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朝鲜王朝的封建统治风雨飘摇，朝鲜的民族危机不断加深。1876年，日本以武力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打开了朝鲜的国门。1882年，随着《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订立，朝鲜的门户全面开放，外国势力开始全面侵入朝鲜，朝鲜半岛也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的角逐场所。当时朝鲜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实学思想也很发达了，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朝鲜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摒弃旧思想、旧制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以封建地主阶级开明人士为主的“开化党”就是其中的代表。
开化党是由实学派中的北学派演变而来，它是受到资本主义入侵的刺激下产生的。在朝鲜被迫打开国门以前，朝鲜就已经形成了开化派的雏形，如吴庆锡、刘大致（刘鸿基）、朴珪寿等。朝鲜开港以后，开化党的形成加速了。这一时期，开化党的形成与日本有密切关系。朝鲜开港后的几年间，不断有公派或私费的朝鲜青年贵族子弟东渡日本，进行考察参观，这些贵族子弟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崭新景象，叹为观止，深受感触。他们对比朝鲜国内泥古不化、死气沉沉，遂产生了脱离清朝，改革国政，使朝鲜成为“亚洲的法兰西”的志向。这些贵族子弟便是所谓的“开化党”。
开化党的主要人物有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闵泳翊、徐光范、徐载弼、尹致昊等，他们大多直接受到吴庆锡等早期开化派的直接影响和教导，同时又都有出国考察的经历，接触过资本主义文明。开化党以两班名门出身的贵族子弟为主，如出身安东金氏的
金玉均
；领议政洪淳穆之子、出身南阳洪氏的洪英植
；朝鲜哲宗之驸马、出身潘南朴氏的朴泳孝；重臣尹雄烈之子尹致昊
；王妃闵妃的侄子闵泳翊
；领议政李最应（国王伯父）之子李载兢；
出身达城（大邱）徐氏的徐光范
和徐载弼
等。开化党倡导开化思想，主张“外结日本
，内行改革
，联日排清
，脱离中国
，宣布朝鲜独立
，实行君主立宪
”，因此又被称为“日本党”或“独立党”。开化党领袖金玉均更是在甲申政变以前3次去日本，拜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为师，一心想在朝鲜发动一次明治维新式的改革，他曾说：“以兹四百多年积累之顽俗，猝无以化矣，势不得不有一番大更张，改革政府。”开化党得到日本的资助，逐渐成为朝鲜国内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与开化党相对的，就是长期执政的守旧派。守旧派坚持事大主义，一心效忠宗主国清朝，墨守成规，不思改革，因此又被称为“事大党”。1864年—1873年执政的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就是典型的守旧派，他厉行闭关锁国政策，拒绝与外国通商。1881年守旧派儒生又发起“辛巳斥邪运动”，坚决反对开放国门。所以守旧派也是一股强大力量。1873年朝鲜王妃闵妃发动宫廷政变，夺取了大院君的政权，从此闵妃外戚集团开始统治朝鲜。闵妃集团标榜开放，在1876年和日本签订了《江华条约》，打开了朝鲜的国门；之后又分别派使团访问中国和日本，实行了一些开化政策，起用金玉均、洪英植、闵泳翊等开化党人物，形势对开化党有利。
在开化党和守旧派之间，又产生了中间派，又被称为
稳健开化派
。他们也提倡开化思想，要求效仿西方实行改革，又不像开化党那么激进，他们主张维持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因此主张“东道西器”。中间派以金允植、金弘集、鱼允中为代表，在当时朝鲜知识界中很有影响力。在后来的甲申政变中，中间派拒绝与开化党合作，成为了导致开化党失败的重要因素。两派争斗1882年7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以大院君为首的极端保守势力驱逐闵妃而夺权，开化党也遭到打压。但是闵妃集团很快就卷土重来，引入清王朝势力进入朝鲜。吴长庆率3000清军进驻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镇压了壬午兵变，将大院君逮捕并押往中国天津受审，后拘禁于保定。壬午兵变造成了闵妃集团与开化党的分离：由于壬午兵变失败，朝鲜与日本交往的障碍（即以大院君为首的极端保守势力）基本被消除，开化党得以公开亮出亲日的旗帜；而再次执政的闵妃集团则对清朝充满感激，所以逐渐成为“事大党”，甚至连原先的开化党人闵泳翊，也倒向事大党了。由此衍生出了开化党与守旧派（事大党）的争斗。
