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肇，贵州设新军第一标。由都督杨柏丹统率入湘参加第一次讨袁。军至湘西，在常德兵败，所部解散于湘黔之间。
护国战争时期1916年1月27日，刘显世在讨袁形势的压迫下，不得不宣布贵州独立，加入护国战争的行列。刘显世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编滇军炮队、机械队及黔军第五、第六两团为护国军第一军右翼军，以戴戡为总司令，率部攻打四川綦江，威逼重庆。在四川的袁世凯北洋军，以綦江为重心，集中五、六个团，右至江津、荣昌，左至南川、涪州，组成一道弧形防线。2月中下旬，两军在綦江一线展开激战。由于兵微力弱，黔军进取重庆的战略计划未能实现。綦江之战后，黔军退守川黔边境松坎一线。
黔军辗转奔赴
护国战争爆发后，湘西成了护国军与袁军的必争之地。护国军制定了由贵州出湘西，欲直捣武汉的战略计划，遂组织护国军右翼军东路司令王文华率黔军第一、二、三团挺进湘西。袁世凯则调北洋军经湘西欲进夺贵州，攻取云南。1916年2月2日，两军在湖南晃州接火，拉开了湘西之战的序幕。2月间，黔军击溃袁军三个混成团，攻占黔阳、沅州、麻阳等八座县城。3月间4月初，袁世凯急调大军反攻黔军；收复沅州、麻阳。这时，程潜发动和领导湘西护国军加入护国讨袁行列，二十余县宣布独立。加入讨袁行列的桂军亦沿湘江直捣衡阳、长沙，袁军被迫收缩战线，未敢深入黔境。袁世凯死后，护国战争结束。
新旧斗争时期1916年7月，北京政府任命黔军将领戴戡为贵州省长。8月，北京政府又任命戴戡暂署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四川督军则由滇军将领罗佩金暂署。罗、戴二人在护国战争期间率滇、黔军不仅无意撤出四川，而且还继续增兵。罗、戴入主四川，双方的矛盾也立即暴露。戴戡在重庆就省长职，而在成都就督军职的罗佩金不愿手握兵权的省长和他同理军务，便与川军将领刘存厚相勾结，反对戴戡。戴戡不得不派人到成都疏通有关方面后，才于1917年1月14日率黔军熊其勋一混成旅到达成都。
川军刘存厚曾参加护国战争，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护国战争后，四川大权却落入罗佩金、戴戡这些滇、黔外籍军人手中，这正是段祺瑞分化瓦解西南地方军阀的阴谋手法。果然刘存厚对此安排极为不满，埋下了川军与滇、黔军矛盾的伏线。罗佩金在段祺瑞的支持下，于1917年4月召开了在川各军将领的成都会议，中心议题是缩编川军，引起了川军将领刘存厚等的强烈不满。戴戡则煽风点，挑动刘存厚与罗佩金的矛盾激化。戴戡还与刘存厚暗中约定，若刘存厚驱逐罗佩金后，即把军务会办一职让与刘存厚。4月18日，刘存厚率部围攻驻成都皇城的罗佩金部，刘罗之战爆发，双方以大炮、地雷等攻击，巷战达七昼夜。4月24日，罗佩金战败，从成都退往简阳、自贡等地。北京政府电令免罗佩金四川督军职，免刘存厚川军第二师师长职，由戴戡暂代四川督军。这样，戴戡坐收渔利，一下子手执省长、督军、军务会办三颗大印，令刘显世十分高兴。
按刘戴事先约定，击败罗佩金后，由刘存厚任军务会办。戴戡借口刘存厚在查办期间，拒不交出。刘存厚求官不得，反而被撤职查办，刘戴矛盾加深。张勋复辟，任命刘存厚为四川巡抚。戴戡闻讯，乘机发难。刘存厚也欺入川，黔军不过七千余人，决定武力驱戴。7月5日，刘戴之战爆发，川军围黔军于成都皇城，双方巷战达十余日。戴戡曾电请滇军罗佩金支援，罗佩金恨戴戡在刘罗之战中坐收渔利，以怨报怨，迟迟不予支援。戴戡被围不支，向刘存厚交涉，愿交出督军、省长、会办三印，撤兵回黔。刘存厚假意允许。7月17日，戴戡率部从成都南门撤出。7月21日，行至仁寿县时却遭到川军伏击，参谋长张承礼、财政厅厅长黄大暹被击毙，旅长熊其勋被捕杀。戴戡目睹情势险恶，难以逃生，亦自杀身亡（一说被击毙）。自此，入川黔军瓦解。同年12月8日，北京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
入川黔军被逐，戴戡身亡，令刘显世十分伤心，但黔系军阀所处的政治、地理状况决定了它只能继续向外扩张。孙中山掀起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时，滇系军阀唐继尧也打出了靖国的旗号，组织靖国联军，唐继尧自任总司令。刘显世追随唐继尧，加入靖国联军，出任副总司令。黔军协同滇军，进攻四川，取川东为立脚之地。黔军的“靖国”，目的不过两点，一是“出师四川，为戴戡复仇”，二是掠夺川省的财富。如1917年8月，黔军就由重庆提取现款二十八万元回省费。其后，黔军又与川军熊克武达成协议，每月取饷款十八万元。黔军主力就是这样，分驻川、湘，寄食于人，由不足建制的六个团扩充到五旅十个团，兵力近二万人。为了发展兴义系势力，1917年8月，刘显世指派刘显潜在贵州兴义创办了随营学校，由刘桂初出任校长。学校开设以战术、步兵操练、射击、野外实习、精神讲话等课程，采用日本军事教育方法。学员主要来自兴义、兴仁、普安、盘县、安龙等盘江八属，其中多是权势人家的子弟。刘显世从此为其旧兴义系不断补充军事骨干。
新兴义系就在旧兴义系企图进一步巩固其在贵州的统治并继续向外扩张的时候，以王文华为首的军事集团——新兴义系正在迅速崛起。
王文华，字电轮，又字果严，贵州兴义人，1888年出生，是刘显世的外甥。1911年10月，随刘显世以队官身份率团练到贵阳，追随刘显世窃夺贵州辛亥革命果实，协助滇军镇压贵州革命派而步入军界。1914年7月，王文华趁唐继尧回滇之机，重建贵州陆军六个团，利用唐继尧督黔时留下的一批云南讲武堂毕业生领兵，王文华则以贵州护军使署副官长身份统率全军六个团，并兼任黔军第一团团长。护国战争时，王文华任护国军第一军右翼军东路司令，在湘西与北洋军作战，使他进一步得志于军界。1917年3月，王文华组建贵州陆军第一师，自任师长。贵州陆军第一师的建立，标志着兴义系“新派”的正式形成。“新派”又称“少壮派”、“武派”或“王派”。王文华罗致其妹夫何应钦以及朱绍良、谷正伦、张春圃、李毓华、王纯祖等一批日本士官生，先后委为团长。何应钦、王纯祖、朱绍良、谷正伦等还担任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校长、教育长及教官。此外，还有附己的卢焘、窦居仁、李雁宾、袁祖铭等人，在王文华周围形成了一个以日本士官学生为主，保定系和云南讲武堂毕业生辅之的年轻军人集团。王文华之兄王伯群，与在京的国会议员牟琳、符经甫“二参议”，在省内的李仲公、张步先“两秀才”以及黔军驻沪代表双清等人，成了新兴义系的智囊。1917年9月，王文华任黔军总司令，进一步掌握了军权。
新兴义系的主要骨干大多是辛亥革命前后从戎或从政的青年知识分子，比较年轻，容易接受新思想，他们主张适应世界潮流，刷新贵州政治。
1918年11月，何应钦、谷正伦等在王文华的支持下，成立了少年贵州会，何应钦任主任理事，这是兴义系军阀集团中，以少壮派为领导，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团体。爱国、民主、创新一度是该会思想的主流。兴义系“新派”同“旧派”在对待北洋军阀和孙中山、对待滇系军阀关系、财政等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展开了激烈的争斗，终于爆发了“民八事变”和“民九事变”。
