦，是背叛的痛苦，是苦苦挣扎无果的痛苦，是受到屈辱后的痛苦！此时此刻他明白了，他躺在病床上。他想着那些被关在这里的人，以前所经受的不公平待遇，被蹂躏的尊严，被封圈的灵魂和躯体。每天经受着跟他一样的痛苦，他愧疚不已，就这样他瘫倒了在床上，第二天他中风而死，带着这种挣扎的不理解，他最终走向了他最终的归宿。来送葬的只有他的一个好朋友，那些曾经的同事下属一个人也没有来。
医生和病人谈话那一段淋漓尽致。你不经受别人的苦难经历，你站在道德的最高点，指责我，告诫我原谅那些让你感到痛苦的事痛苦的人。世界上没有苦难没有痛苦，人的最终归宿是死，为什么你就放不下这些苦难呢？这些谬论令人唏嘘。但是当这个医生他自己受到误解受到屈辱冷眼时，而这些也只是生活的一小点挫折，他才明白了病友口中所说的痛苦。
很多时候我们身负正义，不想人云亦云。但是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人性是丑陋的，指鹿为马，皇帝的新装不都是吗？
作品鉴赏作品思想和契诃夫的许多作品一样，这部小说没有众多的人物，没有复杂紧张的情节，以一间病室为主要场景，以一对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以他们的争论作为主要情节，却揭示了极其深刻的主题思想。伊凡德米特里奇是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他爱憎分明，出身贫寒的他对荣华富贵不感兴趣，他向往的是高尚的情趣与美德，哲学家一样的智慧与交谈，以及真正公正的社会秩序。社会的浑浑噩噩和达官贵人的腐化生活使他义愤填膺。然而，没有力量的他又不能改造世界。由于不能无视外界的黑暗却又无能为力，他对世界的印象完全变成了仇恨与恐惧，于是他选择了逃避，整日生活在自己虚构的危险中，他终于疯了。而进入第六病室后，他才真正意识到逃避的无用。他智慧而激进的言辞正是对《第六病室》这个大监狱的反抗，而对拉京医生的斥责不仅是反抗的一部分，更是告诫他不要步自己后尘。拉京医生是个正直的人。医生的天职和人的良知使他反对第六病房这种阴暗荒唐的存在。可是，懦弱的性格和斯多噶派哲学使他深感自身软弱而企望自我麻痹。他对世界的逃避笔法风中的伊凡更甚：她已习惯了在自己虚构的自欺欺人的世界中生存。既然人必有一死，那么生存就毫无意义；痛苦、严寒只是生命体对世界的一种印象，努力克制便自然无事；一切都是由物质构成的，物质会在自然的新陈代谢中存在，人和石头没有区别；无论环境多么黑暗，只要自己内心光明，那么，无须斗争，邪恶会自行消亡，真理将自己来到。自我麻痹使他逃避现实，对医院的肮脏置若罔闻。而对光明的向往使他一次又一次与伊凡畅谈。他被关进病房并惨死其中的结局，彻底证明拉京那种第欧根尼幻想的破灭和“勿以暴力抗恶”理念失败的必然。在这黑暗的环境下，邮政局长和其他病人依然继续着他们浑浑噩噩的生活。他们是麻木的国民的代表。正如鲁迅笔下的中国大众一般，他们的愚昧成了黑暗的帮凶，与院方一道形成扼杀主人公的网罗。在黑暗的现实和世界观局限的影响下，作者没有给出一个光明的未来。但伊凡和拉京遭打时愤怒的吼叫，其实正是这座监狱毁灭的征兆。《第六病室》和契诃夫的许多作品一样，没有众多的人物，没有复杂紧张的情节，以一间病室为主要场景，以一对知识分子小人物为主人公，以他们的争论作为主要情节，展现了一个什么都无意义的荒诞社会，控诉了那个病态社会对人灵魂的污染和性格的扭曲，从而发出了对罪恶社会的强烈抗议和对沙皇专制的有力批判。首先，契诃夫描述了一个荒唐怪诞的小城景象，他先展现了第六病室的恶劣环境：病室外杂草丛生，杂物乱放， “那些尖头朝上的钉子、那围墙、那厢房本身，都有一种特别的、阴郁的、罪孽深重的景象，”氛围悲惨阴沉；病室里阴冷肮脏，铅灰色的地板、冰冷的铁窗，“酸卢菜，灯芯的焦味、臭虫、阿摩尼亚味，弄得房间里臭烘烘的，您一进来，这种臭气就使您觉得仿佛走进了动物园”。而这个医院的大致情况又是“病室里、过道上、院子里，臭得叫人透不过起来。医院的杂役、助理护士和他们的孩子，跟病人一块儿住在病房里……整个医院只有两把外科手术刀，温度计连一个也没有。浴室里存放土豆。总务处长、女管理员、医士，一齐向病人勒索钱财。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前任是一个老医师，据说私下里卖医院的酒精，还网罗护士和女病人，成立了一个后宫。”从这些描述中可见医院的混乱和腐败，但人们对此习以为常、满不在乎，甚至有人还为此辩解，荒唐至极。