开化党合影
壬午兵变也是开化党人开始活跃于朝鲜政坛的起点。壬午兵变本身就是一次朝鲜政局的大重组，壬午兵变被清军镇压，号召“卫正斥邪”的极端保守势力也遭到清洗而一蹶不振，这在客观上为开化党实施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在壬午兵变后昭告朝鲜八道百姓，宣布他将痛改前非，断行改革，“思与一国更始”。在国王的亲自倡导下，开化势力增强，从而形成了推进改革的社会氛围，“开化”一词也为人津津乐道，成为当时朝鲜社会的流行语；同时，在壬午兵变后，清朝洋务派引入了一系列洋务运动式的改革措施，在朝鲜设立内外衙门，开办外交、通商、海关等事务，代购洋枪洋炮，代训新军，培养朝鲜的军事人才，有利于朝鲜的近代化，给开化运动的展开奠定了基础。除了以上客观条件促使壬午兵变后开化势力壮大以外，日本对开化党的公开支持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壬午兵变以后日本透过《济物浦条约》获得了在朝鲜京城的驻军权，这为后来开化党发动政变提供了支援。不仅如此，壬午兵变后开化党人朴泳孝、金玉均出使日本时，日本政府对他们热情款待并给予一系列优惠和让步，还“动员朝野有影响的人士”引导他们走开化自强的道路，使开化党人对日本进一步产生好感，金玉均等经过此行，“遂倾意依赖于日本”。当时，开化党人为了展开活动，一方面寻找机会进入宫廷，接近国王与闵妃，企图获取他们的信任和支持。朝鲜高宗非常喜欢听外国的消息，于是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人时常出入宫中，向高宗讲述国际形势和各国的政治制度，力陈改革与自立之刻不容缓。高宗李熙生性懦弱，自即位以来政权就一直掌握在自己的父亲或妻子手中，正欲借助开化党实现亲政，也对开化党表示赞许，而依靠国王进行改革也是开化党深信不疑的手段。另一方面，开化党人利用他们的政府职位，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如设立治道局、警巡局、博文局、邮政局等近代设施和机构，引入西方农场和先进农业技术，派遣留学生赴日，并创办《汉城旬报》，宣传开化思想。同时，开化党也意识到了武装力量的重要性。朝鲜政府曾经派出100多名子弟去日本学习军事，称为“
士官生徒
”，开化党对这些士官生徒进行广泛动员，并由申福模、郑兰教等士官生徒在广州南汉山城组建一支1000多人的新式军队。这些士官生徒后来成为了开化党发动政变的主要力量。然而，由闵妃集团把持的朝鲜政府，虽然在壬午兵变后也宣称要开化改革，但一切目的都是为了巩固自身权势，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改革，因此开化党人对此非常不满，抱怨闵氏政权“名曰开化，实无开化之效”；而且，随着开化党的势力不断壮大，掌握政权的守旧派闵妃集团也对其产生警惕，两派迅速势成水火。1882年到1884年这段时间，开化党和守旧派明争暗斗，新旧两派的斗争远远超出了朝鲜内政的范围，成为中日两国外交争端的前台戏。以闵台镐、赵宁夏等闵妃集团大臣为主的守旧派以清朝为后援，同清政府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使清朝在朝鲜获得了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特权；而清廷也不断在朝鲜政府机构中安插中国官员，如陈树棠、马建常（马相伯）、穆麟德（德国人）等，并帮助朝鲜训练军队。开化党虽然得到国王和日本的支持，但其实力远逊于守旧派，只能在有限的职权范围内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推动一些小的改革。而后守旧派将原外衙门参议金玉均被调任为东南诸岛开拓使兼管捕鲸事，原汉城府判尹朴泳孝也被外放为广州留守兼守御使，后来被免官，开化党的新式军队也被改编。1883年夏，闵妃集团的外籍顾问穆麟德铸造“当五钱”，引发通货膨胀，金玉均强烈反对，并获得国王高宗的委任状前往日本借款300万元，以纾解朝鲜的财政困难。金玉均到日本前，日本政府就许诺过他只要有国王的委任状就借款300万元，但金玉均到达日本后，一向支持开化党的日本政府居然拒绝了金玉均的借款要求，对待他的态度也非常冷淡。金玉均在日本活动了10个多月，一筹莫展，最后在1884年5月两手空空回到朝鲜，鉴于自身处于弱势地位，他被迫“暂退田舍，以弛其祸，以图展后之策”。
守旧派闵妃集团的轮番攻击和日本当局的态度变化，使开化党举步维艰，处境日益险恶。据一位参加过甲申政变的人士回忆，金玉均等曾希望“以和平手段开拓国运，然毫无建树。终于计划即使采取强制手段也要救国王于宫廷迂腐的环境之中，以颁发敕令，革除一切因习弊风。”于是，金玉均以传统结社形式组织了以军人为核心的敢死队——“