黔军
1919年，新兴义系与上海华侨振兴实业公司签订了从重庆经贵阳至柳州修筑铁路的条约和借款条约，但未获得贵州省议会的通过，于是新派与旧派的斗争因“渝柳铁路借款安全”愈演愈烈。新派从揭露贵州财政厅贪污舞弊着手，向旧派发起进攻。同时，又发动数百名黔军伤兵集体到财政厅索要欠饷和恤金。伤兵三五成群，手持棍棒闯入财政厅长张协陆住宅吵闹。王文华等人还借《勤报》刊出广告，扬言要刊登《贵州财政厅黑幕大观》。何应钦、谷正伦等还组织暗杀团，专门对付反对借款诸人。11月，政务厅长陈廷策遇刺负伤。张协陆要求辞职未获批准，于12月3日服毒自杀。当时留下遗书六封，劝督军兼省长刘显世与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双方息争，以地方为重，并劝刘显世引退辞职。接着，省议会议长张彭年逃往上海，其他人物也纷纷避走。这次事件实际是新派向旧派夺权的一次预演。因这事件发生在民国八年，故称“民八事变”。
派系分化民八事变以后，兴义系中的新旧两派的矛盾更加尖锐，刘显世、王文华两舅甥的关系也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当时，王文华以黔军总司令的身份率黔军占领四川重庆等地，滇军赵又新、顾品珍等部占据成都等地。1920年8月，熊克武联合刘存厚以及川军各部驱逐入川的滇黔军，爆发了靖川之战（又称川滇黔之战）。8月6日，川军夹击成都，经过两个月的激战，将滇军逐出四川。10月上旬，川军分三路直攻驻重庆黔军，展开重庆合围战。10月15日，川军刘伯承部率先破城，击毙黔军一旅长，黔军总司令王文华携带勒索得来的巨款，搭轮东下逃往上海。黔军残部由卢焘代总司令率领，逃往贵州。
王文华因黔军在川战中失利，知道别无出路，决定黔军全部回黔，以“清君侧”名义推翻刘显世政权。10月初，王文华在重庆召集谷正伦、朱绍良、卢焘、胡瑛等高级将领布置行动计划。王文华为避“以甥逐舅”之嫌，不便直接参与这次夺权，而避往上海。任命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胡瑛为总指挥，谷正伦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配合在贵阳的何应钦行动。10月下旬，谷正伦派警卫营营长孙剑锋率黔军警卫营到贵阳实施计划。11月10日，何应钦坐镇警察厅指挥，孙剑锋和副营长林子贤具体执行。黔军首先将刘显世调进省城的游击军三千多人缴械，并杀掉了郭重光，熊范舆、何麟书等人逃离贵阳。11月13日，刘显世被迫通电，解除贵州督军、省长职务，流亡云南。谷正伦、卢焘于事变后到达贵阳。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发布安民告示，何应钦操纵省议会推选任可澄任贵州省长。事变结束，统治贵州七年的兴义系军阀旧派集团瓦解，新派执掌贵州大权。因这一年是民国九年，故称“民九事变”。
主要人物黔军鼻祖黔军的鼻祖叫刘显世，其堂兄刘显潜也是黔系军阀的重要首领。刘显世的父亲刘官礼，以办团练镇压回民起义受到清廷赏识，先后授游击、同知，后又以功擢升知府，赏戴花翎，控制了一支武装力量，成为盘据兴义的一霸。旧日部下，均为各属大绅，兴义知县遇事非咨请不敢行。地方大小事项，由他一言而决，刘家俨然成为地方小朝廷。
1902年，广西会党起义军进入贵州，攻陷兴义府城。刘官礼与子刘显世、侄刘显潜乘机扯起团防局大旗，协同清军收复府城，得到清政府嘉奖，刘显世被委为靖边团正营管带。后刘官礼年老多病，刘显世继承了其父的衣钵。刘显世比其父亲更加阴险，有“笑面虎”之称。刘氏父子不仅血腥镇压各族人民起义，还肆意兼并土地。时人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刘氏团防局的大门上，上联是：“缙绅诸公，狼公、虎公、饕餮公，公然办公，公心何在，公理何存，无非借公图私利。”下联是：“团防总局，饭局、酒局、洋烟局，局中设局，局内人甘，局外人苦，何日了局庆升平。”这副对联足见兴义人民对刘氏父子的义愤。
武昌起义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贵州巡抚沈瑜庆万分恐慌，急电刘显世速集团防军入省城，协同镇压革命。刘显世即招募队伍，向省城进发。但刘显世尚在途中时，贵州同盟会领袖张百麟（祖籍湖南长沙，生于贵阳）、贵州立宪派首领任可澄（贵州安顺人）以及杨昌铭、周培艺、黄泽霖、谭西庚等人，于11月4日逼使沈瑜庆承认贵州独立。各派经会议，推举贵州新军第一标教官兼讲武堂堂长及陆军小学堂总办杨荩诚为贵州军政府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张百麟为枢密院院长，任可澄为副院长，周培艺为秘书长兼行政总长。
但是，革命党人张百麟等人掌握政权以后，未能采取有力措施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地位，反而对立宪派及旧官僚采取了妥协让步的态度，如将奉沈瑜庆令率部入省城镇压革命的刘显世委为枢密院军事股长要职，同时，又把宪政预备会分子多人引进枢密院，客观上鼓励了他们夺权的欲望。任可澄、刘显世及旧官僚郭重光等大肆破坏革命秩序、打击革命力量。他们迫使都督杨荩诚率队离省北伐，迫使枢密院院长张百麟离省城到各地巡视。
1912年2月初，他们还把掌握省城治安巡防大权的贵州同盟会首领之一的黄泽霖杀害。当时张百麟巡视各地回来不久，也险遭杀害，不得不逃出贵阳。
代定黔乱革命力量虽然已大大被削弱，但任可澄、刘显世、郭重光等人仍感到力量不足，不敢遽然发动政变，全面夺权。经郭重光献策，他们决定派戴戡（贵州贵定人）到云南找云南都督蔡锷，极力诬蔑贵州军政府和革命党人，请蔡锷派兵入黔“代定黔乱”。蔡锷经过一番犹豫之后，令率师北伐的唐继尧顺路入黔，解决黔政。唐继尧是滇军的一名中级军官，野心颇大，想趁入黔之机谋取个人的发展。当时，贵州同盟会领袖之一钟昌祚由南京回省路过昆明，得知消息后，即亲见蔡锷，详细介绍黔省两派政争的由来，劝蔡锷不要干涉黔省内政。蔡锷即改令唐继尧取道四川入湖北，但唐继尧已得到贵州反动势力推其为都督的许诺，向蔡锷报称前队已入黔，势难改道，遂挥师直进贵州。钟昌祚尾追滇军，企图说服唐继尧停止入黔，但在安顺被暗杀。
唐继尧入黔1912年3月初，唐继尧率滇军进入贵阳，武力推翻军政府，自为都督，残酷屠杀和迫害革命党人，贵州政权落入唐继尧及立宪党人、旧官僚的手中。
1912年3月4日，唐继尧出任贵州都督，刘显世为军政部长，这样就形成了唐继尧、刘显世对贵州的联合军事统治。为了培养军事人才，唐继尧创办了贵州陆军讲武堂，由滇军将领韩凤楼兼任堂长。讲武堂的队长、大队长均由云南讲武堂毕业生充任，学员则从滇黔军中各部队抽调连长以下军官进行轮训。唐继尧统治贵州后，为把贵州变为他的独立王国，严禁外地进步思想传入，积极扶持地方势力，建立御用组织贵州统一党。贵州统一党的骨干分子是刘显世、任可澄、戴戡、何麟书、郭重光等人。唐继尧以贵州统一党来阻止国民党在贵州省的发展，并为他的统治服务。
1913年11月，唐继尧调任云南都督。由于贵州省小，袁世凯撤消都督一职而设护军使，由刘显世出任，这样，刘显世便接替唐继尧统治贵州。1914年9月，袁世凯晋升刘显世为陆军中将。
