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般是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内部国家权力分配与运行原则--三权分立制。三权分立，是西方一种关于国家政权架构和权力资源配置的政治学说，主张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国家权力分别由不同机关掌握，各自独立行使、相互制约制衡。
为了制约封建王权，英国学者洛克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法国学者孟德斯鸠在此基础上提出“三权分立”理论，提出通过法律规定，将上述三种权力分别交给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管辖，既保持各自的权限，又要相互制约保持平衡。在美国，行政权指政府，立法权指国会的上下议院制度，司法权指法院，三者互相制衡。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历时二千多年，在古代国家的政治运行中，对于国家权力、政府权力、官僚权力的监察和约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作用是有限的，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可以说，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主要特点始终与其历史局限形成二元对立，单线垂直的历史局限是监察制度的性质；位高权重的历史局限是古代国家政治制度结构；监察活动法律化的历史局限是传统的人治。 中国古代监察官员通称为“御史”，这个御史的“御”字，即代表了古代国家最高统治者皇帝（君主）个人拥有和占有之意。史实也是如此。御史一职早在战国时期出现，其职事主要是掌管国王身边之事务，以后才逐渐地演变为监察官员。《周礼·春官》载：战国时御史总计172人，其最初之职为掌管图书法令，随国王左右的书记和秘书之官。后来，国王经常通过御史了解各方面与全国各地方的情况，以后国王又依靠御史监督中央与地方官员。这样，御史便渐次成为君主的耳目之官。古代监察御史的起源便决定了古代监察制度的性质，是皇帝（君主）的耳目和工具。 此外，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自秦代始，就确立了中央集权主义的专制主义国家。在这样的帝国中，皇帝主要依靠官僚对国家进行统治和治理。但是，在皇帝的眼里，官僚仅是一种统治工具。贵族是靠不住的，官僚也同样靠不住。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列文森在其《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认为：中国的历史变迁存在着两种变化，一是中国传统社会内部的变化，二是传统与近代之间的变化。中国传统社会并非死水一潭，它充满着种种紧张和冲突，其中如君主与官僚制度之间的紧张与冲突。（注：（美）列文森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代译序”第8页。）列文森认为：君主需要的是私人的官僚代理人，而官僚曾是秦汉和后来唐朝的君主反封建制的一种工具，现在它直接与王权相对立。在帮助王权清除了所有对手之后，官僚自己则成了惟一能与王权相抗衡的力量。中国皇帝既不能一开始就剥夺官僚那可怕的结合，威望和行为功能，也不能在此之后用超出官僚之外的赞赏——授予官僚以真正的贵族头衔——来吸引官僚。显然，中国历代皇帝在与官僚的紧张与冲突中，充分发展和利用了监察制度。在解释这种监察制度的性质时，《管子·九守》认为：君主设立专职监察的目的是：“一曰长目，二曰飞耳 ，三曰树明。”《荀子·君道》也认为君主设立监察御史之用心在于：“墙之外，目不见也；里之前，耳不闻也；而人主守司，远者天下，近者境内，不可不略知也。”元人叶子奇《草木子》一书所载，元世祖忽必烈有一个说法：管行政的中书省是我的左手，管军事的枢密院是我的右手，管监察的御史官是我用来医治这两手的。非常形象地道明了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性质。 既然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是皇帝的耳目，皇权的工具，同时也是制约官僚的一种制度，那么这样的监察制度就必然导致一个直接的历史局限：谁来监察皇帝？虽然中国古代的监察体系是单线垂直的，是独立的，但是其权力的源头却在皇帝，其独立也是相对于官僚系统，绝不可能独立于皇帝之外。例如，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风行的弹劾之制，唯有最高统治者皇帝例外，此与当代法治国家相比，成明显反差。这种历史局限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高居于监察制度之上的皇帝，只能依赖于个人理性与能力来约束自己。然而人的理性与能力是有限的，皇帝也是如此。这样，非但不能保证皇帝本人不犯错误，也不能保证皇帝始终如一地维护监察制度的正常运行。此外，从比较监察制度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历史局限造成一个事实，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是为了强化皇权，而不是代表公民意志，不是保护和伸张公民权利，更不是制约和监督君权的制度机制。以12世纪后期到15世纪英国议会的产生、发展及议会制度的确立过程为例，英国议会首要的职能就是依法审判和监察国王及王族，1194年2月大会议对理查德一世的弟弟，法定的王位继承人的审判就是如此（注：程汉大著《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76页。），1215年6月15日国王签署通过的《大宪章》，宣告了国王应受监督和国民有权合法反抗政府的原则（注：程汉大著《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80页。）。14世纪英国议会取得了批评，监督国王的政治权力，甚至有权废黜国王，如1327年1月20日废黜爱德华二世，1399年8月废黜理查德二世（注：程汉大著《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08页。）。比较之下，中国古代的监督制度的历史局限，使之从未产生或出现，也根本不可能产生或出现监察，废黜皇帝的制度功能。 李慎之先生最近撰文《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注：《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认为：“根据我近年的观察与研究，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专制主义’”。徐复观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国家政体是“皇帝一人专制集权政体”。金耀基先生认为：两千年中，中国所行的是君主制（注：金耀基著《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9页。）。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强大和发达，其原因是由中国古代国家政治制度的结构特征决定的。