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话总结出了这个城市的荒诞面貌：“在这个城里的生活又无聊又烦，可，一般人没有高尚的趣味，过着黯淡而毫无意义的生活，用强暴、粗鄙的放荡、伪善来使这生活添—穿得好，正人君子却忍饥受寒。契诃夫通过对人物遭遇的描述，尤其是对伊万·德米特里奇和安德烈·叶菲梅奇这两个主人公的刻画，集中批判了主张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深刻地揭露了沙皇俄国国家机器的荒唐可笑。关在第六病室的五个人，被限制在狭小阴暗的病室里活动， “除了理发师以外，谁也不到厢房里看一看。病人们注定了一天到晚只看见尼基达一个人”。而尼基达是一个退役老兵，“严厉而枯瘦”， “气度威严、拳头粗大”，经常以维持秩序为由，粗暴地打他们。这些病人不但没有受到合理的治疗，反而还要遭到虐待和剥削，悲惨的生活日渐摧残他们的心灵，让他们成为行尸走肉。伊万·德米特里奇在这些病人中是独特的，他本是一个有理性、有见解、爱思考的知识分子，由于生活在那愚昧、昏沉、黯淡的专制社会里，内心长期受到压抑，精神忧郁苦闷，疑心重重，“觉得全世界的暴力合成一团在迫他”，便患上了被虐狂，被关在了第六病室，受着非人待遇和压迫。可以看出，是社会将他逼疯的，他和那些病人都是社会的牺牲品。而伊万·德米特里奇认识到了这一点，当他清醒时和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辩论中，读者能读出他的反抗和挣扎，这是个狂人的形象，作者借他之口批判了专制社会的黑暗和恐怖，但也表达了他的希望：好的时代迟早会到来的。艺术特色病室这个主要场景，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是具体的病室，另一方面是沙皇俄国暴政的一个缩影。作品一开始描写了病室外部的环境：生锈的屋顶、半歪半斜的烟囱、毁坏的台阶，完全是一种悲惨阴沉的气氛。病室里面是：腐烂的恶臭、铅灰色的地板、冰冷的铁窗。这一切构成阴冷、压抑、恐怖的调子。令人感到这就是沙皇俄国的典型环境。小说以拉京与格罗莫夫的辩论为主要情节。在拉京的心目中，格罗莫夫并不是精神病人，而是有深刻见解的人，因此格罗莫夫的怒骂痛斥，并不使他难受，相反赢得了他的好感，使他那套本来就十分虚幻的人生哲学发生了动摇。正是通过这一主要情节，作家批判了拉京那种“勿以暴力抗恶”的主张，肯定了格罗莫夫的清醒和反抗。同时也真实描绘了拉京一方面不满于黑暗现实而向往光明另一方面深感自身软弱而企望自我麻痹的复杂心态。小说结尾，拉京被迫害致死。格罗莫夫和其他人仍然被禁锢着，受着折磨，专制仍在延续。尽管作者相信沙皇俄国这个大监狱一定会被摧毁，但是由于世界观的局限，他不可能指出通往光明未来的具体道路。由于作家看不到出路，所以在猛烈批判时，流露出忧郁低沉的调子。扩展资料：内容简介知识分子伊凡·德米特利奇·格罗莫夫受尽生活的煎熬，对黑暗残酷的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次他因为看到一队被押解而过的犯人而深受刺激，一下子明白过来：自己原来就生活在沙皇俄国这个大监狱里，而且永远无可逃遁。于是他再也不能安然地生活下去了，他每时每刻都感到被压抑得透不过气来，于是被关进了治疗“疯子”的第六病室。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刚来医院时，想在周围建立一种合理健全的生活秩序，但是他深深感到在黑暗的现实里自己是多么软弱无力。于是他干脆采取了逃避生活的途径，躲在家里喝酒，看书，并形成了一种对现实妥协的自欺欺人的哲学。然而残酷的现实，使拉京内心越来越苦闷和矛盾。在和格罗莫夫的争论中他不由自主地被对方的激烈言辞和愤怒的抗议所吸引，渐渐觉悟和清醒过来。但是他很快也被当作疯子关了起来，最终被迫害至死。格罗莫夫和其他人仍然被禁锢着，受着折磨，专制仍在延续。人物介绍格罗莫夫格罗莫夫是一位小职员，他受尽生活的煎熬，他热烈诚挚，充满智慧和理性，对黑暗残酷的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次他看到一队押解而过的犯人而深受刺激。他一下子明白过来：他原来就生活在沙皇俄国这个大监狱里，而且永远无可逃遁。于是他再也不能安然地生活下去了，他每时每刻都感到被压抑得透不过气来。在这里，在第六病室里，他愤怒地叫喊：“我透不过气来啦！”