复辟帝制1915年，刘显世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护国战争爆发，刘显世首鼠两端，后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不得不于1916年1月27日宣布贵州独立，并自任贵州都督。6月，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任命刘显世为贵州督军，戴戡为贵州省长。8月，戴戡调任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贵州省长一职由刘显世兼任。自此，刘显世集贵州军政大权于一身，对内实行军事统治，对外追随唐继尧向四川扩张，形成了以刘显世为首的黔系军阀集团。
由于刘显世兄弟是贵州兴义县人，以刘显世为首的军阀集团称为兴义系，以区别于后来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又由于兴义系中有“旧派”和“新派”之分，所以，以刘显世为首、以刘显治、刘显潜等刘氏兄弟为骨干，以熊范舆、何麟书、张协陆、郭重光为“四大台柱”的黔系军阀集团称为旧兴义系。熊范舆于清末在兴义为刘家襄办学务，是刘显治的长子刘公亮的岳父，又是刘显世的秘书长兼中国银行贵州分行行长；何麟书是清末贵州立宪派骨干，又是刘显治的次子刘君卓的岳父，曾任贵州政务厅厅长；张协陆于清末在兴义为刘家主办学务，曾任刘显世的财政厅长；郭重光是清末旧官僚、贵州耆老会头目、刘显世的顾问。这帮人资历较深，思想守旧，行动保守，被称为“旧派”、“元老派”，亦叫“文派”或“刘派”。清末贵州立宪派是“旧派”的主心骨，它的三巨头任可澄、唐尔镛、华之鸿无论在省在外都是刘显世政治经济的积极支持者。在中央，刘显世则通过其驻京代表刘显和及贵州籍国会议员蹇念益、陈国祥、姚华等人与北洋军阀及各政党交往；在地方，以刘显潜及其入居要津的子侄辈掌握全省地方游击军，控制老巢黔西南，左右地方各级政权。旧兴义系的主要成员，不是刘氏宗族姻亲，就是门生故旧，它是贵州清末地方团练、立宪派和旧官僚“三合一”的组合体，代表了大地方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旧兴义系对内实行封建军阀统治，对外则依附滇系向外扩张，首先，就是利用护国战争之机协同滇军进攻四川和湖南。
民九事变民九事变的幕后策划者是新兴义系军阀集团的首领王文华，如果在民九事变后，王文华能够及时回到贵州，收拾局面，则贵局也不至陷入混乱。但是，王文华在尚未返省时，已在上海被人暗杀。暗杀王文华的，是黔军另一将领袁祖铭。袁祖铭，字鼎卿，贵州安龙人，1889年生。1909年毕业于贵州陆军小学。1911年初任兴义县团防局附设将弁学堂教练。辛亥革命爆发后，随刘显世进省城，任右队队官。1913年后，历任黔军营长、团长，入川黔军纵队长、黔军第二师师长兼第四混成旅旅长、黔军前敌总指挥等。因与王文华争权夺利而发生矛盾，民九事变后，投靠北洋军阀吴佩孚，旨在夺取贵州军政大权。因王文华是新兴义系的首领，袁祖铭与原贵州参议会议长张彭年合谋，于1921年3月16日派人将王文华刺杀于上海。王文华曾于1917年赴上海拜谒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民九事变后，又被孙中山委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1940年3月，国民党政府追赠其为陆军上将。
王文华被刺杀后，黔军内部发生混乱，代总司令卢焘无力控制贵州，王文华所部五旅互相争斗，都想夺取贵州的统治权。袁祖铭见时机已到，于1921年4月，由北洋政府拨款二十万购买枪械，在湖北武昌小街正式成立了定黔军总指挥部，袁祖铭任总指挥，张彭年任总参议。袁祖铭将两湖巡阅使王占元调拨给的北洋军组成一个纵队，准备开赴贵州，但因川滇黔和旅居外省黔人反对甚烈，川湘两省不准假道，贵州又无内应，该军到5月份被解散，袁祖铭只得再等待时机。
这时，在贵州，贵州督军兼黔军总司令卢焘响应孙中山号召，出兵广西，参与讨伐陆荣廷。卢焘，广西思恩人，壮族，1882年生。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学堂。1911年参加云南辛亥起义。1912年随滇军入黔。1914年起，历任黔军营长、团长、旅长、代总司令、总司令。1921年5月，为响应孙中山伐桂号召，减轻贵州粮饷开支，缓和黔军内部五旅的磨擦，卢焘应谷正伦、胡瑛之请，派其率军入桂。6月，黔军分两路入桂。7月，孙中山任命谷正伦为援桂第四路司令、胡瑛为第五路司令，分别向柳州、百色进发。第四路彭汉章、王天培两梯团，会同滇、赣、粤各军攻下柳州。第五路援桂军进抵百色，因虐疾流行，大部染病，又遭土匪袭击，损失惨重。12月，孙中山在桂林设大本营，召集各路援桂军筹商北伐大讲，谷正伦、王天培到会。1922年1月，谷正伦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彭汉章为第一独立旅旅长、王天培为中央直辖黔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黔军隶属于李烈钧第一路军，拟北伐时攻击赣南、鄂东。后由于黔军内部纷争，谷正伦、王天培、彭汉章、胡瑛先后回黔。至此，黔军援桂之役结束。
1922年初，新兴义系内部火拼更趋激烈，黔军参谋长何应钦也因内讧被逐出省。黔军将领王华裔在湘西洪江电请袁祖铭到洪江指挥队伍入黔。袁祖铭已在汉口重组定黔军，自任总指挥，3月5日，袁祖铭赶到洪江。同一天，谷正伦所部参谋长刘其贤、旅长王天培、彭汉章等公开发出通电，欢迎袁祖铭回黔，定黔战争爆发。
定黔战争在贵州东南部、西南和西北部、东北部三个地区进行。东南部是定黔战争的主战场。3月下旬，袁祖铭进驻镇远，发布了《定黔军誓师词》、《定黔军讨逆檄文》等文告，随后会同西北两路攻贵阳。谷正伦因实力所限，退往遵义，卢焘通电退职，避往安顺，职务由张春圃代理。张春圃与孙勤梁、窦居仁等联合抵御定黔军，但因战略上失误，使王天培、彭汉章于4月10日乘虚占领贵阳。张春圃、卢焘、谷正伦在遵义组织行署抵抗，但无从可救，败逃四川。袁祖铭于4月19日进驻贵阳，取得定黔战争的基本胜利。其后，在西南、西北、东北各战场，定黔军也取得胜利，定黔战争于6月全部结束。
定黔战争的结果，是袁祖铭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新兴义系瓦解。新兴义系的几个重要人物，如谷正伦、何应钦、朱绍良等，都先后投靠广州国民政府，后来都成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袁祖铭控制军政袁祖铭发动定黔战争，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1922年8月，袁祖铭就任贵州省长。但是，贵州的局面并没有因此而平静，因为滇系军阀这时又在凯觎贵州省。
云南督军唐继尧，于1920年6月宣布废除督军称号，以靖国联军总司令名义行使职权，出兵四川。8月，滇军在靖川之战中被遂，滇军将领顾品珍班师回滇驱唐，唐继尧被迫于1921年2月通电辞职，出走香港。1922年3月，唐继尧返回昆明，重新控制云南军政大权，扩编所部滇军为“建国军”，自任七省建国联军总司令。此外，唐继尧还组织滇、黔联军，自任总司令，以流亡云南的刘显世为副总司令，决定重新控制贵州。1923年3月，唐继尧以其弟唐继虞为东南宣抚使兼滇、黔联军前敌总指挥，率军进入贵州。3月12日，贵州省长袁祖铭不敌滇军，退入四川，宣布参加“武力统一”四川之战。唐继尧、刘显世联名委任唐继虞为贵州军事善后督办，刘显世恢复省长名衔。唐继虞将贵州分为五区、十余分区，设置卫戍司令，进行严密控制，贵州再次沦入滇系军阀的控制。