其特征从秦汉以后主要表现为“家天下”的皇帝制度，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是一个一元集权的结构，在权力的最高层次上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皇权统治。因此，为了巩固和强化皇权，皇帝一方面必须依靠官僚集团进行统治和治理，一方面必须强化监察制度，对官僚集团进行全方位的严密监察。同时，由于中国古代官僚不像现代行政文官，具有严格的分工特性，是一个包揽政治、行政、立法、司法等特权的集团，为了对这样一个特权集团进行有效地监督，强化古代的御史监察制度，以监察权力独立于和高踞于官僚权力之上，就显得十分必要。然而，单极的、一元化的集权政治制度特征，产生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皇权（君权），因而无法形成建立在最高权力分立的基础上的、兼有纵向和横向、乃至双向间的多元权力监督结构。这样，权力制衡、法治乃至法律至上的情况是出不来的，权力的相互制约和民主监督也就无法从中产生。因此，中国传统国家政治制度的结构，既是造成古代监察制度强大和发达的主要原因，也是导致古代监察制度历史局限的又一陷阱。这种传统国家政治制度的特征，导致皇权的至高无上，国家最高权力不受制约。从而使辅助皇帝治理国家的政府也具有了相应的无限权力。这样一种表现为纵向制约和监督的权力结构，由于缺乏每一个层级的横向权力制衡、制约与监督，纵向的制约和监督往往是软弱的，有时甚至是无效的。中国古代官场中盛行的“欺上瞒下”、“官官相护”、地方保护主义都是此种权力结构的反映。 黄敏兰在撰文探讨古代政治权力与官吏腐败的关系时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政治能力的社会集团只有一个，这就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依靠强权，掌握了社会中一切重要的部门，没有其他的政治力量能够从制度上加以制约，而且事实上也根本不存在其他的政治集团。因此，如果官僚集团中个别成员腐败，那么从其集团的内部还可以处治。如果整个集团普遍腐败，则社会上就没有什么外部力量可以控制了。所以虽然官僚完全能够自己从法律上制定合法行为与非法行为的标准，在许多朝代之初也几乎都能严刑竣法，惩治腐败，但随后法制便愈渐松弛，而后终于废弃。他认为造成这种后果的根源是：中国古代的权力结构产生了腐败的必然性，并从三个方面加以概括：一是皇权专制制度对腐败的影响；二是权臣专权对腐败的影响；三是普遍的专权造成普遍的腐败。（注：《北京社会科学》第1995年第2期。）结果，在这样一种国家政治制度结构所导致的权力结构内，监察可谓监不胜监，察不胜察，面对制度性权力结构的缺陷所造成的腐败，监察最终是无可奈何的！ 再从比较政治制度的方面来看，中世纪英国的政治制度，早在公元10世纪前后，就已经逐步形成一个较为合理的权力结构。简而言之，在这一时期，英国人创立了双重分权的政治结构的形式，奠定了英国有限君主制（议会制君主立宪制）传统的基础。一方面是中央政府与半自治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分权（有限的单一制），另一方面是各级政府组织内部，即国王与贤人会议、郡长与郡区会议、百户长与百户区会议之间的横向分权，由此构成一种纵横交错的双重权力制约机制：这种政治体制特征所形成的权力结构，有利于防止过度中央集权化和个人化，有利于抑制王权（君权）的无限彭胀。因此，在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当欧洲各国普遍建立绝对君主制度时，英国王权虽然有所加强，但始终没有达到绝对君主制的程度，依旧保持着有限君主制的政治权力结构。（注：《英国政治制度史》，第34页。）此外，在欧美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正如亨廷顿所言：现代化会滋生腐败。在美、英、德、法等国家的现代化历史上，随着政府权力的增强，以及官僚自主性倾向的扩张，也曾出现过大量腐败现象。但是，由于欧洲传统政治制度的权力制衡结构的演进，使欧美等现代化的国家权力、政府权力、官僚权力均受到制约。因此，在欧美等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并不存在中国古代国家中那种制度性的腐败。 中国古代监察御史在监察过程中较为重视监察活动的法律化，然而，这种“法律化”并不意味着法治化。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监察御史所奉行的“察吏六条”，实际上是古代的治官之法，是与古代的“官制”、“官法”同属于一个法律体系的，这与现代的行政法也不能等同。更不能与现代的法律相提并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国家一贯倡导人治政治，这种人治政治也不是人们一般理解上的不讲法制，不制订法律，而是指法律只是君主手中的工具。 中国传统的人治政治导致人治的权力运作方式，而人治权力运作方式的制度框架，就是所谓的“金字塔”。最高权力主体只有一个，最高权力所有者只有一人。而且在制度上，法律上，这一个与这一人的权力是不受制约的，不受法律控制的。《管子·丛法》曰：“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治于法者，民也”。此是典型的人治论点，君主是法律之源，而官员必须奉行君主所制定的法律，即“治官之法”，一般民众则成了法律惩治的对象。在这样一种人治权力的政治制度模式中间，必然造成权力与法律之间紧张。法律、制度赋予了权力运作的人治方式，反过来，人治权力运作方式又造成了表面上发达的法律制度的“不完整性”、“不充分性”和“有限性”。政治制度的主要要素是制度、法律及其权力，其中制度与法律构成了权力的运作方式。可以肯定认为，中国进入中央集权之后，在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之中，权力的运作方式是人治。最高权力没有控制，不受制约，则制度与法律就处在了被权力所控制的状态，此恰恰与现代国家政治制度中，制度与法律处在控制和制约权力的位置上的状况正好相反。在中国古代这样一种最高层的制度、法律与权力的关系，就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单极的或曰单向度的权力与制度、法律的关系，权力在三要素之中是主动的，任意的，而制度与法律则是被动的。制度与法律在历史上的起源与变迁，可以认为主要是一种个人反复交往、多次博弈的结果。在国家、社会、市场、集体中需要一个共同的框架和规则，一个全体认同的正义的操作系统。因此，制度与法律也是国家、社会、市场和集体的行为准则，应当居于权力之上，应当有主动性，应当控制权力的任意性。虽然权力具有公共性，但是权力并非一定体现公共性。权力往往握在某些阶层、某些集团，某些个人之手，因此，权力相对具有一种个人的倾向，如果权力扩大到不被限制，不能控制、不受制约，则权力将变得十分危险。所以，权力应当是居于制度、法律之下，权力应当是相对被动和受控制的。遗憾的是，中国传统的人治政治，造成权力无限、为所欲为的后果。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方面政治制度与法制十分发达，一方面却是贪污腐败盛行的矛盾现象的总根源，王亚南先生甚至认为，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贪污史。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特的历史现象？