“开门！要不然我就把门砸碎！”格罗莫夫的遭遇，概括了富有正义感的下层知识分子的遭遇。他的愤怒抗议在黑暗中震响，宣布残暴的专制制度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格罗莫夫是小说的主人公之一。尽管契诃夫在创作格罗莫夫这个角色时表达了对他的好感为此甚至是触犯了他一向坚持“客观”描写的原则。然而格罗莫夫历在的那个城市里的人们是怎么对待他的呢？在他被关进第六病室之前：“尽管他理论尖刻，脾气暴躁，城里的人却喜爱他，背地里总是亲切地称他为“瓦尼亚”，他濒博的知识，正值善良的性格“总是在人们心中引起美好的，热烈的，忧郁的感情。”可是人们真的喜欢他吗？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格罗莫夫被抓走之后。过了一年，城里的人已经完全忘记伊万·搏米特里维奇，他的书被小孩子们陆续掳走了。”原来人们也只是喜欢格罗莫夫身上的知识分子的身上具有的美好品德。为什么他仅仅才过了一年，城里的人就完全忘记这个可怜的格罗莫夫了呢？为什么在他披抓到第六病室之后就从来就没有人去看望过他呢？难道精神病人不是更值得关心的吗？或许他无缘无故地从这个城市里消失甚至从来都没有人发现过。人类的温情哪里去了，人们对格罗莫夫的喜爱只是停留在表面上，从来都没有人发自内心的关心过这个可怜的知识分子。人们总是健忘，他们忘记了，格罗莫夫在总是为社会风气的不正和老实人过的穷苦生活抱不平，心中怀有的正义的理想：人们更不会想到．即使是格罗莫夫被关进了第六病室他的断断续续的话语中含着对未来人类的美好生活的向往。 拉京拉京同样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刚来医院时，也想在周围建立一种合理健全的生活秩序。但是他深深感到在黑暗的现实里自己是多么软弱无力。于是他干脆采取了逃避生活的途径，躲在家里喝酒，看书。但是作为一个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需要获得内心的平衡和宁静，并且要为自己的生活态度找到一种解释。久而久之，他就形成了一种对现实妥协的自欺欺人的完整哲学。然而残酷的现实，使拉京内心越来越苦闷和矛盾。在和格罗莫夫的争论中他不由自主地被对方的激烈言辞和愤怒的抗议所吸引，渐渐觉悟和清醒过来。但是他很快也被当作疯子关了起来。拉京的悲剧表明：俄国专制制度不仅毁灭格罗莫夫这样对现实强烈不满的知识分子，而且对于温驯善良不谋反抗的人，也同样加以迫害。尼基塔那个粗暴的看门人尼基塔是个退伍的老兵，人间万物之中他最爱暴力。为了维持秩序而打那些疯子在尼基塔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他可以随时对他们拳脚相加．在描写尼基塔时契诃夫说到一个细节“他的衣服上的肩章已经褪成棕色了”。既然已经退伍很久了，那为何还要戴着肩章呢？或许在尼基塔退伍之前就是如此，军队里的肩章向来就是权利的象征。上级让下级干什么，下级就得干什么，容不得有异议。戴着肩章的人可以对没有肩章的人随便的命令和惩罚。而且军队里的生活让尼基塔深刻地明白了程序的含义，所以热爱秩序的想法已经深入他内心。他之所以戴着已经褪色的肩章，是因为肩章给他的是可以继续欺压弱者的权利和理由。在第六病室这个小小的地方，尼基塔是所有人的上级，一切都是他说了算。在他的拳头挥向这些可怜的精神病人时，他的统治欲得到了充分的满足。这个尼基塔不仅凶狠残暴，还暴虐之极。契诃夫在另一处写到“凡是他（傻子莫伊塞依卡）带回来的财务，尼基塔统统抢过来给他自己享用。”这个尼基塔一边剥削犹太傻子讨来的东西，一边还要上帝做见证，赌咒他再也不让犹太人上街了，在他看来，这种违背秩序的事情比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坏。”还真是有这样的人一边做着坏事，一边还想着良心不受谴责。莫伊塞依卡在描写第六病室里那个呆傻农民时契河夫没有留一点情面，说他是个“不动的、贪吃的、不爱干净的动物，早已失去思想和感觉到能力”。契诃夫的寥寥数笔是对托尔斯泰“知识分子应该有农民来教育”的论断的尖锐讽刺和批判。契词夫喜欢的是受过教育的，文明的人，他看到的农民就是“愚钝的”“肮脏的”。就算是尼基塔拼命地打他，他也毫无反应：“既不发出任何声音，也不作出任何动作，连眼睛也毫无反应，而只是身子稍稍摇晃几下，好比一个沉重的大圆桶”。这种人怎么会担心污浊的社会风气带来的种种恶果带入人类未来的新生活。