忠义契
”，自任契主，将开化党的各色支持者团结在“忠义契”的名下，酝酿发动武装政变，推翻守旧派政权。关于忠义契的宗旨、章程及活动情况，尚无据查考。据参加者李喜贞追述，它系“为国而设”，而且似乎组织严密，为单线联系。这支名为“忠义契”的敢死队也就是开化党的政变队伍。酝酿政变开化党起事的时机很快就到来了。1884年时，清廷和闵妃集团的蜜月期已经结束。先是清廷发生“甲申政潮”，清朝慈禧太后罢免了恭亲王奕訢而起用醇亲王奕譞来辅政。醇亲王是清德宗（光绪帝）的生父，而闵妃集团认为这是清廷释放高宗生父大院君的预兆，便开始对清朝离心。这一年，中法战争爆发，中国南方形势危急。5月，吴长庆奉调率领1500名清兵回国驻防，依靠清朝的事大党守旧派势力有所削弱。8月以后，清军福建水师在马尾港遭法军偷袭，几乎全军覆没，法国军队也攻占基隆、澎湖等多处地方，直指舟山群岛。清廷在朝鲜的威望大大降低，原想托庇于清廷保护的朝鲜国王和闵妃也开始动摇。驻朝清军将领袁世凯对此深有感触，曾在政变前夕向北洋大臣李鸿章报告说：“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欲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亦不俯首他邦。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独金允植、尹泰骏、闵泳翊等意见稍歧，大拂王意，王浸疏远。似此情形，窃虑三数载后，形迹必彰。……自中法兵端既开，人心渐歧，举止渐异，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这里并非反映的是开化党势力壮大，而是事大党不断分化、朝鲜统治者与中国离心的状况。不仅是官方，朝鲜民间的反清情绪也逐渐产生。当时一名叫崔宅英的朝鲜药房店主被枪杀，凶手身着清军军服，由日本人井上角五郎（开化党的支持者）主笔的《汉城旬报》大肆报道和渲染这一事件，企图勾起朝鲜官民的反华情绪。此时又发生了李范晋案，原来朝鲜贵族李范晋违反合同，与华商发生房产纠纷。依据朝鲜法律，两班贵族不经国王同意不得治罪，而中方官员私自处置李范晋，引起朝鲜各方的不满。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判断清廷在中法战争期间无暇东顾，国内又出现了反清情绪的苗头，因此这一年是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绝好时机。1884年9月21日，金玉均对美国驻朝公使福特说：“清佛（法）方争，我国独立机会盍在此时？”说明最迟在这时，开化党人已决意起事了。
开化党利用形势变化决心发动政变，而欲在中法战争中浑水摸鱼的日本认为有机可乘，又重新对开化党十分热心了。1884年6月下旬以后，金玉均回到朝鲜政府中任外衙门协办，日本驻朝代理公使（原为一等书记官，即公使馆参赞）岛村久开始尝试接近金玉均等开化党人，他表示在中法战争的情况下，“君辈（指开化党人）如能为国改革，在我政府亦不以为不可。”于是开化党人与日本公使馆的关系日益亲密。1884年10月30日，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归任朝鲜，他一改先前对开化党的消极态度，极力撺掇金玉均等开化党人起事。金玉均虽然已经在借款事件中领略了日本人的狡猾无常，但他仍对日本抱有幻想，将日本视为其唯一的外部依靠。因此开化党和日本一拍即合，一道密谋发动政变。美国也在道义上支持开化党改革，但建议谨慎行事。除了日本公使馆，前《汉城旬报》编辑井上角五郎和他的老师福泽谕吉等人也为开化党购买日本刀、炸药和步枪等武器，并以走私方式输入。又有总岛和作等4名日本人“壮士”加入政变队伍，藏身于金玉均家中。竹添进一郎在11月12日就朝鲜政变问题拟定了甲、乙两案上报日本政府，甲案为日本煽动开化党作乱，由开化党引入日军，以此击退清军，而乙案则为不干涉政策，竹添还在“附言”中极力主张甲案。后来的政变完全是依竹添的甲案而行。另外，有记录显示竹添进一郎是受到日本外务卿井上馨的指示才改变态度，与朝鲜开化党接触并支援其发动政变。
除了寻求日本等外国的支援外，金玉均等亦希望“密赖君意而以力从事”。1884年11月29日，金玉均入宫，对国王高宗游说称中日如果交战，清朝必败，朝鲜当自图万全之策，并夸口说会得到日本的全面协助。高宗为其所动，乃亲书密旨交给金玉均，授予其“便宜行事之权”。而开化党动员发动政变的力量除了数十人的敢死队“忠义契”和外援日本公使馆守备队以外，还有亲军前营的军人和褓负商。壬午兵变后的朝鲜军队分为亲军前、后、左、右四营，左、右营为清军训练，前、后营为日式训练，其中前营为开化党人在广州南汉山城组建的新式军队改编而成，开化思想比较浓厚，且与亲清的左、右营水火不容，故更倾向于开化党；又有100余名褓负商参与，由出身负商统领的开化党人李昌奎将褓负商管理机构——惠商公局的印信盗出交给金玉均，以便调集褓负商。但亲军前营和褓负商都只起协同的作用，不是开化党发动政变的核心力量。在起事的大义名分的方面，开化党的旗号显然是“开化”与“独立”，但这与开港以来诸多大小起事（包括李载先谋逆事件与壬午兵变）以“伐倭”、“屠倭”为大义名分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无法引起朝鲜民众的共鸣，没有群众基础，成为开化党的一大败因。