牟宗三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十九讲》中认为：法家理论尊君的结果使得元首的地位无限制，由无限制进而成为无限的。后世的皇帝都是无限体，这是绝对化而非充分客观化。人间政治组织中任何一个存在若无按照政治法则而来的限制，则这存在就无客观性。客观之所以为客观，即在于服从一政治法则，则为此法则所限制。由此，士或官僚虽有客观地位，但其政治客观性未能充分地客观化。关键在于皇帝是无限体，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则士与官僚的客观地位与政治的客观性皆不得保障。牟宗三先生这里的“客观化”，就是指制度与法律的规则对于权力的限制。皇帝是一个无限体，是因为最高权力高居于制度、法律之上，这样一来势必影响到从上到下的“客观性”，使本来由制度、法律所规定的具有客观性的士或官僚、也变得不充分起来，使本来充分的、发达的、丰富的制度、法律所规定的官僚权力、职责、义务等，变得时明时暗，或有或无，有法不依，有章不循，长官意志，权大于法等等则成为政治活动的普遍现象。 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认为：中国传统的官僚君主制中存在着常规权力与非常规权力的长期互动，皇帝总对不起作用的规章条例表现得极不耐烦。他的因应之道是，一方面对日常运作的官僚机器上紧螺丝，另一方面则将自己的非常规权力注入到这一机器的运作中去，以此加强君主非常规权力对官僚常规权力的控制。（注：（美）孔力飞著《叫魂》，上海三联出版社，第251页。）其结果，君主的非常规权力必然迫使官僚的常规权力遭到压抑和破坏，也必须迫使监察活动的法律化变得极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监察取决于皇帝本人的圣明与昏庸。也就是说在中国历代历朝的皇帝中，有明君，也有昏君，更有暴君。因此，对于监察官员或谏官，不同素质的皇帝就会有不同的态度。例如：明君唐太宗具有纳谏与兼听则明的雅量，遂使魏征成名；独断的皇帝喜欢奉承、面谀，不喜欢逆耳忠言，隋炀帝即以判死罪的办法对付进谏之官；唐宪宗则因韩愈进言反对迎佛骨一事，一怒之下将其贬放潮州；海瑞在明世宗时上谏，称地方政府“吏贪官横”而被打入死牢。其二，皇帝自身难保时，监察亦要遭殃。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中，监察本来就是皇帝的工具，所以当皇帝的统治被削弱的时候，监察御史自然要遭遇灭顶之灾。例如，汉代著名官僚李膺在任司隶校尉时激烈攻击宦官擅权，结果在两次党锢之祸中，追随李膺的监察御史等官僚多数惨遭杀害。唐开元年间玄宗重用李林甫、杨国忠，结果谏路被这些权臣堵死，李林甫曾威胁说：“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唐僖宗时，一谏官因上言皇帝“专务游戏”而被赐死。明代天顺年间曹吉祥、石亨等横行不法，三道御史联名弹劾，结果全被罢官流放。其三，监察御史借皇帝之威为所欲为：最典型者如汉代杜周，此人对中国人治政治的门道极为精通，深知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意志就是国家法律的出处。因此在办案中一切以上意为准，时人批评他：“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杜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汉武帝初继帝位时需除旧臣，杜周心领神会，大开杀威，滥捕无辜，每年抓到长安的二千石以上高官就达百人，先后殃及六、七万人，因此得到汉武帝重用，被任用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武则天时，有一靠告密起家的御史，不识一字，武则天问：“你不识字如何任文官？”此人回答：“獬豸兽也不识字，不是也能识别忠奸吗？”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是一种纵向权力监督模式，它有三个特点：第一、对权力的监督是一种单向度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即只能是上位权力对下位权力实行监督，同级别的权力主体之间的监督关系一般不很明显，更不存在普通民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在中国古代专制政体里，皇帝是一个巨大的权力之源，处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可以监督任何部门和官员。除了皇帝之外，所有朝廷命官都由其“上级机关”加以监督，所以古代中国发展出了世所罕见的御史监察制度。秦汉时，御史的地位仍具有附属性，御史大夫虽与丞相及太尉并称“三公”，但实际职权是“掌监察，辅助丞相来监察一切政治设施。它是副丞相，依照汉代习惯，须做了御史大夫，才得升任为丞相。”后来御史机构渐渐独立，监察权慢慢脱离相权。中央发展了御史台、都察院、以及厂卫等特务机构，地方有巡按御史、督抚、按察司等，庞大的御史监察体系得以建立。至此，除了皇帝以外，从中央到地方所有官员都有其对应的“上级”监察官。 第二、这种监督方式是一种整全的监督，即上位权力对下位权力进行全方位的监督，甚至在特定情况下，完全取代下位权力的运作。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之间不存在明确的职能分工，只有权力行使范围的大小。两者的职权是同一性质的，都是一种没有分化的整全权能，只不过有上下高低之分。因此在进行监督的时候，上位权力能够代行下位权力。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历史，国家政权始终不存在明确的职能划分，立法权和司法权从来就没有独立，国家政权表现出明显的整体性和行政性。实现权力监督的手段不是通过职能划分，而是通过权力的纵向分配，采取“以上制下”的方式，上位权力起初只是局部的监督矫正，渐渐地就全面取代了原来的权力，形成新的权力级别和机构。这一特点在地方行政区域的形成和中央政权机构的演变中，都有鲜明的体现。“以上制下，全面监督”可谓纵向权力监督模式的本质。 第三、在这种权力监督机制下，垂直纵向的权力层级呈现不断增多的趋势。因为权力没有分化，不能实现相互制衡的功能，但权力又不能过度集中，因此只有在纵向上设立众多不同级别的权力机构，使每一个级别的权力逐级缩小，达到以上御下的目的。下级权力需要上级权力来监督，后者又需要更高级别的监督，如此上推级别不断增加。中国古代的行政级别繁多复杂，与这种权力监督模式有直接的关联。中国历史上，真正的行政区划只有秦朝的郡县，此后所谓的行政区域都是由御史巡察区演变而来。这一演变过程已在本文第一部分有详细的阐述，更可以用如下简图直观地加以描述：从上图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每一级新的行政区的形成，都由相应的中央巡察官作为媒介，新的行政区直接或间接来自原有的监察区。中央权力由监察权向行政权转化，又产生新的监察权，再转化为新的行政权，如此循环不已。可以想象，假如没有辛亥之变打断这一循环，巡抚总督之后一定会有新的地方官形成。实际上，清代在巡抚总督之上已经有了新的监察官，就是清廷经常派出的钦差大臣、经略大臣、参赞大臣之类。即使辛亥革命之后，仍残留这种循环的痕迹，各省的督军，不也是中央政府派驻地方进行统治的代表吗？