创作背景第六病室原型就是萨哈林岛（库页岛），是当时沙皇政府流放犯人的地方。契诃夫在作品写作之前对流犯和农民做了三个多月的实地调查，“除了绞刑以外，我什么都看见了……我知道了许多东西……我觉得萨哈林岛简直是一座地狱。”他在写给苏沃林的心中说道。从此他更加关心政治， 《第六病室》写于1892年，正是库页岛上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当时俄国的缩影。这一时期，俄国农奴制己开始解体，但苟延残喘的沙皇政府为了阻止这一进程更加强化了专制统治，正是由于时代处于动荡不安的变革之中，所以这个时期的俄国黑暗、腐朽、令人窒息。而契河夫的描写看似荒诞，实则真实，勾画出一幅清晰而凝重的沙俄现实的轮廓，让读者对当时的黑暗社会有了形象而深刻的体会。作品影响作为契诃夫的经典小说，《第六病室》自问世以来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经久不息的好评，它以洞察人生世相的智者风范、超时代的思想内涵而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通过描述拉京医生与病人格罗其夫的遭遇，表现了当时俄罗斯人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整部作品突破了狭窄的民族范围的限制与时代的范围，在对荒谬世界中人类生存因境及孤独感受的阐释中，形象地展现了不属于个人文主义时代的西方存在主义理念。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第六病室（第六病室）
【作者简介】：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玛克西姆·玛克西姆·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玛克西姆·玛克西姆·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契诃夫（1860—1904），19世纪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出生于小市民家庭，靠当家庭教师读完中学，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学医，1884年毕业后从医并开始文学创作。
他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如《胖子和瘦子》（1883）、《小公务员之死》（1883）、《苦恼》（1886）、《万卡》（1886），主要再现“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而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中，作者揭露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暴戾恣睢的丑恶嘴脸，揭示出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1890年，他到政治犯人流放地库页岛考察后，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如《第六病室》（1892），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带阁楼的房子》（1896），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装在套子里的人》，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契诃夫创作后期转向戏剧，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这些作品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其剧作含有浓郁的抒情味和丰富的潜台词，令人回味无穷。
1904年7月15日因肺病恶化而辞世。
【作品内容】
《第六病室》这部严峻深沉、震撼人心的小说无疑是作家契诃夫一生所写的最富反抗精神的作品之一，它揭露了沙皇俄国像监狱一般阴森可怕，批判了勿以暴力抗恶的主张。