滇系军阀虽然控制了贵州，但其兵力也受到牵制，难以向外扩张。1924年，唐继尧决定乘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下台之机，摆脱困境，问鼎中原，向外扩张。为解除后顾之忧，唐继尧与时任川黔边防督办的袁祖铭实行妥协。滇军方面派出与袁、唐双方均有故旧或亲戚关系的毛鸿翔、何麟书、卢焘为代表，于1924年10月开始进行和平交接贵州的谈判。同年12月间，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主要内容为驻黔滇军全部由黔入湘、桂，由袁祖铭派彭汉章回黔主政。12月25日，袁祖铭公开通电表示尊戴唐继尧和派彭汉章回黔自治。1925年1月5日，唐继尧通电黔境滇军全部开拔，黔政概归黔人自理。1月23日，彭汉章率黔军进抵贵阳，接收军民两政。刘显世恢复贵州省长名义一年多，这时也随之下台，归家隐居。1927年10月病逝。其兄刘显潜，在民九事变后赴云南投靠唐继尧。1922年任滇黔边防督办。1923年任滇黔联军前敌总指挥。重返贵州后曾代理贵州省省长。滇军离黔时，任唐继尧第一路军第七军总司令，入桂进攻柳州，失败后回黔，后所部被彭汉章缴械，归家隐居，1938年病逝。
1925年1月，彭汉章率黔军进抵贵阳，主持黔政。2月，彭汉章出任贵州全省清乡总司令、贵州省省长。彭汉章并非贵州人，而是四川潼川人。1890年出生。1902年在云南入伍当兵，后进云南讲武堂学习。1912年初随唐继尧入黔。唐继尧返滇后，彭汉章留黔隶属袁祖铭所部，历任连长、营长、团长。1922年6月，支持袁祖铭定黔有功，升任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1923年3月，随袁祖铭离黔，参加川战，被北洋政府任命为黔军第一师师长，后改任第二师师长。1924年1月，被授予将军府志威将军。由于彭汉章出身于滇系，又在黔军中长期任职，所以他接手黔政，对唐继尧和袁祖铭来说，均认为合适。
袁祖铭指派彭汉章率部分黔军回黔主政，而他自己仍率黔军主力参与川战，与川军刘湘部组成川黔联军，合驻重庆。1925年12月，川黔联军在自流井召开善后会议。为争夺四川兵工厂、防区等，刘湘与袁祖铭交恶。当时，刘湘有潘文华、鲜英、李雅材、兰文彬等师、旅，袁祖铭有二师及一警卫旅。1926年1月24日，袁祖铭返抵重庆，立即下令增调黔军四个团入城，在浮图关、两路口、磁器口等要地配置重兵，一时全市人心惶惶。而这时，刘湘正滞留成都，处理善后会议未完事情。重庆各界深恐战祸再起，乃分推代表，向川黔呼吁和平。袁祖铭佯装接受民意，邀刘湘部驻重庆将领潘文华、王陵基、兰文彬等会商，达成协议，城内除留少数军警和警卫部队外，所有川黔军各部均于1月30日移驻城外。1月29日，刘湘部队正移防时，袁祖铭突然策动鲜英、何金鳌部哗变附己，鲜英仅率残部一营突围与兰文彬会合。1月30日，袁祖铭又派兵攻击刘湘部守城卫队，占据刘湘的川康边务督办公署，接收川军各驻重庆的机关，收缴川军守卫队枪械，追击已撤退至白市驿等地的兰文彬、鲜英师，将刘湘势力全部遂出重庆。刘湘各部且战且退，分别退至壁山、垫江一带。这事，史称江巴事变（又称渝变）。江巴事变成了其后驱袁之战的导火线。
刘湘势力刘湘势力被遂出重庆之后，刘湘与袁祖铭公开决裂。刘湘自度势单力薄，决定联合在“统一”之战中兵败奔赴汉口投靠吴佩孚的川军将领杨森，共同驱袁。杨森也想趁此机会东山再起，于1926年3月1日返回川东万县，召旧属六部来归，渐达八万余众。4月20日，刘湘部师长兰文彬发出讨袁通电，刘湘、杨森、赖心辉部师、旅长联名通电响应，驱袁之战爆发。5月5日，川军兵上川东、下川东两路，由刘湘、杨森分别统领，夹击重庆，川军另一将领刘文辉亦在川南发起进攻。5月18日，刘、杨联军兵临重庆。面对川军联合进攻，袁祖铭自度无法抵抗，于5月19日、20日将黔军全部退出重庆，移驻南岸。5月21日，川军占领重庆。5月24日，袁祖铭向川军请求，准许黔军于5月25日全部从南岸退出，取道回黔，希望川军五日内不加攻击。川军允许。5月28日，黔军全部退出南岸。6月上旬，黔军全部离川返黔。
当袁祖铭被逐离川返黔时，贵州的军政大权已被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所控制。袁祖铭已无立足之地。周西成，贵州桐梓人，1893年出生。早年加入清军。辛亥革命后，随贵州军政府都督杨荩诚之北伐黔军援鄂。1913年入贵州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分入黔军，历任哨官、连长、营长等。1922年1月，周西成乘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窦居仁离职赴沪之机，逼走参谋长徐朝光，自称旅长。同年6月，率部入川，任四川讨贼第三混成旅旅长，并加入国民党。1923年11月，周西成被孙中山委任为四川讨贼军第三师师长。1925年2月，周西成被北京政府委任为贵州军务会办兼第二十五军军长。1926年6月，周西成出任贵州军务督办兼省长，原省长彭汉章下台。周西成是黔系军阀桐梓系首领，周西成主黔，标志着兴义系的最后结束。
袁祖铭回黔袁祖铭回黔后，已无力与周西成争斗。当时，广州国民政府举行北伐，袁祖铭亦乘机宣布加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被任为左翼军总指挥。但袁祖铭当时仍拥有两个军四个师，号称十万之众，一方面表示愿意靠拢革命政府，支持北伐，另一方面又与吴佩孚暗中勾结，企图占据湘西，进袭长沙。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令其部进攻宜昌、沙市，但袁祖铭借故不行。后查获吴佩孚委任袁祖铭为靖国军总司令并允许他组编十个师的秘密文件。国民政府令唐生智先剿灭袁祖铭，再图北伐。1927年1月，唐生智命令教导师师长周斓，趁农历年关请吃年饭之机，设宴诱杀了袁祖铭。其部属经过两昼夜激战，亦被唐生智消灭。
袁祖铭部将彭汉章，原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参加北伐。1927年8月12日，亦在汉口被唐生智枪决。另一部将王天培（贵州天柱人），原被任命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四·一二”政变后，任南京政府军委会委员、东征中路江左军第二纵队指挥、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1927年8月在徐州战役后被蒋介石召回南京囚禁，9月2日，被蒋介石秘密处死于杭州。