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建国初期曾先后设立过“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并设大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当时，大区是我国的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其下辖省、市和行署区等。”由此可见，这种传统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能消除的。 就中国古代的权力监督制度言，还有一项鲜明的特征，此即回避制。回避原则可以说是我国传统官制的一大特色，历唐宋明清愈益完善，尤其以明清两代为盛。“明清两代厉行回避制、流官制，全国除土司地区和规定必须由孔姓掌权的曲阜县外，其余所有县官都必须由外省人担任，（本省外县的也不行，甚至即便是跨省为官，任职地距离本人原籍在500里内也在禁列，有的朝代不仅回避原籍，还要回避寄居地、居止处、自家和妻家田产所在地）而且任期很短。”回避制切断了地方官员与地方势力相互结合的途径，便于中央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在这种体制下，朝廷政令可以一竿子插到底，地方上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可以削弱到最小限度。 因而，纵向权力监督模式的优点是具有较高的权威和效率，在集权模式下，权力的行使畅通无阻，单向的“行政效率”是很高的。但这种权力监督模式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要不断地设立更高级别的监督者，以对“监督者”进行监督，又从另一方面降低了整个权力系统的运行效率。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是单向的监督，下位权力不能监督上位权力，所以为了防止上位权力的异化，就必须设立更高位的权力对其进行监督。如此向上延伸，导致监督层级不断增加。最终必须确立一个具有最高权威、无需任何监督的“终极权力”，否则权力监督将会无穷循环，形成一个“无底洞”。但是，如何保证“终极权力”的正当性，防止终极权力的异化，是纵向权力监督模式无法解决的难题。在纵向监督模式下，各级官员唯上是从、欺上瞒下、行贿受贿等吏治腐败现象都是体制性弊端，“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始终很难解决。一些具体制度也大多是利弊掺半。比如回避制，我们知道，西方国家的回避制主要适用于司法审判领域，其他政府部门则要求具有本地区居民资格者，才能成为该地区的政府官员，其选举法一般规定候选人必须具有相应的“籍贯”和居住年限，以便于选民更好地了解候选人，监督当选官员。中国古代的回避制，其“技术上”的优点是明显的，但它并不具有目的正当性。回避制的根源在于地方官员不由地方产生，而是中央派驻地方的“代表”，为了防止和减少“中央代表”与地方势力结合对抗中央，所以必须实行回避制。在回避制、流官制下，地方官员往往只对上级负责而罔顾民情，更容易滋生“短期行为”、搜刮行为。
中国古代实行的是“以卑察尊”、“以下制上”的独特监察方式其原因，一是针对封建社会权力约束的重点对象而专门制定二是遵循人的心理规律和监察规律的必然结果然而在“官本位”的封建等级社会中，这一独特的监察方式能够存在，是有条件的，例如皇帝的支持、保护，严格的选拔考核，垂直统辖的管理体制，位尊、权重、赏厚的激励机制以及全面严密的法制保障通过对中国古代“以卑察尊”、“以下制上”监察方式的利弊分析，可以起到鉴古明今、服务现实的作用，对完善当今我国行政监察方式及制度能够提供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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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卑监尊：朋友你这里的这词的大致意思也就是指：以低级的人来监视或督察高级的人。也也就是指下一级的人来监督上一级的人。
《再一个换种思维来想想的话 也可以理解为就是以小孩来监督大人 这样的一种模式 呵呵》
在这里需要先介绍一下三权分立，这样会有助于你理解接下来的部分。三权分立（checks and balances）亦称三权分治，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建制原则。其核心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三权分立具体到做法上，即为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权力分属三个地位相等的不同政府机构，由三者互相制衡。是当前世界上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广泛采用的一种民主政治思想。（我国在这方面做的不好，很不好，直接导致民告官，也就是行政诉讼中老百姓很难取胜，） 英国也自我标榜是三全分立的国家，可是英国因为历史的缘固，并没有明文的宪法，以致于立法权在三权分立的地位高于其他二权(即行政权及司法权)，亦即国会通过的任何法案皆是最高的法案，并不受任何宪法章程规范。英国国会可以通过任何新法案而司法机构是没有权力宣布该新法案为无效的。另外传统上英国行政的权力是源自二个方面，一是国会通过的法例(Acts)，二是英皇特权(Royal Prerogative)。英皇特权是一些源自英皇保有的权力如签署国际公约的权力，宣战权，向国民发出护照的权力，特赦权等。英皇特权也是司法权不能挑战的权力。所以总括的说在英国立法权是最高的权力，这个安排亦是宪法的基石。其次的是行政权而最低的是司法权。在英国，司法部门只是按著现有的法例及普通法内的案例对案件作出判决。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国会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但首相(即行政首长)一职是英皇按惯例，委任组成国会的最大党的党首出任的，亦即是说执政党在英国是手执行政权及立法权的政党，政府很容易会运用影响力去通过一些对自已有利的法例，所以说英国表面上看似有三权分立，但是实际上行政权却并没有和立法权严格的分开，所以外界也有人认为英国只有二权分立，即行政权和立法权是一体，和司法权对抗。政法系法学专业分析，忘采纳。不懂的话，请继续追问。
是的，英国政治制度体现了三权分立原则。
英国也有三种不同的权利机构，但政治结构不像美国那样具有明确的三权分立特征，而是以稍许有别的方式在议会的上下两院之间、议会与内阁之间、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发展出一种互相监督和制衡的制度。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分权思想由来已久，其源头可远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近代最早明确提出分权思想的人之一是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洛克生活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年代，革命成功后，他在总结革命经验并吸取前人混合政体思想的基础上，系统提出了其分权思想，从而初步奠定了近现代西方国家组织形式的理论基础。