经过政变前夕邮政局遗址
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以后，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载弼等政变骨干经过多次密谈，又频繁与日本公使馆联络，设想了三种方案，一是派穿清朝服装的刺客深夜暗杀闵泳穆、韩圭稷、李祖渊等守旧派大臣，然后将罪责转嫁到闵台镐、闵泳翊父子头上，制造守旧派内部矛盾，趁机夺权；二是收买京畿道监司沈相薰，让他在僻静的白鹿洞亭子举行宴会，即席暗杀守旧派大臣；三是决定在洪英植开办邮政局时起事。开化党人最终决定在1884年12月4日邮政总局开业之际发动政变（定为12月4日的原因是日本政府对竹添甲、乙两案的训令将于12月7日左右由“千岁丸”邮轮送抵朝鲜，开化党人害怕日本方面变卦，因此决意提前举事）。他们的计划是在邮政局设宴款待大臣时放火，然后趁乱将闵泳翊、韩圭稷、尹泰骏、李祖渊等四营营使刺死，又入宫谎称清军作乱，让国王写下求助日本的教旨后去日本公使馆搬救兵，再将国王转移至景佑宫（景佑宫是供奉朝鲜纯祖生母绥嫔朴氏的祠堂，为汉城“七大宫”之一，其地狭窄，易于守卫），并由开化党的政变队伍——“忠义契”和日本军负责守护景佑宫。他们还命令申福模率士官生徒40人在朝臣入宫的必经之地金虎门埋伏，准备狙杀进宫问安的闵台镐等3名守旧派大臣，然后宣布改革。有中国野史（如《容庵弟子记》）记载甲申政变之前两天开化党人曾邀请袁世凯、吴兆有、张光前三名驻朝清军将领赴宴，藉此将其全部杀掉，结果只有袁世凯单刀赴宴，期间其气场震慑开化党人，最后安全而返。此事虽属杜撰，但据袁世凯后来报告说：“洪英植等谋请吴统带、张总兵与卑职夜饮，伏士官生徒于庭中。二鼓开筵，四鼓起事，先别遣将官部勒前、左两军分攻张总兵营垒；而以日军攻吴统带营垒；以后、右两军攻卑职营。参赞岛村久未（谓）卑职等所统带三营皆久经战场，赴宴时侍从必多，若起事坐中万一不敌反受其害，此议随就寝。”事后被捕的开化党人的供词中也提到“军号屠戮清阵之说闻之，而未曾行之矣”。可见这个袁世凯“单刀赴宴”的故事亦非没有根据的。
夺权过程1884年12月4日（农历十月十七日），朝鲜汉城邮政局落成，在当晚6时举行的邮政局落成仪式上，开化党骨干、邮政局总办洪英植举行宴会款待朝廷大臣，准备藉此将守旧派大臣一网打尽。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称病缺席，驻朝清军将领袁世凯察觉气氛有异，也推托不去，只有中方总办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守旧派大臣闵泳翊等18人出席。金玉均与日本公使馆参赞岛村久坐在宴席上，他们频繁用日语小声交谈。开化党的“忠义契”队员和一些日本浪人则准备在邮政局附近之别宫（世子李坧与世子嫔闵氏（纯明孝皇后）行嘉礼之处）点火，将守旧派大臣引诱至此并逐一杀死。开化党人以“天天”为接头暗号，在别宫纵火，但没有成功。他们请示了金玉均以后，只好焚烧隔壁民房。接着，他们高呼失火，右营使闵泳翊带头冲向失火处救火，谁知开化党过早行动，将他砍成重伤。闵泳翊负伤挣扎回邮政局大厅，在场的大臣和宾客见状大惊，遂逃之夭夭。开化党企图在邮政局全歼诸大臣的计划落空。金玉均对此过程记载道：
酒至数巡，有人忽言自红岘（即余家）有人来访余。余即出户外，朴齐絅喘息不定而言：“别宫放火，用尽伎俩，万不可得。事已急矣，此将奈何？”余答曰：“别宫既不成，则虽他所择草家易于延烧者，即图之可也。”匆匆入席，岛村问：“有何故？”余以实告之。岛村亦色变曰：“将君之何？”余曰：“更有方便，勿虑也。”又候半时顷，进馔凡了。余不胜燋灼不堪，出户外四望，忽见柳赫鲁急来言：“又数所放火，皆不如意。初因别宫事觉，巡捕四发，危险不可言，诸壮士皆愿欲杀入此席，未知如何？”余止之曰：“事至于万无道，此亦一策。然恐有杂遝，而误伤外国公使之虑，必向巡捕不到处更图下手可也。”又入席。闵泳翊辈颇有疑忌之色，岛村大有不安之意。方进茶果，忽闻外间人声混杂，言有“火事，火事！”余惊起，开北窗，邮局咫尺，火光亘天。座中亦纷还起坐张看。韩圭稷先言：“吾辈以将任，不可不急赴救火”云云。言未已，忽见闵泳翊从户外入，血流遍身……外间喧哄腾沸，余因与朴君（朴泳孝）、徐君（徐光范），同自北窗跳出，直出邮局前门，人皆逃散不见，即口号暗号（即“天天”，以朝鲜俗语译之，即徐徐之意）而疾行。路见李寅钟及徐载弼，使之率诸壮士来待于景佑宫门外，日人则使之阴（隐）身于吾家后园。……
朝鲜高宗李熙