周西成人物简介周西成是桐梓系军阀的首领。桐梓系的形成要追溯到1920年。当时，贵州桐梓县人周西成任黔军第一旅第十团第二营营长时，就将同乡毛光翔、刘楷森、江国璠、王家烈等人升为连长，为桐梓系集团形成打下了基础。随后，他们利用西南军阀之间的矛盾，活跃在贵州、四川等地，抓住同乡和亲戚关系，逐渐发展。1923年，周西成组织“靖黔军”，又纠集了犹国材、侯之担、蒋在珍、车鸣翼等一批骨干分子，在四川涪陵召集军官会议，公开确定了“群（毛光翔号群麟）、绍（王家烈号绍武）、佩（江国璠号佩玙）、用（犹国材号用侬）”的继承序位，标着桐梓系集团正式形成。几年时间，周西成由营长升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1926年6月1日，周西成担任了贵州省省长，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
桐梓系集团高级文武官员，非桐梓人不用，时人有“无官不桐梓”之说。周西成对内加强统治，扩充军力，他将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改为贵州陆军崇武学校，刘其贤任校长，彭鸿业任教育长，严余春、钟山瑛等任教官，陈仲英、黄集成等任大队长，大量培养各类军事人材。对外，周西成联合两广，对抗蒋介石。蒋介石对周西成这股割据势力怀恨在心，欲除之而后快。蒋介石屡次挑起贵州内部和滇黔两省的战争，但未能达到倒周西成的目的。1928年秋，蒋介石终于找到机会，指使第四十三军军长李燊回黔倒周。
李燊介绍李燊，号晓炎，贵州贞丰人，1889年出生。早年入贵州陆军小学，毕业后投黔军袁祖铭部，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后所部被改编为第十六军，后又改为第四十三军，李燊仍任军长。袁祖铭、彭汉章、王天培相继被唐生智、蒋介石杀害后，省外黔军只有李燊一个军。李燊率部长期在外征战，深感孤军在外的危险。周西在对李燊部不仅不容，而且为了削弱李燊的实力，派人收买其部属，这就促使周李矛盾更加尖锐。当时李燊的部队驻守宜昌，旅汉黔人主张周李合作，共赴时难，进行了多方调解。周李双方遂派代表协商，于1928年初达成了《周李协定》。该协定规定第二十五军和第四十三军在兵员、军费、武器、情报等方面互相支持。根据协定，两军在宜昌组织了联合办事处。但是，此协定不过是周西成的缓兵之计，不久，即被周西成撕毁。在蒋介石的策动和支持下李燊决定率这回黔倒周。
1928年10月，周李之战（也称黔东之战）爆发。周李两军开始在四川酉阳、秀山及黔东之松桃、铜仁带激战，李军战败，又在贵定石门坎遭到周军伏击，李燊负伤，遂向西退入云南，求援于云南军阀龙云。1929年4月，李燊在龙云的支持下，陈兵黔边，伺机反攻。周西成分三路迎击，自领一路从安顺出发，亲赴前线指挥。李燊亦分两路向盘县进攻，相继进战盘县、普安、花江等地。周西成率部进驻镇宁，见情势危急，亲赴鸡公背督战，不料被李部包围抄袭，在激战中周西成中弹负伤，落水身亡。5月28日，李燊率部到达贵阳，组成贵州省临时政务委员会。不久，蒋介石明令李燊为贵州省主席子。6月中旬，周西成旧部之毛光翔、王家烈、犹国材、廖怀中，联合向李燊发起反攻，逼使李燊随滇军退出贵阳，西走云南。李燊将残部交与龙云，只身去香港，不久在香港病死。
桐梓系重控大局李燊退出贵阳，桐梓系重新控制贵州大局，蒋介石不得不任命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毛光翔为贵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第二师师长王家烈升为副军长。毛光翔是周西成的表弟，又是王家烈的妹夫，被定为桐梓系第一继承人，毛光翔主持黔政，王家烈也无可奈何。但毛、王原来就有矛盾，此时矛盾则更为加深。毛光翔虽然不久又被蒋介石委任为第十八路军总指挥，但他对蒋介石的态度，始终若即若离；对王家烈，毛光翔更是担心他势力得到发展，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多次设计想夺取王家烈的兵权。蒋介石极力拉拢和支持王家烈，使他逐步占据了黔东南和黔东北。另外，蒋介石又资助王家烈各类新式武器，扩充部队，使王家烈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新增加了几个团。对蒋介石的“关怀”，王家烈也投桃报李，几度奉蒋介石之命出兵湘西，“围剿”红军。因他“剿共很有成绩”，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当王家烈认为自己的羽翼丰满时，便公开与毛光翔决裂，决心夺取贵州政权。
1932年2月，王家烈在蒋介石的怂恿下，在洪江率领四团人马，直趋贵阳，对贵阳形成包围之势，胁迫毛光翔交印让权。当时，毛部不少师、旅长主张对王开战，但受到毛光翔之母力阻。毛光翔权衡利害，也只得遵从母命，交贵州军政大权交给了王家烈，自己专任第十八路军总指挥，退往遵义。
交印让权王家烈胁迫毛光翔交印让权后，国民政府立即任命王家烈为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生于1893年，1914年8月起入黔军当兵，后入桐梓同乡周西成部，连年征战，由排长逐级提升至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大权在握之后，他不禁飘飘然，唯我独尊，终日沉溺酒色，尽情享乐，昏庸度日，不理政事。其妻万淑芬，贵州铜仁县人，是个颇有野心的女流，趁此机会即肆无忌惮地干预政事。万淑芬自幼饱读诗书，虽是女流之辈，却喜读兵书，能屡屡给王家烈出谋划策。许多以王家烈名义发表的文告文章，其实是出自万氏之手。每当王家烈行军打仗，万淑芬又总是乘轿随行，在军中作参谋。这时，她把头发高束，戴上帽子，穿一身西装，并穿着宽大而塞了棉絮的皮鞋，掩饰着一双小脚，外人还不知她是女流。万淑芬还有着“外交夫人”的美誉，她代表王家烈，到各地活动。她到广西访问李宗仁、白崇禧，协商贵州烟土输入出境“通关税”。她到广东会见陈济棠，代表王家烈订立黔、桂、粤“三省互助条约”，暗中反蒋。她又到南京访问蒋介石，争取补助；到香港访问胡汉民，分担在西南政务委员会承担的任务。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她又在《贵州日报》增设副刊，亲自撰稿提倡礼义廉耻。她还插手军队，很快掌握了八个团的兵力。在人事方面，她援引自己的兄弟子侄出任要职，其叔父万稚新任省府秘书长，其兄万载之任第二十五军军部经理处长兼省总金库主任，万式俊任县长，万式炯任团长，万式楷任营长，万式师、万式德任排长，旅长蒋德铭、军械处长黄集成都是侗仁人。这样，就在王家烈的政权中形成了一个以万淑芬为中心的铜仁人掌权集团。时称这个集团为“铜仁派”。铜仁派从桐梓系骨干分子手中夺去了相当部分权力，致使桐梓系骨干深为不满，两派之间互相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激烈。而王家烈对此不闻不问，致使贪官污吏比比皆是，兵匪横行，税收多如牛毛，军队成了手握步枪和鸦片烟枪的“双枪兵”，人民陷入深重灾难之中，怨声载道。当时，有人作了一副对联讥讽王家烈的统治：王纲坠地，万恶滔天。对联中的“王”指王家烈，“万”指万淑芬。
不久，“金克木”的舆论开始流传。“金”代铜，指铜仁派；“木”代桐，指桐梓系，“金克木”显然暗示铜仁派将取代桐梓系，使桐梓系分子更为不满和恐惧。1932年8月9日，桐梓系将领江国璠策动政变。政变虽然未遂，但一场更大的战争——王犹之战在两个月后即爆发了。