分权的目的——保护私权。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人都具有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但却相互侵扰，为了克服这种缺陷，人们就以契约的形式，让渡出自由惩罚他人的权力，交给一个中间人行使，这样国家就产生了。与霍布斯不同，洛克特别指出，人们在相互订立契约的时候，并没有把所有的权利都交出去，而是保留了作为最基本权利的生命、自由权和财产权，这些权利都是不可让与和不可剥夺的。根据这种观点，国家的目的应是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但是，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对个人权利造成最大伤害的却往往是国家权力，他认为人们若把财产交给专制君主来保护，便是无异于为了防止狐狸的骚扰而甘愿为狮子吞食，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君主政体下政府的权力过分集中，缺乏对权力的制约，为了防范政府超出人们对它的授权，更好地保护人们的权利，分权便是必要的了。
分权的依据——社会契约。国家权力应如何划分呢？洛克是依据社会契约这条主线从国家权力的起源上对这个问题展开论述的。他指出原始状态的缺陷在于对人们的彼此侵害行为缺乏一个裁决的共同尺度，同时更缺少一个保证裁决的执行者。国家的作用就是弥补这两个缺陷。据此，国家最基本的权力就是立法权和执行权。所谓立法权，就是指导如何运用国家的力量以保障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利，所谓执行权就是负责执行制定的和继承有效的法律的权力。以上两者都是国家对订立契约的社会成员的内部权力，是最基本的权力。除此以外，在国家生活中，还有一种处理与国家无契约关系的个人和群体的权力，洛克称之为外交权，它是决定战争与和平、联合与结盟以及同国外进行交往的权力。至此，洛克依据契约论这条主线，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执行权与外交权三种。但出于权力实际运行的考虑，洛克又指出，如果执行权和外交权掌握在不同的各自行动的人手中，就会使公众的力量处于不同的支配之下，迟早会导致纷乱和灾祸。因此他把外交权作为执行权的一部分。这样，国家权力实际上就是由立法权和执行权两部分组成。
分权的关键——限制权力。在《政府论》中，洛克明确地指出分权与权力分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他说分权不是简单的在形式上将权力分散化，而是更有效地对权力加以限制。如果被分立的权力没有得到应有的控制，权力的公共性同样会受到扭曲并对私权造成更大的侵犯。为此洛克提出以下主张：第一，权力应是彼此分立的。他说，如果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掌握在同一个或一批人手里，权力能够带来利益的属性就会对人性的弱点造成极大的诱惑，使他们动辄就攫取权力以谋取私利。因此立法权和执行权应绝对分开，立法权归属于民选议会，执行权则属于世袭的君主。第二，权力之间是不平等的。洛克强调立法权应该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仅仅是相对政府而言的。他解释说：只要政府存在，立法权就是最高的权力，因为谁能对另一个人订立法律就必须在他之上。第三，各种权力都是有限的。对立法权的限制是：议会只能以人民的福利为立法的宗旨，以人民的授权为存在的基础，其权力不能滥用和转让并随时可以被人民收回，立法机关仅在制定法律时才存在，其成员本身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对执行权的限制是，政府必须严格地按照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办事，不得自行其是或者滥用权力。最后他指出，如果立法机关和君主任何一方违背人民的委托时，人民都有权利推翻他们。
洛克的分权制衡思想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同封建专制制度斗争的产物。它的分权思想虽然不系统，但却第一次为资产阶级用民主形式组织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分权制衡的思想经过孟德斯鸠等人的发展成为了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的一项主要原则。
孟德斯鸠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洛克的分权学说，主张必须建立三权分立的政体，按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组成国家。他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他还根据英国的政治制度说明各种权力之间的制衡关系，指明立法机关由两部分组成，可通过相互的反对权相互钳制，立法机关的两部分都受行政权的约束，而行政权亦受立法权的约束，彼此协调前进。
孟氏的分权理论与洛克的分权理论相比有重大的发展，孟氏的三权划分比洛克更明确，且比较合理，更重要的是，孟氏不仅说明分权，而且进一步说明了权力行使过程中发生矛盾冲突时如何解决，不仅在政治上起到了鼓舞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而且对未来国家如何防止权力滥用，如何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提供了参考模式。
首先，从三权分立的目的看，无论对于该理论的创始人还是运用该理论的国家来讲，三权分立就是为了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防止某一国家机关或者个人的独裁和专制，从而保证国家政治上的稳定。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如果同一个人或者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制裁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而制约权力的终极目的是保障人民的权利。因此，无论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对权力的制约都是一种实在的需要，只是资本主义国家制约权力的本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制约权力的本质是为了真正保障人民的权利。
其次，从三权分立的内容看，在英国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分享政权的事实已成为历史以后，按分权理论建立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关，都根据国家权力的表现形式将其分为立法、行政、司法机关，这三种国家机关分别行使不同的国家权力，并使之存在相互制约关系。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行使国家权力，很难说这三种权力是分立的，就连代表民意的代议机关实际上也是有产者的论坛和表决器，但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仍然是资产阶级为维护其整体利益，为保证国家权力有效、正常运行而采取的一系列方法模式。
