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艺术的区别
孟子曾说过五百年必有圣人出现。孟子总结的是孟子以前的社会历史经验，孟子以前，伏羲、女娲、炎帝、黄帝、仓颉、尧、舜、禹、文王、周公、老子、孔子，那确实是一个圣贤辈出、星汉灿烂的历史时期。
正是有那样一个历史时期，才缔造了世界人类史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华文明。
孟子说过那句话之后，很不幸，孟子以后的两千年间，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圣人。
这是汉代以后形成的文化框架与社会政治制度造成的。
读孔子留下的书，说孔子说过的话，思想上必尊孔孟，言行上不许越轨，两千年间，千万文人，一个腔调，就是孔腔孔调，儒腔儒调，否则就是不尊孔，就是冒犯圣人。
汉代以后逐渐形成的学而优则仕和唐代创造的科举制度，又对文人诱之以利。两千年间的文人全成了动物园中笼子中的动物，喂之以食，束之以笼，驯而化之，去其本性，使之忘记本性，忘掉了文人本来应该有的面目，忘掉了文人本来应该担当的责任与使命。
两千年可不是个短日子，若不是中间有佛教西来，有道家变身为宗教性的道教，中国人在精神旅途上早就饿死在了路上。
中国必须再度产生圣人，再开创一个圣人辈出的历史时期。这是复兴汉文化的基石。否则，当代人文界叫唤的复兴汉文化，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等等，就只是空叫唤，就只是做梦。
像我们经常讲的要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批判与扬弃一样，我们同样需要对“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化传统进行批判与扬弃。两千年间的文化正好是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的文化，该革除的一定要革除，该洗涤的一定要洗涤，该继承的一定要继承。要分清什么是真正的优秀文化遗产，什么是封建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提倡恢复汉文化，继承优秀文化传统，但决不能打着这一旗号继承封建文化的糟粕。
复兴汉文化，需要在文化上实现与孔子历史时期的直接对接，在文化上实现与远古圣贤文化时期的直接对接。就是说需要跳过、摔开整个封建历史时期，跳过这不出圣人的漫长的两千年的历史岁月，与奠定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人类历史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华远古历史时期的文化实现对接。
不需讳言，那是奴隶社会时期，甚至更远古，是原始社会历史时期。原始社会历史时期与奴隶社会时期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早已经死亡，不会在对现实社会制度造成影响与渗透。不会像我们审视封建历史时期的文化时一样，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的阴影总还在试图侵入我们的现代社会机体。
西方文艺复兴有过一个复兴对象，即复兴传统中哪一个历史时期的文艺，他们选择了古老的希腊文明，古老，模糊，有再创造的可能。历史证明了他们在选择上的正确性。
重开中华文化盛世，这已是国家与民族的人心所向，是民族精神的渴望，谁也不可能阻挡。
向往中国也有一次文艺复兴，希望也以文艺复兴的形式，实现再创中华文化盛世的目标，也是“五四”以来文化上只破不立，破后必立的历史发展规律。
我们选择哪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作为复兴对象？
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是两千年来人们公认的三大文化高峰。准确地讲是三大文学高峰。文学与文化，有相同之处，更有区别。我们今天更要强调它的区别之处。文学属于文化，但只是文化这一整体中的一部分。文学的兴衰不能代表整体文化的兴衰。
有这样一种解释，远古时候，有一块石头，石头上有字迹或刻画之痕，后来字迹模糊了，被风蚀掉了，没有人知道石头的价值了。再后来，石头旁边长出了花草，花草吸引了人们的视线，吸引了人们的着眼点即审美点，造成了人类审美价值及观念的转移，使石头成了陪衬，甚至被遮盖。石头是文化，是文化的主体。文学是花草，是旁出部分、边缘部分、后出部分。文学的过分繁荣会遮盖文化主体，会遮盖文化的本来面目与价值。
思想，哲学，文化，三位一体。文化是对思想与哲学的文而化之。思想与哲学离不开文化，也不存在完全脱离思想与哲学的文化。漂离思想与哲学的那一部分文化，表现为文学与艺术，文学与艺术对于文化主体来说，是漂离部分，旁出部分，溢出部分，边缘部分。
我们需要对2000年以来，孔子以后，中华民族不发展哲学思想文化，只畸形地发展文化的漂离与旁出的那部分文学这一现象给以深刻反省。我们需要适当地铲除文学与文人。铲除文学，为突出文化主体。铲除掉非文化意义上的文学，缺少文化含量与品质的文学。这类文学正是产生于汉代，兴盛于唐宋，滥溢于明清，末流于当代。铲除文人，就是铲除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他们之中相当一大部分人根本上缺少文化素养，根本不懂得文化的真实含义。他们同他们写作的作品，是文化的旁出者，是文化的私生子，是非文化意义上的花草的产生地。要做文人，就做远古文人，恢复远古文人的本来面目，本来责任担当。否则皆在铲除之列，屈原、李白，杜甫在铲除之列，罗贯中，曹雪芹等等在铲除之列，当代所谓文人全在铲除之列。