王家烈毛光翔被迫让出贵州军政大权给王家烈后，退避遵义，既受冷遇，又受限制，加上以万淑芬为首的铜仁派不断抢权夺势，使他及其桐梓系将领十分恼怒。这时，黔西的犹国材和黔北的蒋在珍正在策划倒王，于是，毛光翔、犹国材、蒋在珍聚集遵义密谋，拟邀请王家烈前往桐梓参加周西成祠堂落成典礼，借机达到目的。但王家烈恐生意外，托词未往。毛、犹、蒋遂以王家烈“背叛长官，破坏团体，为害人民”以及“搞垮桐梓系”，“建立二十五军新系统”等罪名，通电讨王。蒋在珍首先在遵义宣布独立，随即派兵封锁乌江和鸭池河。王家烈也以“破坏行政系统，截留赋税，封锁乌江，以下犯上”为由，派简文波、犹禹九两个旅对蒋在珍进行戡乱，并急令驻湘西洪江的参谋长何知重率部回援。蒋在珍战败，退守遵义老城。毛光翔电促犹国材出兵支援。犹国材原先与王家烈的关系还不错，但此时见蒋在珍已成了瓮中之鳖，深恐一旦蒋在珍被歼之后，自身也难积极，故在“奉毛总指挥转中央电令，为了解除人民痛苦，迅速平定贵州内乱，以安地方”的招牌下，于1932年11月5日，由安顺起兵进攻贵阳，王犹战争正式爆发。
犹国材部以强行军及汽车短途接运，快速进至距贵阳三十多里的狗场附近。王家烈没有想到犹国材会反对自己，直到前两天，还接济犹国材部三万元，因此，对犹国材毫无戒备。双方经过激战，王家烈无力对抗，即率残部取道平越、八寨、三合退至榕江。11月24日，犹军进占贵阳。12月5日，毛光翔亦从遵义返回贵阳。
1933年1月1日，蒋介石电令犹国材接任第二十五军军长，为此，毛光翔、犹国材、车鸣翼等在贵阳大肆庆贺，并议决组织联军全力进攻榕江，彻底歼灭王家烈势力或迫其就编。接着，犹国材、蒋在珍、车鸣翼联军分兵两路进逼榕江。王家烈亦在榕江整顿部队，与何知重的部队合兵反攻。联军在八寨大小登高首战失利，被迫回救贵阳。在龙里观音山一仗，联军又遭败绩。王家烈随即全力围攻贵阳。1月17日，王家烈攻破贵阳东门，毛光翔、犹国材等向北败走，王家烈进占贵阳，重新恢复其统治，并派兵分头追击联军残部，双方又混战了一年。1934年1月，王家烈收复铜仁。
王家烈由于连年作战，部队亟需休整，同时，又恐怕犹国材等狗急跳墙，勾结邻省军阀入黔；而犹国材等也多次战败，已无力与王家烈对抗，遂提出划地罢战。王家烈接受犹国材等要求，至此，历时两年多的王犹之战结束。
王犹之战后，毛光翔便隐退赤水，1947年11月在赤水病逝。不过，原属毛光翔的几个师长仍各霸一方，各自为政：犹国材割据盘江八属；侯之担割据赤水、仁怀、习水、绥阳等县；蒋在珍割据正安沿河各县。他们对王家烈口头上表示拥护，但王家烈并不能直接调动他们的部队，王家烈的防区仅辖黔南十几个县和黔东几个县，只掌握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计十五个团的兵力。
1934年10月以后，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境地，蒋介石电令王家烈率部堵截。王家烈自知力量单薄，难以与红军抗衡。同时，他也很清楚，因曾与陈济常、李宗仁订立三省互助联盟，暗中反蒋的密约被蒋介石所获，担心蒋介石乘追击红军之机派兵入黔，夺取贵州，吃掉自己。因此，他采取对策，以求自保。一面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尽量堵截红军，迫其早日离境；一面暗中与李宗仁、陈济棠联系，求其援助。而蒋介石，早由余汉谋告密得知王家烈与两广订立密约，蒋介石已视王家烈为眼中钉，这次趁追击红军之机派出薛岳率八个师尾随进入贵州，伺机除去王家烈，夺取贵州，控制西南各省。
11月上旬，王家烈在贵阳召开军事会议，商议对策，决定侯之担部四个团防守乌江以北，犹国材部两个团防守乌江以南，王家烈指挥所部十五个团担任东路的防御。12月中旬，中央红军取道湘西进入贵州，薛岳率八个师尾随。王家烈觉察到红军的进军意图似不是夺取贵州，而是由余庆向北，企图渡过乌江。为了自保，王家烈急忙与犹国材率军部转回贵阳，取观望态度。
1935年1月初，红军分路渡过乌江，进逼遵义。侯之担部很快被红军打垮，遵义被红军占领。1月中旬，薛岳部进驻贵阳，接管了贵阳城防。中央军反客为主，连王家烈进出城垣也经盘查。不仅如此，蒋介石还派何成浚到贵阳，迫王家烈在省主席和军长两职中选择一职。王家烈迫于无奈，只好表示愿意让出省主席而专任军长。蒋介石立即下令免除王家烈的贵州省主席职务，派其亲信吴忠信接任，同时，任命王家烈为第二路军追剿总指挥，继续让王家烈为他追剿红军卖力。王家烈在贵阳又难以立足，只好派出何知重、柏辉章两师收复遵义作为安身之所。红军为了调动敌人，主动撤离遵义，何、柏两师得以进驻遵义。
2月下旬，蒋介石电令王家烈率部往黔北堵截回师东下的红军，王家烈只好离开贵阳到了遵义。红军回师渡赤水，再入贵州，并于2月27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又攻占遵义。王家烈率部逃往南郊，遇到增援的薛岳部吴奇伟师。28日上午，王家烈、吴奇伟两部反攻遵义，结果被红军击溃。王家烈率残部逃至黔西，遇到滇军将领孙渡率部至此，王家烈心灰意冷，请孙渡转达给龙云，求龙云暂划出云南几个县作为他安身之所。
当王安烈败逃黔西时，蒋介石命薛岳部以武力完全控制了贵阳，并改编了侯之担师。接着，蒋介石以督师为名飞到了贵阳，决定彻底解决王家烈。当时，陈诚主张杀掉王家烈，但蒋介石考虑到王家烈的第二十五军尚有二万之众，杀了王家烈，恐会使其部属不服，所以决定采取逼其下台的办法。第一步先以军饷卡他，使他的第二十五军无饷可发；第二步就是煽动第二十五军官兵闹饷，反对王家烈，并用重金收买了何知重、柏辉章两师长（何知重是王家烈的姨母兄弟）背叛王家烈。在内外逼迫下，王家烈自知无法维持，嘱咐秘书连发四次辞职电给蒋介石。蒋介石即召他到贵阳，假作拘留，然后给他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空衔，让他离开贵州。1935年5月3日，王家烈带着爱妾梁氏飞往汉口，所部被蒋介石改编。至此，桐梓系在贵州的十几年统治宣告结束。
抗战中的黔军部队参与战役黔军作为一支独立的军阀势力，到此虽已终结，但黔军的余脉仍存在一段时期，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黔籍子弟兵在各个战场上，在随时会被其他军事集团并吞的情况下，仍英勇抗战，为国家民族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贵州是一个人口较少的省份，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家卫国，却征集了数十万兵源出黔抗战。据省《地理志》中记载，在八年抗战期间，全省总人口最多时才1060余万人，而据民国32年（1943年）出版的《黔政五年》记载，仅从1938年至1942年五年间，全省征集兵源就有457,278人，加上1937年“七·七”事变后和1943、1945年的征集数（含黔军11个出黔抗日的建制师兵源）在正面战场，贵州健儿出黔抗战的总兵源多达70余万人。也就是说，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全省平均每100人中就有近7个兵源。更有许多优秀贵州子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对日英勇作战。