再次，从三权分立的功能来看，在国家生活中，它大体发挥了以下几种功能：1、区分功能。现代美国宪法学家柯尔文曾把三权分立总结为四个要点：政府有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固有的独特的职能；这些独特的职能应由三个分别配备人员的政府部门各自行使；三个部门在宪法上应该是平等、互相独立的；立法部门不能把权力委托给他人。此种说明为许多学者所接受，特别在美国这个说明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现代大多数国家在实践上都有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国家机关的设置（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使得国家职能得到合理的区分和实现，这的确是有目共睹的。2、平衡功能。国家权力在区分的前提下，根据其职能配置不同的权力机制，使得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部门的权力都是有限的，不致使某一部门因权力过大而导致权力运行失衡。3、制约功能。立法、行政、司法职能的差异，机构的分离，职权的划分，相互间权力运行的牵制，使得三种权力能够达到有效的制约。4、补救功能。当三种机关中的某一机关在行使权力不当招致社会不满时，其他的机关可以行使权力，挽回影响和损失，从而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
美国建国虽然只有两百多年,但其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时间已超过半个世纪.两百多年来美国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民主制度功不可没.与此同时,人们也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提出诸多的批评,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点就是决策效率的低下,因为政府无力决断的状况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社会飞速发展的现实.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形成,都有其深层次的根源.政治制度的产生除了相应的生产力水平外,也离不开它赖以形成的历史传统、社会生活、文化背景和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本着这样的方法和原则来研究和考察美国的政治制度,将有助于我们更充分地了解美国政治的利弊得失.一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国家,民主的价值观和原则在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中主要体现为三权分立、代议制、政党政治、利益集团政治、新闻自由和公民权利等.美国政府机构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三个系统,每个系统起着各自的作用,同时又相互制约,它们是直接的政策制定者.另外美国又是一个权力多元化的社会,各种社会力量如政党、利益集团、媒体同样参与政策制定.现代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美国是典型的多元民主政体国家,在多元民主社会,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中,民主的决策“并不是一个许多人在特定的政策上联合起来向政府庄严进军的过程,而是集团之间的稳步的妥协过程.”美国多元民主的特征是权力分散,或曰权力中心的多元化.因此,美国的政治生活表现为多个权力中心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
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多数统治”,但由于美国的政治过程是由一批权力中心的运作来体现的,而且美国的权力中心还有进一步增多的趋势,因此,在美国政治中,要想在某些重大问题上获得一致意见,迅速、及时地制定有关政策,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样一来,决策的效率不可能很高.比如,美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于30年代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时期,该体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积累了很多矛盾.克林顿入主白宫伊始就矢言要“结束目前的美国福利制度”,并把医疗改革和福利改革当作他任内两大社会改革目标,先后提出了对它们的改革方案.但由于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涉及无数集团的利益,健康保险业对改革方案的反对最为坚决.利害相关的集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并由此发展成党派之争,国会和总统之间相互拆台,到克林顿卸任时,他的医疗保险改革计划也未能实现.另外在环境保护的立法、枪支控制等问题上,也能为美国政府决策效率不高的弊病找到许多佐证.其中枪支控制问题尤为特出,虽然民意测验表明60%的美国人赞成制订法律控制枪支,但有关枪支控制的立法迟迟不能通过.美国的枪支泛滥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美国私人拥有的各种武器已超过两亿件,并且以每年100万件的速度增长.美国的持枪犯罪率一直高居世界各国之首,而且枪支犯罪造成的损失也是惊人的,每年约有6740亿美元.” 近年来美国发生了多起枪杀案,加剧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担忧.枪支泛滥已对美国社会的治安、稳定以及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
当效率与政府决策联系起来时,这一概念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将一个计划或想法付诸实施的有力行动的能力；以及在尽可能考虑现有信息的情况下作出决定的能力.在当今的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同其他国家政府一样,美国政府也遇到了许多新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处理需要政府部门作出迅速、及时的反应,这样对政府决策效率的要求就随之提高.因此人们就很自然地怀疑美国政治能否应付高科技时代的种种挑战.许多人对美国政治的应变能力持怀疑态度,并建议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即在美国政治中民主与效率之间是否构成一对矛盾?二从表面上看,在民主制度下任何一项政策要获得多数同意是很困难的,决策效率不可能很高.但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后发现,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美国政治中民主与效率的关系.
