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阑人静，星月全无。李梅将军凝视着黑暗的天空，他的眉头紧锁着，硕大的哈瓦那雪茄几乎也快被他的牙齿咬成两段。李梅将军的至交、39岁的参谋长克斯勒准将在旁边不断地宽慰他。“半个钟头以内，我们该收到鲍尔的报告了。”由于极度困乏、紧张，李梅好像苍老了10岁。“晤，假如我失败了，当然无话可说，我知道这些小日本的本领。不过我还是认为我们能飞进去，投下燃烧弹以后再飞走，而不至于受重大的损失。”他喃喃地说。如果鲍尔能按计划完成任务，这个时候该收到他发回的电讯了。因为机群已起飞半个多小时了。“上帝，但愿他们没有遭到截击，否则我们此行就完蛋了。”自夜幕降临以来，李梅几乎是第100次看表，现在，时间恰好是凌晨1点15分：“如果我们不马上听到回音，他们一定是有了麻烦……”B—29式机群确实遇到了麻烦，而且是不小的麻烦。在黑暗的苍穹里，尽管美机采用的是低空飞行，并且是在黑夜行驶，但若干架B—29式轰炸机的引擎还是被东京凶猛的防空炮火打坏了。日本的高射炮火炸开了轰炸机薄薄的机身，火焰从油箱部位向外燃烧，黑暗的天空中便出现许多小小的红点，与下方交错闪烁的弹道相辉映……战争在残酷地进行着。“投弹了！”克里尔上尉驾驶的超级空中堡垒式飞机内轰炸员史密斯高兴得叫起来。每架B—29式机起码载有24枚227公斤的燃烧弹，每枚之中又有许多束3.5公斤重的Ｍ69燃烧弹。这些燃烧弹摇曳着离开了炸弹舱，窜入夜幕中，高速坠向1700米下方那咆哮着的火网里，克里尔觉得变轻了的飞机急剧上升。“抓紧！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鬼地方。”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李梅命令此次空袭以单机进行而不是以编队的形式进行，因而美机各自为战。在克里尔所驾驶飞机旁边，其他的B—29式机在东京夜空中疯狂地俯冲、爬升，仿佛完全失去了控制似的，此起彼伏。每一架B—29式机，那60吨重的庞大躯体竟然像飓风中的一张纸被从东京市反冲上来的爆炸热风强烈冲击着，在空中飘飘摇摇。从高空俯瞰，下方闪闪的火光在跃动，东京变成一片流动着的火海。在关岛，心事重重的李梅，雪茄烟从他的嘴角垂了下来，浓眉蹙成一堆，直到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擦掉前额的汗水，转身对着聚集在屋子里的参谋军官说：“这个决定完全是我作出的，当然由我承担一切责任，我要向五角大楼报告……”他此刻的心情简直是糟透了。正在这时，司令室的门砰然大开，一份急电递交给李梅。“鲍尔发来的！”只见那电报上写道：“已投弹，目标地区一片大火，高射炮火密集，极少战斗机。”发报时间是凌晨1点21分。屋子里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感谢上帝！”李梅此时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竟然高兴得跳了起来。此时此刻，日本帝国首都的心脏地区烈焰熊熊。大火映红了夜空。每架B—29式机携带6～8吨燃烧弹，其燃烧面积可达65公亩。334架B—29式机对东京投下了2000余吨燃烧弹。焚烧发出的噼啪声，逃命者的呼喊声，震撼夜空。整个东京变成了一座混乱恐怖令人无法想象的火的地狱。鳞次栉比的木制房屋烈焰熊熊。火借风势，风助火威，东京居民穿过熊熊大火四散奔逃。参加这次空袭的托马斯·鲍尔将军说：“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像东京那样引人注目的场面。”这一场面，用日本人的话来说，就是：“令人惊恐已达到无法形容的地步。”空袭中，美军方面的损失为：9架超级空中堡垒式飞机被击落在火海里，有5架B—29式机身负重伤，勉强飞离东京后迫降在海面上。42架B—29式机负轻伤，但安然飞返了基地。夜间火攻东京，对美军来说，是一次蔚为壮观的史诗般的成就。对日本人来说，则是无法想象的灾难。“李梅的赌博”成功之后，据现场拍摄的侦察照片显示，东京市区约有41平方公里的土地被焚烧得荡然无存，东京的1／4被夷为平地，其中18％是工业区，63％是商业区，其他为住宅区。