黔军出黔抗日之初，部队装备较差，许多部队的士兵都是脚穿草鞋，故有“草鞋兵”之称。但这些“草鞋兵”很能吃苦，作战勇敢，敢拼敢杀，尤其是在山地作战更显出“草鞋兵”的优势。在对日作战的许多战役中，取得了不少辉煌的战果，战例繁多。
台儿庄战役
台儿庄战役。1938年春，侵华日军调集了强大兵力进犯徐州。三月间，日寇调集其战斗力较强的第五师团、第十师团以及日本关东军第一、第三等精锐师团和一部分机械化部队及蒙古伪骑兵部队共20余万军队，向南进犯，企图夺取徐州，截断津浦、陇海线等交通大动脉，进一步图取武汉。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坐镇徐州指挥，在徐州大会战中，组织了振奋全国人心的台儿庄大战。在台儿庄大战中，黔军将士作战勇敢，敢拼、敢杀、敢冲，在友军中赢得“勇敢剽悍”之称。如黔军第一四O师在台儿庄主战场南端的禹王山、王母山等地与日军作战，并以一部到台儿庄南端之运河沿岸阻击敌人。台儿庄大战，黔军重创日军，在黔军的沉重打击下，进犯徐州之敌纷纷败退，遗弃大量武器、装备、战车、辎重，尸横遍野，连重伤兵均来不及运走，黔军仅在追击中便生俘日寇官兵数千人。黔军在此役中因作战勇敢、敢拼敢冲敢杀，不怕牺牲，因此也就承受了巨大的伤亡，其八三五团中校团副、遵义人王俊禹在禹王山阵亡，全师牺牲营连排以上官佐30余人，伤亡官兵共3000余人，为黔军出黔抗日谱写了光辉而悲壮的历史篇章。
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1938年12月，南京失守，武汉吃紧。黔军一二一师奉命开赴鄂东广济一带，和八十二师、一O二师、一O三师、一四O师、五十五师等黔军部队同时参加武汉会战。其中一二一师是由黔藉将领吴剑平率领出黔抗日的主力师之一。“八·一三”上海战役暴发，一二一师奉命开赴上海防守江阴要害，在两个月内与日寇接仗十多次，打退日本海军与陆军的配合进攻。上海撤退后，调武汉外围田家镇松山口御敌，与日寇激战月余，击溃日寇两个联队，缴获大批武器。在强攻田家镇石门山附近三O一高地日军阵地的战斗中，与日军作战相持一月，战果累累，使武汉江防大门的田家镇要塞较久地掌握在我军手中，日寇虽拥有空中优势，陆空军联合作战，也无能“越雷池一步”。而黔军八十二师在武汉会战中，也在阳新、大冶战斗中立了功。
长沙会战
长沙会战。从1939年至1944年，日寇先后四次向长沙发动大规模的进攻。[1]敌我双方展开了四次大战，史称四次长沙大会战。黔军一四O、一O二、一二一等师先后参加了四次长沙会战。黔军在战斗中英勇奋战，给了日军重创，自己承受了巨大的牺牲。如1941年秋，日军第二次进攻长沙。日军主力板垣师团及第三、第六等师团，另有汪伪汉奸部队配合，先从安阳、湘阴等方向向长沙进攻，侧翼由益阳、宁乡、铜鼓、修水等方向进攻长沙，形成弓形攻势。9月上旬战斗打响，长乐街告急，友军纷纷后撤。黔军第一四O师奉命增援。9月18日，师长亲率部队由长沙东乡之夏家煅、拨茅田、金井等地出发，冒着日军九架轰炸机沿黔军行进的公路上空狂轰滥炸和低飞扫射，承受巨大伤亡，占领栗山港两侧高地，固守大头岭主峰。日军的这次进攻，黔军一四O师首当其冲，部队让开公路，分散隐蔽两侧山区，待机出击。当日军进攻长沙受挫返回时，黔军健儿发挥了善于山地作战的长处，各路伏兵齐出，打得日军丢盔弃甲，损失惨重，仓惶内逃。黔军亦伤亡很大。1941年冬，日军进攻长沙惨败后，侵华日军“吕集团”司令官阿南惟几，由太原、鄂北、赣北等地抽调兵力，配合在武汉附近的第三十四、第一O一、一O六及第三、第六、第九等师团集中在咸宁、蒲州、贺胜桥、岳阳一线，向新墙河、汨罗河实行中央突破，企图经瓮江、沿浏阳大山北麓，经上华山，交溪岭、镇头市迫近长沙，妄图一举夺取长沙。这次日寇进攻长沙总兵力有二十余万。黔军一四O师参加战斗无数次，多有斩获。如该师四二O团三营在明月山一带，经四小时缴战，将敌第六师团的一个旅团压至影珠山北，并与四一九团联合向敌猛攻，使日军不敢前进一步。入夜又派出小部队夜袭敌人，打死敌人40余人，缴获战刀百余把，战马60余匹。又该师在福临浦东影珠山脚一带截击日军，打得日军尸横遍野，仅第六连一个排就缴获战马40余匹，各类军用物资20余驮，弹药不计其数。
松山战役
松山战役。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军一时的海空优势，进入中国的国际支援物资，只有靠云南的滇缅公路至缅甸公路（缅境内即史迪威公路）。1942年4月，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在攻占腊戍后，于5月初窜至怒江边的惠通桥西岸。以一个加强联队，即松井联队配附炮兵、工兵、战车等占据松山，构筑半永久性工事，妄图截断中国西南唯一的国际交通线。敌第十六师团系南进部队中的精锐。而第一一三联队，即松井联队又系该师团中的精锐，兵力约3400余人，武器精良。敌人曾狂言：“中国军队不牺牲十万，休想攻取松山。”受命攻取松山日军阵地的是黔军一O三师。战斗打响，经过顽强拼杀，激战近两个月，号称精锐的松井加强联队战斗人员被黔军全歼，敌联队长松井切腹自杀，只有掩体内俘虏非战斗人员勤杂二十余名，营妓（即军妓）十余人。此役，黔军将士亦付出巨大牺牲。
松山战役胜利结束后，在松山战场大垭口埋葬了一O三师的六百余名忠骸，建立公墓，并由师长熊授春刻碑铭记，其碑文曰：“查松山之敌为倭第五十六师团松井联队及野炮兵第三大队，本师奉命于民国三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开始攻击，赖我忠勇将士，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卒于同年九月七日完全占领，歼灭顽寇三千余人，掳获重炮八门，山炮一门，其他军械无乍，我亦阵亡官佐五十九员、士兵一千四百五十名，但因当时战况紧迫，多数未及安埋，战后收集忠骸，迁葬于此，仅官佐四十六员，士兵六百二十名，兹为纪念忠贞，特将所有阵亡官佐姓名刻诸石碑，以垂永久，尚望国军胞泽，共同维护，俾此墓能与松山共终古，而凭景式则幸甚。参谋长谭国铎敬撰。师长熊授春题立。”
“人猿泰山”计划抗日战争后期，为彻底打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全面封锁，把中国大后方紧密地同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连接起来。同时也是要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东方战场上给予日本法西斯强盗一记重拳，把日军赶出缅甸，确保中缅国际交通线，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拟定了一个重大的战役计划，定名“人猿泰山”计划，得到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的批准。这是一次既关系着东方战场，又影响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意义非常重大的战役。因此，备受国共两党最高层的关注。在1943年2月11日，《新华日报》就发表社论，针对缅甸局势指出：“缅甸战场是东方战场的枢纽……反攻缅甸，收复缅甸，解放缅甸的战略要求，不仅是东方战略的要求，而且是世界战略的要求”。