（一） 民主政治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
“西方政治思想史描绘的是一套价值——正义、自由、平等和私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发展和阐发. 因此,人们一直关心在多大程度上制度促进这些被认为是政体之核心的价值.”美国政治中最重要价值观是自由,帕特里克·亨利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成为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控制和争取独立的思想武器,这一价值观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一套关于个人、社会、国家关系的理论,它对美国政治产生了极其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自由主义的基础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参与或个人的经济活动,认为个体的性质决定集体的性质,这种秩序规定了个人与国家、自由与强制的关系,规定了公共权威强制力的适用范围,也包含了规范个人与权威关系必不可少的法律结构.
在美国的早期建国者们看来,自由乃是与生命等价的.然而,自由与权力的关系,又是困扰人类的一个永恒难题.美国人政治心理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人们一开始就对绝对的和无限的权力疑惧重重,坚持认定权力乃是自由的天敌,大力倡导“有限政府论”,有“美国宪法之父”美誉的詹姆斯·麦迪逊在1792年曾经说过：“在欧洲,自由的宪章一直由权力来授予.美国则树立了一个后来为法国所效仿的榜样,即权力的宪章由自由来授予.”“权力行使是实现西方制度理论家的社会价值的关键；他们所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要保证政府的权力行使受到控制,以便政府的权力行使不致摧毁政府权力有意促进的价值.”
在美国的政治中,“个人自由和保障公民的权利”这种价值取向是第一位的,“民主则表现为一种工具性的价值,是保障个人自由最有效的手段,或者说从个人权利观点来看民主制度最具有合法性.” 正因为如此,民主已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决定了美国人对政府和政治的立场和看法.”[8](p.16) 从洛克提出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以来,这一原则一直被西方政治学界奉为圭臬,在视自由为生命的美国尤其如此.因此,在国家问题上,美国政治承认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但把国家看作人类过一种共同的、有秩序的生活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为了将这种必要的代价限定在较小程度,美国政治致力于限制国家的权力和职能.“限制的途径有两种：第一,以分权的方式造成国家权力机构之间的内部制衡,从而防止出现专断权力；第二,限制国家权力的活动空间,强调个人与公民社会的权利.” 简言之,就是建立三权分立的民主宪政体制,同时使政府的权力向社会扩散.限制国家权力的种种措施又反过来成为政府决策效率不高的制度基础.
决策的高效意指政府及时、迅速的作出决定,从而保证政策的有效实施.从历史上的政治制度看,专制制度的决策效率是最高的.但问题在于,一旦过分强调效率,就必然要加强权威,要求整个社会的行动高度协调一致,这样就可能损害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美国人担心的国家权力的消极后果就会产生.因此,从美国早期建国者们的构想来看,他们不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害怕一个以高度集权为基础的高效政府对自由可能造成的危害.他们就是要建立一种相互制约、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政府框架和效率不高的民主制度,使政府不太有机会干预个人的生活,以保证公民的自由和其他民主权利.
因此,在美国政治中,民主涉及政府的合法性,而效率却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二者不可相提并论.在现代社会,按民主程序办事已经不单单是一种制度,而是一种普遍的信仰,它大大超越了效率的范畴.
（二）公共利益的界定
批评美国民主政治决策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它损害了公共利益.在一些事关国家利益或全民族整体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需要政府及时而果断地作出决定时,决策效率低下的弊端显而易见.然而,对决策效率的肯定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即高效率作出的决策是正确的,是符合公共利益的.怎样保证决策的正确性成了民主与效率关系的核心.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人们在种族、民族、语言、经济地位、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等方面差异很大,可以说,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利益矛盾表现得尤为复杂,“美国政治体系的一个重要作用必须被看作它在具有潜在爆炸性的多种多样形态的社会里保证最低限度一致性的任务.”协调各式各样的利益矛盾,既是美国的国情,也是美国社会对其政治制度提出的要求.
在一个利益十分复杂多样的社会里,有没有人们通常所说的共同利益呢?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答案.多数学者认为,一个社会存在着超越各种私人利益累积或局部利益总和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客观存在,它并不以各个利益主体的认识不同而有所改变.与此相反的观点以杜鲁门为代表,他指出,“如果撇开形形色色的团体利益,就没有什么抽象的公共利益.利益团体在人民和政府之间提供了必要的联系纽带,无数集团追求它们自身利益的过程就是公共利益得以确定的过程.” 换言之,不同的利益主体都追求自身利益,它们之间经过斗争、讨价还价,会在相互制约和妥协的基础上达到一时的平衡,这种平衡就是这种或那种问题的公共利益.
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观点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公共利益,但笔者以为,它们分歧的核心是公共利益的界定方式.公共利益是客观存在,但它同样离不开人的认识水平.可以说,公共利益是客观存在和主观判断的统一.在权力集中的社会里,统治者个人或群体握有解释或判断公共利益的特权,可以就某些重大问题迅速作出决策,从而保证决策的高效.但这样的决策只是少数人的判断,难免在重大问题上出现失误,那样反而损害了公共利益.从历史和现实中看,专制政权往往根据自己的主观臆断作出决策,有些高效的决策更容易损害公共利益.笔者无意把效率与专制等同,但不容忽视的是,专制和集权政府确实在许多时候以“公共利益”或者“效率”为理由作出了错误的决策,甚至实施暴政.
多数统治是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原则,然而,在涉及面广的问题上,决策与众多的利益主体利害相关,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各相关集团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相互之间进行无休止的争执,结果是各执一词、讨价还价、议而不决,因此,在美国政治中,任何重大的决策要想取得多数是困难的.一旦相关利益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达到无法调和的程度,政府是不会也无法轻易作出决定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决策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恰恰是因为被讨论的问题关系重大,如果从决策效率考虑轻率、迅速地作出决定,反而导致社会的动荡.把某些特别重大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不急于作出决定,以便有更充分的时间讨论,这样才能集思广益,使各种意见得到充分反映,从而达到最大程度的共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议而不决有时并不是一件坏事.