美军计划要进行轰炸的22个工业目标，全部被焚毁，化为一片灰烬。26.7万余幢建筑物付之一炬，100万人无家可归，8万余人被烧死，10万人被烧成重伤。火灾之后，日本用了25天时间才把碎砖破瓦清除干净。鲍尔将军后来说道：“3月9日的火攻东京，是战史上单独一次轰炸造成最大损害的一个战例，它比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的损害之总和还要大。在世界战史上，这次火攻比任何一次军事行动都造成了更多的伤亡。”火攻东京之后不到30小时，317架B—29式机又夜袭名古屋，该市的飞机制造中心随即化为一团火焰。13日，300架B—29式机轰炸了拥有300万人口的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1700吨的燃烧弹自天而降，约20.7平方公里市区在3小时内被焚毁。3月16日，厄运又降临到神户头上，2300吨燃烧弹将其变为火城，神户的造船中心在烈焰中也化为乌有。在短短的10天之内，第21轰炸机队共出动B—29式机1600架次，到19日，空袭停止，因为在这连续攻击中，美机共投下近1万吨燃烧弹，此时燃烧弹告罄。这种史无前例的从空中火攻日本本土，免除了登陆作战所必然造成的大量伤亡的危险。空袭结果，无疑缩短了通向胜利的征程。不仅是美军如此评述这次空袭，而且日本人在谈到火攻的战略效果时，也直言不讳地说：“这些空袭动摇了这个国家的根本基础。”
B-25是双发中型螺旋桨飞机，从甲板起飞距离足够了。涡轮螺旋桨引擎的拉力作用非常强大，起飞距离本来就很短，外加航母逆风高速航行产生的至少40节以上的迎面甲板风速，只挂了少量炸弹的B-25只需要60米就能起飞。B-25轰炸机（英文：B-25 Mitchell），是美国研制的”米切尔“型轰炸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战场中最为优秀的中轻型轰炸机之一。该机以“米切尔”命名，以纪念一战中美国指挥官威廉·米切尔(William Mitchell），B-25轰炸机也是美国空军为数不多的以人名命名的飞机。服役事件:1、空袭东京二战中被应用于吉米·杜立特（Jimmy Doolittle）策划的对日本本土的轰炸。任务名称为空袭东京，原本计划由24架B-25飞机编队进行，但由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无法装下那么多B-25，最后确定为由16架B-25完成任务。1942年4月1日，飞机及机组人员登上航空母舰。次日由加利福尼亚出发。但是4月18日在距离日本约1300公里海域处，被日本巡逻艇发现，航空母舰不能继续前行，杜立特决定提前起飞。8时18分，杜立特第一个起飞并成功，跑道还剩下约30米没用上。剩下15架B-25也在9时21分前陆续成功起飞。他们采取单机跟进的纵队，于12时30分飞临日本上空并投掷炸弹，之后飞向中国，但因提早起飞，有部分B-25燃料耗尽坠毁没能到达中国的机场。2、太平洋战场：B-25轰炸机在太平洋中战争有许多出色表现，战争中期，B-25参与使用了类似鱼雷攻击的“跳跃”投弹技术。飞机在低高度将炸弹投放到水面上，而后炸弹在水面上跳跃着飞向敌舰，这提高了投弹的命中率，并且经常炸弹在敌舰吃水线以下爆炸，杀伤力增大。另外，整个太平洋战争中，为适应战事的需要，B-25进行着不断的改装。例如，1943年，在两栖支援任务中，美军发现飞机的扫射比投弹能够更有效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所以对B-25的机炮进行了加强和改装，改装的最终结果竟然在B-25G型机头上加装了75mm的M4谢尔曼的主炮，这是二战实战中飞机上的最大口径的火炮。在1943年的新不列颠和俾斯麦海等的战役中，这种75mm火炮对付运输船和登陆艇等移动迅速的小型船只非常有效。实际上直至战后AC130上的105mm榴弹炮的出现才超过了B-25G的记录。但1944年时，M4火炮已找不到什么合适的目标，北美就拆掉了可移动的机头而改装成二战结束时的最终型号B-25J，主要用于完成其轰炸任务，但其各个方向上仍装有18挺0.5英寸的机枪。从B-25改装的情况就可以对其广泛的用途窥见一斑。