这个重要战役计划为何定名“人猿泰山”?可能是在缅甸，特别是中缅边境一带多是高山深谷，原始森林。在密不见日的原始森林中与日军作战，没有强壮而灵活的身体和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及敢与恶劣自然环境争生存的勇气，是无法战胜禽兽不如的日军的。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贵阳曾上映过一部美国影片，片名就叫“人猿泰山”。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小男孩被大猩猩掳去后，一只母猩猩母性使然，将其呵护养大，男孩在森林中长大，锻炼出强壮的体魄和勇敢的精神，成长为森林中的英雄。史迪威以“人猿泰山”定名，可能寄寓激励中国远征军的健儿们成为丛林战的勇士，才能打败比豺狼还凶残的日本法西斯禽兽。
黔军部队参战情况
根据中美英三国首脑的加尔格答协定，中国组建了“中国远征军”入印缅参战(实际上是缅甸战场上的主力军)。远征军组建初时只有第五、第六、第六十六军等三个军入缅。其中，第六十六军辖下的新编28师是黔军部队，师长刘伯龙(贵州龙里人)。中国远征军入缅印的部队，最多时达40万人。而“人猿泰山”计划所划定的作战区域是从中国云南滇西至缅甸及印度的部分地区。所以在“人猿泰山”计划这一重大战役中参战的黔军部队还有第八军，军长何绍周(贵州兴义人)。第八军辖下的第82师，该师划归第八军属下并随第八军编入远征军序列，开赴滇西怒江边防守，阻止了日军偷渡怒江。师长吴剑平(贵州绥阳人)，后为王伯勋(贵州安龙人)。第103师，该师参加了滇西战役，师长熊授春。预备第2师，师长冯剑飞(贵州盘县人)等部队。
在中国远征军入缅印前，亦即“人猿泰山”计划实施前，印缅战局恶化。日军先后攻占了同古、仁安羌、腊戍等战略要地，并在仁安羌把英军七千多人围困，截断其退路，使英军陷入绝境。远征军入缅后，从1942年的3月中旬至4月，先后在上述地区与日军血战，解救了英军脱险。远征军著名抗日将领、第五军的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抗战期间，其家属子女曾旅居贵阳花溪)，就是在解救英军仁安羌之围后于同年5月在茅邦殉国。
黔军将士在实施“人猿泰山”计划中，作战非常勇敢，打了不少恶仗，取得不少辉煌战果，也承受了巨大牺牲。如在同古、腊戍战斗中，日军被远征军层层包围，乃派第56师团穿越泰、缅边境线一千多公里，长途奔袭，妄图截断我军归路和后方补给线。驻守腊戍的黔军第28师之82团，突遭敌56师团数倍于我兵力的强攻。82团官兵与日军血战数日，伤亡过半。一排排长罗万铭(贵州仁怀人)，带领全排向冲过来的日军坦克靠近，断后的警卫连士兵引爆手榴弹，与坦克同归于尽，全排战士壮烈牺牲，罗万铭排长亦身负重伤，流血不止而光荣殉国。84团守卫梅庙，在守卫战中，罗再启(贵州人)营长指挥灵活机动，把敌人的坦克优势变为劣势，诱敌深入丛林，发挥黔军草鞋兵善打山地战的优势，派班长刘平化率敢死队潜入敌军侧背，趁夜暗袭敌尖兵连，摸进敌阵地，一阵猛打，毙敌一个排，残敌远逃数里。该师第83、84两个团，由于被解救出来的英军不战而退印度的影响，战势突变，在孤守无援的情况下，又与师部失去联络，随其他部队退入野人山中，寻路归建。经受着战斗、饥饿、疾病、毒蛇、毒蚊、大蚂蝗咬伤致死等自然恶劣环境的折磨。其中第83团入野人山时是1600多人，出山时只有700多人，死亡的近千人，全部是非战斗死亡。该团团长杨厉初在野人山中发高烧不退，拉血不止，无医无药，自知无生还祖国的希望。幸得士兵献方，饮自己的尿水，才得以保全性命。他在“野人山历险”后，召集幸存士兵讲话，声泪俱下。大家虽经历了九死一生，全体幸存将士仍一道振臂高呼：“抗战必胜!誓灭倭寇!”声震山林。黔军勇气和誓灭日寇的决心，实为我黔人的骄傲。
滇西战役是“人猿泰山”计划中第二个战略目标收复怒江西岸的关键，而松山战役是决定滇西战役成败的关键。是时，远征军序列的两大主力兵团正与日寇激战于龙(陵)、腾(冲)之间，攻占收复不了松山，滇缅公路不能打通，影响抗日总反攻“人猿泰山”计划不能全胜。盘踞在松山的敌松井加强联队，以海拔最高的松山顶峰及滚龙坡、大垭口构成三大据点，并在长岭岗周围五百平方米的黄土坡、黄家水井、马鹿塘构成堡垒群，利用小村落、自然山洞，构筑子母堡群。各据点配置了轻重迫击炮、火箭筒、轻重机枪无数，还派飞机轰炸。黔军第八军在扫清了以松山顶峰周围20多里的明碉暗堡、层层狙击后，103师的307团奉命攻取滚龙坡。经三次争夺战，攻占了滚龙坡，斩断了松山主峰阵地的一支犄角。但307团却在战斗中阵亡连长4人，排长9人，士兵350人。该团2营营长刘鸿斌指挥将士第二次进攻滚龙坡时，与敌人近距离，面对面地拼勇气，双方对望着投手榴弹，拼刺刀。这一仗，该营就阵亡连长2人，排长4人，伤亡士兵150人。由于松山顶峰久攻不下，为保证远征军两大主力集团反攻的胜利，卫立煌司令长官向第八军军长何绍周转达了蒋介石(时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紧急命令：“严令第八军限期克复松山，如违期不克，军、师、团长应以贻误战机领罪。”卫立煌因何绍周是何应钦的侄儿，个别提醒他：“绍周，切勿以熟相欺，勿以身试法。”何军长召集82师师长王伯勋(原师长吴剑平已调任副军长)、103师师长熊授春、荣1师师长汪波、研究攻取作战方案，决定采取坑道作业，深埋炸药，爆破顶峰的战术。由82师246团团长田仲达指挥，配以工兵连。从8月15日开始作业，8月25日完成，仅仅用了10天时间，在松山顶峰日军堡垒垂直下约38尺处掘进两条坑道，装入两“十轮卡车”共约6吨的TNT炸药。8月26日上午9时，何军长一声令下，轰隆一声巨响，整个松山顶峰被炸翻，负隅顽抗的日寇守军全部覆灭，其他进攻部队从四面山地攻击而上，全部占领松山顶峰。在爆破攻占松山顶峰的战斗中，309团团长陈永思手提冲锋枪身先士率，亲身督战，身负重伤。该团三营营长黄人伟身负三处伤，仍坚持指挥战斗。307团、246团以极大的伤亡攻占松山主阵地外围的黄家水井，毙敌150余人，获敌轻重武器无数。
“人猿泰山”计划，分两大军事集团配合行动。中国驻印军以收复缅北部为战略目标。其他中国远征军以收复怒江西岸为目标，战争同时进行，最终战略目标是收复全缅甸。中国远征军按照计划于1944年5月中旬西渡怒江攻击日军，经半年多浴血奋战，横扫缅北，收复了缅甸，怒江西岸的日军被全歼。中国军队虽也承受了巨大牺牲(20多万长眠异国他乡的中国远征军健儿，一半以上是殉难于亚热带丛林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也打破了日本侵略军自吹不可战胜的鬼话，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军威，提高了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人猿泰山”计划成功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为之称快。《新华日报》以较大版面赞扬中国远征军的功绩。在这些伟大的功绩中，也凝聚着我黔军将士的鲜血和闪烁着黔军将士不畏强暴，保家卫国，抗战必胜，侵略者必败信念的光辉。[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