美国的民主政治在本质上不强调公共利益问题,尽管它也并不排除公共利益这个概念.美国政治强调的是：公共利益的判断和界定要通过适当的途径和程序来确定,而不是仅仅凭借主观的认识.在美国政治中,民主作为公民参与决策的一种程序和途径,个人或集团在参与民主时,完全而且应该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利用民主的程序表达一己私利,通过各种利益相互作用、讨价还价、妥协、折衷的过程,以求在某些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取得意见一致.民主政体有利于制定折衷的政策,这类政策往往调和了各个利益团体和权力中心之间的分歧,代表了利害相关集团之间分歧最小的意见.正如达尔所言,“民主的基础是妥协”.[11](p.4) 而这种妥协不仅有利于解决利益矛盾,同时也使得公共利益通过合法的程序和途径得以界定.
从政策实施的结果看,决策效率的低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公共利益,但民主制度的这一缺陷是为了防止集权制度对公共利益造成更大损害所付出的代价.有人说,民主政治不一定能保证最好,但却避免了最坏,其道理正在于此.
（二） 改革的渐进性
效率主要针对的是某种政治制度满足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一种社会制度的生存能力不仅取决于“民主”这样的价值判断因素,而且也取决于效率,价值判断与取向解决的是某种政治统治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大和民众对政府要求的不断提高,效率正变得日益突出,已从原来的非价值性判断上升为价值判断因素之一.如果一个政府的效率反复受到破坏,其合法性也将受到影响,矛盾的主次关系就会出现转化,一个效率极其低下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同样也会动摇.但是,基于民主政治自身的机制和适应能力,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
每个社会都谋求进步与发展,然而,社会政治制度决定了社会变革的方式.在强调效率的制度下,当不稳定袭击社会秩序时,一个常见的办法就是加强权威,通过激进的变革（radical change）或革命（revolution）的方式来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样的变革方式常常又为另一次不安定埋下了隐患.民主政体却可以通过渐进的改革（evolution）导致社会的稳定和前进.美国社会二百多年的稳定发展,其政治体制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美国政治体制具有革命传统,但这一传统又反对极端的的方式进行社会变革,主张维护美国社会的现有结构.早期的美国政治家们在宪法中就提倡尊重渐进的法律秩序.维尔说得好,“美国人是民主派,但却是保守的民主派；他们是反对革命的革命派.”[9](p.7)
美国的政治过程中有多个权力中心起作用,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但同时也在不断地进行协调,以求达成共识.政策不是在争取抽象的全民利益的前提下通过伟大而庄严的辩论制定出来的,政策只是讨价还价的结果,讨价还价——妥协的目的是意见一致.这样的决策机制被看作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志.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不仅有这样的民主制度,而且其中也包含着改革的手段.
在权力集中的社会里,在范围狭小的问题上（如枪支控制）的改革比较易于实现,决策的效率是较高的；但是在权力分散的民主社会里,有可能进行范围比较宽广而且更有持续性的改革.林德布洛姆认为,一个权力分散的社会实际可能是处于“不断革命”的状态之中.[12](p.652) 美国在制定政策时并不系统而全面地研究各种选择方案具有何种意义,政策变化只不过是对现行政策作一系列小小的调整.采取这种渐进主义是因为无法推测剧烈的改革会带来错综复杂、变化万千的各种后果和反响,同时也因为决策的政治过程需要一系列权力中心取得一致意见.一股重要的社会势力不愿实行激进式的改革,但他们却可能同意进行初步的、可以取消的试验.这种渐进性的政策制定过程是为了避免打乱基本的社会和政治格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保守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会很快地发生一系列渐进性变革,经过长期的积累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整体上的进步.
美国政治当然需要改革,从美国政治的发展历史看,它经历了由邦联到联邦的转变,出现过罗斯福的“新政”,又目睹了20世纪中后期保守主义的复兴,这一系列变革的焦点是如何界定国家权力的范围,也可以理解为民主与效率的互动.美国的政治制度根据当时的现实状况在民主与效率之间作出调整,只不过这种改革和调整是通过渐进的方式来进行的.同样,在纠正不公平现象,或制止破坏环境、有损健康的行为等方面,美国社会只能缓慢地、效率较低地取得某些进展.三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美国政治中民主和效率在有些时候和一定程度上是一对矛盾,但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不能靠取消民主制度来实现的,“消除民主弊端的办法是更多的民主.”笔者无意美化美国的政治制度,更无意忽视政府决策效率的重要性,美国社会的诸多弊端确实有其体制方面的原因.在有些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有效行动的关键性政策范围内,折衷的方法似乎起着潜在的破坏作用.根据意见一致的原则而产生的妥协政治,使利害相关的权力中心有机会拖延并大量修改终将形成的政策,政府无法高效地解决那些需要集中管理的、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许多事务,结果是不连贯的政策、浪费和缺乏效率.
一个兼顾民主与效率的政府是人们的理想和目标,然而,在人类事务中,没有不付出代价的收获,对政治制度的美好追求也是如此.政治学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解决方案都是以制造新的问题为前提的,因此,不应该期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也没有一劳永逸的政治制度,任何政治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关于美国政治的未来,希尔斯曼（Hilsman）在其《美国是如何治理的》一书结尾较为乐观地指出,“从任何角度看,美国的政治过程都远远不算完善.但却有其长处,更重要的是这一政治过程有可能得到改善.由于人类知识有限,难以估计社会、经济和政治机构的改革将产生何种效果,因此,缓慢地进行改革是比较明智的. 求采纳=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