即使认为我们的文艺复兴只是文学艺术的复兴，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也由于历史距离较近，过于清晰，其艺术成就过于完整，不再具有再创造的可能。况且我们需要的是汉文化整体上的复兴，文化的复兴，同时是思想和哲学上的复兴。从后者着眼，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汉代文化唐代文化宋代文化，都从根本处欠缺用来复兴的基础。
复兴汉文化，选择出一个复兴对应**，我选择周代或商代，更倾向商代。商代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和神秘的甲骨文化。青铜以象胜，甲骨以《易》胜。这里的“易”，是指《易经》。有象有《易》，重象重《易》，是今天复兴商代文化的特有条件。
不选择周代文化。商文化尚祖，周文化尚天。有相信人类自己还是相信天命的区别。商文化粗犷，周文化细腻，风格上的差异显示出商文化的创生性、原生性，商文化处在创生阶段；周文化处在完成阶段。商、周文化一脉而有异。
不选择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是一个思想文化哲学百家争鸣**，很适合原创思想、文化、哲学产生，但以孔子、老子为主的儒、道两家文化，已经有了影响其后2000年历史的巨大的结果。我们需要的不是重复与模仿，而是再度创造与创新。我们更需要研究老子是怎样成为老子的，孔子是怎样成为孔子的，他们学术思想源泉在哪里，是什么，惟有这样才能够再度产生圣人。我提出复兴商文化，正是看出孔子思想源头是商代。孔子身前曾经长期游历中原寻求商文化，没有寻到，退一步才研究周文化。当今商代文物大量出土，足够成为产生并形成思想哲学文化的材料和源头。况且我们提出复兴商文化，只是以商文化做一个代表，它代表的是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文明与文化发祥过程，实质是中华民族上古文明的创造性。
中华民族文化到了最危险的时候。20世纪末，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们以预言家的姿态向国人预言21世纪是东方文化世纪。这是什么预言？与儿童的天真幻想一样。21世纪将是什么世纪？不错，是一个文化世纪。是一个权力文化世纪，是一个文化发展受权力操纵的世纪。是一个以强权为背景为依托的文化侵略世纪。由于以强权为背景，不可能有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平等对话和互补，在强权背景下，只会是东方文化失语。由此可以断言，21世纪不仅不是东方文化世纪，反而是东方文化加速西化的世纪。已经过去的20世纪，20世纪之前的几个世纪，只是这场西化的序曲。21世纪与22世纪才将是全盘西化的时候。要到23世纪，东方文化才有出头之日。300年，时间很短也很长，清朝300年就是一闪过去的。时至今日，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早已结束了，结束100年了，仍有多少人多少文人多少学者多少文学作品、影视剧作品在为其延续香火似的歌功颂德。汉文化被同化到这种地步？一个民族的文化脆弱到这种地步？经历过21和22世纪之后，西方文化进入到中国的时间也将是300年500年，到那时候汉文化会是什么情景？
再创圣贤辈出**，恢复汉文化根本，才能够恢复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东方永不倒下的文化巨人的特性。这是现代中国数代文化人必须肩负的责任。
开创圣贤辈出**，与上古文明实现对接，就需要在思想哲学文化等方面跨越孔子与老子这两个圣人，跨越这两坐文化高峰。首先要敢于与他们站齐，与他们并立，有这样的胆略与勇气，有等高的学识与成就。并且要能够高于他们，才能够跨越他们。西方一代一代文化圣贤，都这么做，才创造并保持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哲学文化上的不断进步。中国圣人已经断代了2000年，要再出圣人，就需要付出更多更艰巨的努力。
1、顾恺之顾恺之是对中国画发展保持影响的第一位画家，他不仅创造了人物画的基本模式，留下了最早的山水手稿《画云台山记》，而且提出如“传神论”这样可以坚守千年的绘画原则。不苛刻地说，在现代美术教育进入中国以前，顾恺之的绘画理念仍然是大部分中国画家所共同遵守的准则。2、吴道子被尊称为“画圣”的人，非天纵奇才不能获如此殊荣，吴道子也确实厉害，他的许多发明创造是中国画历史中的最亮点，诸如高度的写实技巧、笔法的解放、山水画的正式确立等等，皆是肇始于吴道子。吴道子对中国绘画的贡献是划时代的，如果没有他，中国画的发展不会如现在我们所见，历史将会改弦易辙。3、王维外国的研究者总是怀疑王维绘画的真实性，但是中国人一直以来都认为他是诗画结合的鼻祖。虽然王维画迹已经是杳无踪迹了，但是他的诗仍然在，中国人读他的诗，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想像那种只可能属于中国人的美妙境地。中国人不会怀疑王维，就像不会怀疑自己文化的灵魂一样。4、荆浩现在人可以随意用程式在画室里做“造山运动”，但千万别忘了前人的伟大创造，是他们让绘画──这个巨大的困难──变得相对地容易，荆浩就是这样伟大的画家。荆浩创造了全景山水的基本模式，这个创造为中国人表现自己崇高理想，提供了一个确实可行的路径。5、李唐李唐在八十岁的时候，仍然在杭州摆地摊，谁都可以想像他的内心一定充满矛盾，但是生命的动荡没有影响画家对艺术品质的要求，他的作品精致华丽又大气磅薄，虽然意气始然却又坚持理性。后人如果凭藉笔墨挥洒情绪，仍然可以借鉴李唐，他的创造是放纵和节制结合的完美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