开化党领袖金玉均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仍决定按原计划将国王转移至景佑宫，然后将原定于在邮政局刺杀的其他三名营使在骗到景佑宫中杀掉。金玉均先让宫女某氏（人称“顾大嫂”，忠义契成员，据考证名叫李禹石，1885年末被发现并处死）在王宫昌德宫埋了炸药，后又和朴泳孝、徐光范趁着夜色闯入昌德宫，向国王高宗报告说：清军作乱，邮局失火，形势十分紧急，请国王去易于防守的景佑宫避难。正当国王高宗犹豫不决时，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火光映红了殿宇。高宗果然害怕了，同闵妃、世子、世子嫔、王大妃、大王大妃等王室成员立刻随金玉均前往景佑宫。途中，金玉均建议请日军来保护，惊恐不定的高宗表示同意，用铅笔写了一道教旨，上书“日使来卫”四字（关于对该教旨的真伪之争参见汉城条约词条）。金玉均把教旨交给朴泳孝，让他到日本公使馆搬救兵（竹添进一郎则称送来国王亲书的是宦官柳在贤，可能是他事后为了撇清与开化党人的关系、强调是国王的求救而故意安在宦官头上的）。
这时，从邮政局逃离的前营使韩圭稷、在宫中值班的后营使尹泰骏和京畿监司沈相薰以及大殿宦官柳在贤一同来了。柳在贤告诉高宗说，外面并无变故。眼看事情就要暴露，金玉均等人急得满头是汗。突然，从仁政殿方向传来两响爆炸声。金玉均抓住这个机会，怒斥柳在贤蒙骗国王，理应斩首。其余三名大臣争辩不过，只好跟着高宗来到景佑宫。
高宗一行刚在景佑宫安顿下来，竹添进一郎率领的200多名日军也赶到了，和开化党的武装力量——尹景完率领的50名士官生徒一同守卫，把景佑宫内外围得严严实实。随后洪英植和列入开化党暗杀名单的左营使李祖渊赶到景佑宫。李祖渊、尹泰骏、韩圭稷三人察觉事态不妙，窃窃私语，“密谋通知于（清军）驻防营”；朴泳孝看到后对这三名守旧派大臣说：“今当变乱，要日本公使率兵护卫，而三营之使以掌兵之任，何不早出操兵以来？面面相看，只有偶语，何故也？”尹泰骏便声称出宫招兵，走到景佑宫小中门外被开化党人李圭完、尹景纯刺杀。李祖渊、韩圭稷要求面见国王，遭徐载弼拔剑阻拦，于是两人被迫出景佑宫，在后门被黄龙泽、尹景纯、李圭完等开化党人所杀。然后，金玉均假传王命，召守旧派大臣海防总管闵泳穆、知中枢府事赵宁夏、左赞成闵台镐速到景佑宫议事。这三人在宫门被开化党刺客逐一杀死。
此时景佑宫内乱作一团，宦官、宫女几百人挤在狭小的宫中，闵妃和大王大妃赵氏（神贞王后）等人嚷着要回昌德宫，宦官、宫女们也议论纷纷，抱怨不止，毫无惧色。天已渐亮，金玉均见此混乱局面，便令徐载弼抓来国王、王妃所信任的大宦官柳在贤，以企图引爆火药、烧毁王宫为由将他当众斩杀。当时“血溅壁上，声闻御座”，国王高宗连呼“勿杀”，但无人听从。这一招果然见效，殿上满座皆惊，所有人都吓得不敢说话，然后金玉均就将无用之宦官、宫女通通赶走。至此，守旧派大臣全部被开化党铲除，为开化党的改革铺平了道路。在开化党主导下成立了新政府，王室宗亲李载元被推举为右议政，洪英植为左议政，金玉均为户曹参判，朴泳孝为前后营使，徐光范为左右营使，徐载弼为兵曹参判前营正领官。此外，中间派（稳健开化派）中的金弘集、金允植等人也被吸收进来。1884年12月6日，开化党宣布了十四条政纲，开始着手进行改革。其内容包括：要求清朝释放大院君回国，并且断绝与清朝的宗藩关系，打破门阀制度，登用人才，四民平等，惩处奸吏，革罢冗官，改革租税，整编军队，限制国王和宫廷的权力，等等。
十四条政纲注：括号内内容为政纲原文，摘自金玉均著《甲申日录》。“事”是条文内容后的助词，无实义。
1.立刻交还大院君归国，废止对清廷的朝贡；（大院君不日陪还事。朝贡虚礼，议行废止）
2.去除门阀，树立全民平等权，登用人才；（闭止门阀，以制人民平等之权，以人择官，勿以官择人事）
3.改革地租法，杜绝弊政，充裕国库，保护穷民；（革改通国地租之法，杜吏奸而救民困，兼裕国用事）
4.废止内侍府，选用其中人才为官；（内侍府革罢，其中姑如有优才，通同登用事）
5.严惩贪官污吏；（前后奸贪病国尤著人定罪事）
6.豁免各道的欠纳粮款；（各道还上永永卧还事）
7.废除奎章阁；（奎章阁革罢事）
8.确立警察制度，以加强社会治安（急设巡查，以防盗贼事）
9.废除惠商公局；（惠商公局革罢事）
10.受流配禁锢刑者，酌量减刑；（前后流配禁锢之人酌放事）
11.合并四营，设置禁卫队；（四营合为一营，营营中抄丁急设近卫事，陆军大将首拟世子宫）
12.命户曹统辖国内财政，废止多余的财政衙门；（凡属国内财政总由户曹管辖，其余一切财簿衙门革罢事）
13.各大臣、参赞每日在议政所集合，议定并执行政令；（大臣与参赞课日会议于阁门内议政所，以为禀定而布行政令事）
14.罢除议政府、六曹以外的一切冗官，政令由大臣、参赞商议后施行；（政府六曹外，凡属冗官尽行革罢，令大臣参赞酌议以启事）