3、抗日战争：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空军共计获得约100架C/D型和131架G、H/J型（含中美混合联队），战损约30架。其中，1943年6月起，开始获得B-25C/D，主要配属中美混合联队第1大队第1～第4中队，每队各10架。最初得到装备的是第2中队，在印度完成训练后于1943年使用B-25D先行投入常德会战，当时涂装还是美国陆航样式，只是将美国机徽涂去换成中国空军标志。1944年初，第1大队开始换装B-25H，随后于5—6月间获得G型，秋季又换装J型。按照分工，C/D和J型主要用于对地面目标轰炸，G/H主要用于东南沿海和南海巡逻攻击日军海上舰船。抗日战争胜利前，中国空军选派第2大队前往美国受训，拟再接收1个大队的B-25，训练期间抗日战争结束，该队转训C-46运输机，后改编为空运部队。抗日战争胜利后，所有B-25全数编入国民党空军第1、第2大队，最多时达到64架，后接收50余架美国军方遗留的B-25，将数架由B-25D改的F-10侦察机交第12中队使用；将2架B-25D改为国民党空军正、副司令官专机，归空运第10大队管理[3] 。中国空军以租借法案方式获得B-25，1943年起8月起开始加入中国战场，接替日趋老化的SB-2，成为中国战场的战术打击任务主力；换装此型机的部队为中美混合团第一大队与中华民国空军第二大队，早期使用的机种为B-25C/D型，抗战后期才陆续补充B-25J型。B-25因为具有足够的载弹量与对地扫射火力，主要用来打击日军在中国战场的交通线与补给线，包括在长江甚至是香港或海南岛的日军船队；在重大会战时会支援前线支援任务，如常德会战期间B-25多次与战斗机部队偕同攻击日军集结部队施以压力。偶尔也会实施战略轰炸，如1943年11月25日中美空军轰炸台湾新竹机场也有B-25参与 。4、解放战争：1948年辽沈战役后，人民解放军第一次缴获2架该机，后加上起义归来和各地缴获，经维修可用者5架，均为J型。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B-24M轰炸机偷袭北平南苑机场，被毁2架，余下3架编入同年3月在东北组成的“战斗飞行大队”第1中队和同年8月15日在北平组成的“战斗飞行大队”。1949年4月7日，国民党空军第1大队3中队中尉飞行员梁惠福、汉口警备区少尉排长黄琪玲(国民党起义将领92军军长黄翔之子)和小学教员王亚蒙(女)，乘着黎明前警戒松懈混入机场，驾驶1架美制B-25轰炸机从汉口机场强行起飞，降落在郑州机场。1951年3月27日，国民党空军第10大队专机组少校飞行员戴自谨、机械师史殿文，在台北上空劫持1架B-25轰炸机，安全降落在上海江湾机场。1954年2月19日，国民党空军第1大队上尉参谋黄铁骏、射击军械士刘铭三驾驶1架B-25轰炸机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因燃料耗尽在浙江三门迫降
1942年初，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面对日本的进攻节节失利，为鼓舞士气总统罗斯福特别指示美军尽快组织对日本的反击，唯一可行的就是对日本本土的空袭。当时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双引擎轰炸机由于航距所限，不足以飞到日本本土，而海军的舰载轰炸机都是单引擎的，作战范围小，美军的航空母舰又不能在没有制海权的情况下游弋到日本近海。然而，据海军作战部的参谋佛朗西斯·洛中校的观察：陆军的双引擎轰炸机能从航空母舰起飞。经过多番测试，美国军方证实了B-25米切尔型轰炸机拥有从航母起飞、击中日本的军事目标、并飞越东海在中国降落的能力。计划由海军新服役的大黄蜂号搭载陆军航空队16架B-25轰炸机空袭日本本土。任命吉米·杜立特负责改装飞机、训练飞行员并执行此次行动。B-25进行了针对性的改装，加装副油箱载油量增加一倍，尽量拆除不必要的设备减轻重量。此次行动出于保密的原因并没有向中国方面具体通报。http://zh.wikipedia.org/zh-cn/%E7%A9%BA%E8%A2%AD%E4%B8%9C%E4%BA%A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