弥漫着污浊空气的第六病室，与其说是病房，还不如说是监狱。阴森的铁窗、残酷的毒打，这就是病人的“待遇”。这些不幸的“疯子”，其实就是囚徒，他们都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受压迫受侮辱受欺凌的人们。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一个姓格罗莫夫的病人，似乎头脑很清醒，而且很有见地，他是病人？还是受迫害的囚犯？读者不禁产生这种疑惑。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主持这家医院的善良正直的拉京医生也被当作疯子抓了起来，关在这里。这真是惊心动魄的悲剧。契诃夫正是以这样犀利的笔触，通过两个知识分子的悲剧，以极大的愤慨，高度概括地描绘了沙皇俄国的黑暗现实，深刻地揭露了专制统治的罪恶。
格罗莫夫是一位小职员，他受尽生活的煎熬，他热烈诚挚，充满智慧和理性，对黑暗残酷的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次他看到一队押解而过的犯人而深受刺激。他一下子明白过来：他原来就生活在沙皇俄国这个大监狱里，而且永远无可逃遁。于是他再也不能安然地生活下去了，他每时每刻都感到被压抑得透不过气来。在这里，在第六病室里，他愤怒地叫喊：“我透不过气来啦！”“开门！要不然我就把门砸碎！”格罗莫夫的遭遇，概括了富有正义感的下层知识分子的遭遇。他的愤怒抗议在黑暗中震响，宣布残暴的专制制度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
拉京同样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刚来医院时，也想在周围建立一种合理健全的生活秩序。但是他深深感到在黑暗的现实里自己是多么软弱无力。于是他干脆采取了逃避生活的途径，躲在家里喝酒，看书。但是作为一个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需要获得内心的平衡和宁静，并且要为自己的生活态度找到一种解释。久而久之，他就形成了一种对现实妥协的自欺欺人的完整哲学。然而残酷的现实，使拉京内心越来越苦闷和矛盾。在和格罗莫夫的争论中他不由自主地被对方的激烈言辞和愤怒的抗议所吸引，渐渐觉悟和清醒过来。但是他很快也被当作疯子关了起来。拉京的悲剧表明：俄国专制制度不仅毁灭格罗莫夫这样对现实强烈不满的知识分子，而且对于温驯善良不谋反抗的人，也同样加以迫害。
小说结尾，拉京被迫害致死。格罗莫夫和其他人仍然被禁锢着，受着折磨，专制仍在延续。尽管作者相信沙皇俄国这个大监狱一定会被摧毁，但是由于世界观的局限，他不可能指出通往光明未来的具体道路。由于作家看不到出路，所以在猛烈批判时，流露出忧郁低沉的调子。
和契诃夫的许多作品一样，这部小说没有众多的人物，没有复杂紧张的情节，以一间病室为主要场景，以一对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以他们的争论作为主要情节，却揭示了极其深刻的主题思想。
病室这个主要场景，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是具体的病室，另一方面是沙皇俄国暴政的一个缩影。作品一开始描写了病室外部的环境：生锈的屋顶、半歪半斜的烟囱、毁坏的台阶，完全是一种悲惨阴沉的气氛。病室里面是：腐烂的恶臭、铅灰色的地板、冰冷的铁窗。这一切构成阴冷、压抑、恐怖的调子。令人感到这就是沙皇俄国的典型环境。小说有意让人物活动在病室这个有限的空间里，暗示第六病室就是俄罗斯大监狱的缩影，而这里的“病人”则代表着全体受苦受难的俄罗斯下层人民。因此，小说具有极大的艺术概括力。
小说以拉京与格罗莫夫的辩论为主要情节。在拉京的心目中，格罗莫夫并不是精神病人，而是有深刻见解的人，因此格罗莫夫的怒骂痛斥，并不使他难受，相反赢得了他的好感，使他那套本来就十分虚幻的人生哲学发生了动摇。正是通过这一主要情节，作家批判了拉京那种“勿以暴力抗恶”的主张，肯定了格罗莫夫的清醒和反抗。同时也真实描绘了拉京一方面不满于黑暗现实而向往光明另一方面深感自身软弱而企望自我麻痹的复杂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