甲申政变后开化党公布的十四条政纲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改革的要求的目标。在第一条开化党首先试图打破朝鲜半岛与中华帝国上千年的藩属关系，建立独立的近代国家；开化党还全面打击封建制度，在政治上规定一切政令由大臣、参赞商议后得以施行，将议政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并且限制君权，从而实现类似西方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政体，又分别废除了管理封建社会特有产物宦官和儒林的机构——内侍府和奎章阁。开化党还宣布废除门阀，四民平等，不分贵贱登用人才，否定了朝鲜长期以来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乃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民权思想。在经济上，开化党提出统一财政管理，以限制王室的挥霍以及官府的贪污，并改革地租法，废除人民对国库负有的实物债务——还上米，以及惩办贪官污吏等，都有缓和社会矛盾，打击封建经济制度的作用，其中废除惠商公局则是废除了保护官商和封建行商（褓负商）的温床，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开化党还设立近代警察制度，缩编封建旧军队，以加强近代国防力量。这些政纲都体现出了这次改革的类似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性质及开化党人要求建立独立、文明、富强的近代国家的愿望。
结果袁世凯崭露头角开化党颁布的政令不止这14条（金玉均在记录时只说“略录如下”），据徐载弼回忆当时宣布了80多条政令，包括国王自称“朕”，旨意称“敕”，尊称由“殿下”升为“陛下”；废除科举考试；设立宫内省，将宫廷事务与政府事务相分离；发行内外公债；派遣留学生及断发易服等。另外，开化党夺权以后，还以国王谕旨的形式函告各国使节，日本、美国、英国、德国公使先后晋谒朝鲜国王，向其表示祝贺。国王高宗说：“据说一国欲破旧日陋习，而进开明之境，大都经历变乱，美、英两国其例当不少。”美国公使福特答道：“诚然，开国之际，此类事例不少，敝邦亦屡有经验。”政变似乎大功告成。
12月4日夜，中国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从邮政局逃回公署，将目睹的情况迅速通知了清军驻防营总理营务处袁世凯。袁世凯即带队至邮政局，寂无一人。驻防营提督吴兆有接到袁世凯的报告后，也派出哨官至宫门巡视，宫中亦无动静。清兵四处巡视，汉城街道、宫墙四周亦无一人。天将破晓，清兵收队回营。后来袁世凯、陈树棠等人透过在穆麟德住处见到受伤的闵泳翊，这才明白政变业已发生。1884年12月5日上午，驻朝清军方面得到更确切的消息，开化党勾结日军发动政变，劫持国王，杀事大党大臣多人，事情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袁世凯
袁世凯开始还较为谨慎，认为宫中有日本军队，惧生衅端，迟疑未发，同提督吴兆有、总兵张光前联名致书国王，请求入宫护卫，金玉均等矫旨拒绝。当时，中朝间的公文都要靠北洋的兵船送到天津的北洋衙门，往来一次需要好几天时间。如果按常规请示，重大事变的应对决策必由北京的清廷最高层来拍板，时间的延误也就无可避免，而挽回大局的机会就可能失去了。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袁世凯表现出了勇于任事、处事果断的心理素质。在开化党公布新政府的成员名单时，驻朝的清军将领们也在磋商对策。吴兆有和张光前两个将领均表示“没有北洋的命令，不敢轻举妄动”。袁世凯强调情况紧急，已不可能待命而行。陈树棠则向众人转达了美、英、德三国使节要求清军暂缓行动的劝告，并表示自己意见相同，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师出无名，衅自我开。朝鲜大臣金允植也来函请求清军按兵不动，认为“有投鼠之忌”，以免伤及被日本人挟持的国王。
会商的结果是，清军暂不出动，由陈树棠、吴兆有紧急函告北洋大臣李鸿章朝鲜发生政变的消息，请求增兵并指示应对策略。袁世凯则在1884年12月5日下午和夜间做好粉碎政变的准备，他首先联络争取由他编练的朝鲜亲军左、右营。当晚，袁世凯向亲军左、右营发放上等成色的黄金六百两，与左、右营指挥官金钟吕、申泰熙（申泰休）秘密约定次日入宫，共同护卫国王。袁世凯还寻找出兵的名义，他要求朝鲜右议政沈舜泽写信求援，于是沈舜泽以朝鲜政府名义致函袁世凯等清军将领，恳请其出兵镇压开化党，解救国王，袁世凯由此得到了出兵的充分理由。
此时开化党的形势已发生微妙的变化。朝鲜的实际统治者——王妃闵妃在金玉均等人的欺骗和恐吓之下来到狭小的景佑宫，本来就十分不爽，当时，另一名守旧派大臣沈相薰成了漏网之鱼，他利用在宫中值勤的机会，在1884年12月5日早晨将闵台镐等六大臣被杀的事情写成密信，放入御膳中，开化党人徐载弼掌管御膳进出，但没有察觉到藏在御膳底部的密信，因此密信落入闵妃手中。闵妃由此得知自己的族人闵台镐、闵泳穆已被开化党杀死，最宠爱的侄子闵泳翊也被砍成重伤，所以她对金玉均等人恨之入骨，决心铲除开化党。她利用宫女要求沈相薰火速出宫，与闵妃集团官员和清军取得联系。而闵妃自己则竭力怂恿高宗搬回宽敞不易防守的昌德宫。尽管开化党人坚决反对，但在苦不堪言的王室成员和宫女宦官的强烈要求及竹添进一郎的许可之下，1884年12月5日中午，高宗、闵妃等王室成员从景佑宫搬出，在桂洞宫（李载元之府邸）稍作停留，于当日下午回到昌德宫。
而宫外的情况则对开化党更为不利。1884年12月6日上午，开化党政府发布改革政纲，却没有因此得到人心。开化党本来就没有群众基础，如今又与日本兵勾结，劫持国王，杀害大臣，所以社会上流言四起，说王妃已被开化党杀害，国王生死未卜，开化党将拥立被闵妃逐出宫外的8岁王庶子李堈为新王。汉城市民并不认同开化党的政纲，反而不满其犯上作乱的作为，纷纷聚集起来，号召杀尽倭寇，解救国王。未遭开化党清洗的中间派大臣金允植、南廷哲等纷纷跑到清军大营，“痛哭乞师”。袁世凯也在众人犹豫不决的情况下，果断决定率清军入宫镇压开化党。
当时袁世凯与吴兆有商量后，先派一名叫周得武的军官前往昌德宫要求谒见国王，遭开化党所拒，此外还派留在清营受命求援的京畿监司沈相薰返回王宫，让其伺机向国王传递清军将入宫的消息。又在12月6日上午10时由袁世凯、吴兆有、张光前联名致函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告知将率兵入宫之事，至下午3时未有回复。袁世凯认为事态紧急，间不容发，力主入宫戡乱。为了打消众人的疑虑，袁世凯承诺“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而获罪，由我一人承当，决不牵连诸位”。见众人首肯，袁世凯立刻率一营官兵及朝鲜亲军左、右营赶赴昌德宫。
三日天下终结日本政府鉴于自己当前还不是清朝的对手，并不支持日军介入政变而引起中日纠纷。当时，日本外务卿井上馨正在归省中，由宫内卿伊藤博文代管外务，伊藤得知竹添进一郎的甲、乙两案并力主甲案的消息后，“令次官发电止之……适电文到公使手，京城之事变已起”。接到日本政府指令的竹添进一郎在12月6日向开化党人宣布撤兵。金玉均听到后大惊，连忙请求日本暂缓3日撤军，并借款300万元。竹添以聘请日本人为军事顾问和财政顾问为条件勉强同意。当天，开化党中掌握兵权的朴泳孝和徐光范也急忙清点武器，结果发现步枪全部生锈，于是命申福模等士官生徒解开枪支来清除锈迹。还在检修过程中，清军和朝鲜亲军左右营共2000多人就在下午3时大举进攻昌德宫了。袁世凯从敦化门入昌德宫，直接交战；吴兆有从宣仁门入昌庆宫，包抄左路；张光前殿后策应。清兵一入宫门，便遭到士官生徒组成的“忠义契”和日军的猛烈射击。清军果断还击，双方展开了激战，宫内顷刻大乱，闵妃携王世子李坧趁乱逃出昌德宫，在沈相薰、李范晋等人的保护下逃往城北关帝庙（闵妃心腹巫女真灵君的道场），其他宫中女眷也纷纷逃走。高宗在李载元等左右近臣和武监的护卫下从自己所在的昌德宫观物轩逃出，走到后苑大报坛时被日本人和开化党发现而劫走，转移到演庆堂安置。袁世凯攻入昌德宫，直抵观物轩，发现国王已被转移，遂与退守楼台的日军展开新一轮的激战。袁世凯身先士卒，即使尸体满路也毫无惧色，奋勇当前。正胶着间，守军中数百个先前蒙袁世凯督导训练的朝鲜士兵临阵倒戈，加入了清军一方，战局急转直下。
朝鲜政府所编《甲申变乱事实》
此时，正在演庆堂的开化党和日本人乱作一团，金玉均、洪英植等人要求高宗前往仁川并搭船去日本，但高宗坚持留在宫中，哪儿也不去。等到清军打败日军后，金玉均和竹添便挟持高宗逃跑，前后辗转五次，来到东北角宫墙，遇到了闵妃派来接高宗的洪在羲（洪启薰）率领的别抄军（负责护驾的特别部队），他们向金玉均一行开枪，金玉均高呼“大君主殿下在此”，方才停止射击，于是金玉均一行继续撤退。在路上金玉均极力劝说，甚至带着威胁，要高宗逃到仁川。不料竹添首先动摇，准备违背诺言，先行撤离，金玉均则拼命哀求。竹添恶狠狠地说：“清廷无理出兵，侮辱我们两国，我国定将以武相待！”而实际上他已决定率领日军退回公使馆。高宗则命人带他去城北关帝庙避难。日军要撤回公使馆，高宗要去北关庙，开化党人被迫作出抉择。金玉均、朴泳孝等开化党骨干随竹添逃跑，洪英植等人护卫高宗出宫赴北关庙。其间闵妃等王室成员因高宗迟迟不来北关庙而转向汉城东北郊的觉心寺李景夏别庄避难，以致当时传闻闵妃和世子均死于乱中，后来才知道他们都还活着。昌德宫内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清军大获全胜，但遗憾的是仍不见国王的踪迹。袁世凯重金悬赏打探国王去向，夜间才得知其下落，立刻派兵前去北关庙抢夺，与此同时，洪英植、朴泳教及7名开化党士官生徒的当场被朝鲜士兵斩杀。开化党的“
三日天下
”宣布终结。次日，国王高宗移居袁世凯所部军营，召集原政府成员金弘集、金允植等，商议善后，并召见各国使节，告知政变平息。在甲申政变中，清军有10人阵亡。汉城市民坚决拥护清军的平叛行动，在清军得胜回营时“沿路百姓蹈舞，欢声如雷，至有拆己屋燎火以明道路者”，另一方面“城中军民，雠视日人，遇辄杀之，毁其所驻营房，并破玉均等第宅”，因而在汉城发生了朝鲜人和日本人互相残杀的事件。步兵大尉矶林真三以下40名日本人在这次政变中被杀死，尹泳观、朴齐絅、吴鉴等未深入参加政变的开化党人也被朝鲜人打死，另有38名朝鲜士兵阵亡、95名汉城市民为日军所杀。竹添进一郎因使馆连日遭到成千上万愤怒的汉城民众的围攻，惊惧交加之下，自焚使馆，逃往仁川的日本领事馆躲避。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9名开化党人也断发易服，跟着竹添逃到仁川，一路上遭到人民的追打，无一安生之处。最后这9名开化党人乘坐停泊在仁川港的日本邮轮“千岁丸”号逃到了日本。
1884年12月10日（阴历十月二十三日），朝鲜高宗从清军军营回到昌德宫，次日闵妃、世子、世子嫔、王大妃、大王大妃等王室成员也从觉心寺回宫了。随后组成以沈舜泽为领议政，金炳始为右议政，金弘集为左议政的新政府，政权重新落入事大党手中。高宗宣布金玉均等“五贼臣，借他国之兵，挟制君父，罪不容诛”，谴责“日公使之信听其言，党助叛臣，亦非常情，不可测也”。诸大臣也联名上疏声讨道：“今番玉均等五贼之穷凶极恶，即剖判后所未闻之变也。挟外势而卖宗国，如秦桧者有之，未有如玉均等之召外兵而胁君父者；送刺客而贼相臣，如元济（吴元济）者有之，未有如玉均等之倚敌势而杀宰辅者，至于禁涂血流，乘舆播越。然则玉均等，非但我东方一国之罪人也，即天下万世人纪之罪人也。”甲申政变最终以清军获胜，开化党和日军失败告终。
影响甲申政变后，朝鲜政府为开脱责任，同时为被杀害的大臣报仇，一方面编写名为《甲申变乱事实》的小册子，散发全国并呈送清廷，将责任全部推给金玉均等人，否认国王写过“日使来卫”的教旨，称这是金玉均自己伪造的；一方面大力清洗开化党，当时开化党的核心人物的家属无论男女老幼俱被处刑，就算是曾官拜领议政的元老大臣洪淳穆（其子是洪英植）也被赐死。另有12名开化党边缘人物被处死，其后又有多人被陆续处死，受牵连者多达100余人。作为开化党支持者的福泽谕吉曾在1885年2月26日写过一篇《朝鲜独立党的处刑》的文章，极写开化党及其家属（尤其是妇女儿童）被杀戮之惨酷，抨击朝鲜事大党政权的野蛮，称朝鲜为“地狱国”。朝鲜政权又落入了以闵妃集团为中心的事大党手中。朝鲜失去了一次实现近代化的机会，至此经历了10年的停滞时期。
甲申政变后，日本借机勒索朝鲜，于1885年1月同朝鲜签订了《
汉城条约
》，向朝鲜索取了谢罪、赔款、惩凶、增兵等条款。1885年4月，日本派伊藤博文与清朝实权人物李鸿章订立《天津会议专条
》（《中日天津条约》），规定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两国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
，因而在事实上在朝鲜确立了同清朝对等的地位，在朝鲜半岛构成了中日均势的格局。甲申政变后，清政府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袁世凯在镇压这次政变的行动中立下大功，因而被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员，并时常出入王宫，俨然朝鲜监国，清朝在朝鲜的宗藩关系得到强化。大多数朝鲜官民称颂清军平定乱党、击退日军、解救国王的“再造之恩”，甚至“京乡街路，短碑相续，至有竖石立祠之议，如宣庙时宣武祠故事（指朝鲜宣祖时纪念壬辰倭乱时东援的明朝将领李如松等的祠堂），永示不忘，以颂天朝之恩，而入髓感颂”。不过也有部分朝鲜上层人士以甲申政变为契机，激起了民族意识，展开进一步的自主运动。同时，甲申政变后法国、奥匈帝国等更多的国家也与朝鲜缔约建交，朝鲜与外国的交流更为频繁，基督教和天主教传播被宣布为合法，甲申政变后的朝鲜虽然处在闵妃集团统治下的停滞时期，却也在平静的表面下酝酿着更为重大的变革。
意义甲申政变是朝鲜半岛历史第一次资产阶级改革。它企图以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实现朝鲜的近代化，从而使朝鲜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其政纲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带有鲜明的进步性，反映了新兴的朝鲜资产阶级建立独立富强的国家的愿望，其开化思想也促进朝鲜的思想解放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它也为后来朝鲜的第二次资产阶级改革——甲午更张铺平了道路。但开化党采取的亲日态度以及与日本的合作，无疑是与狼共舞。这又在根本上违背了朝鲜民族的利益，所以它没有群众基础，得不到朝鲜人民的支持。如果政变一旦成功，将不可能带来开化党主观期望的朝鲜的独立富强，相反会大大加快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的进程。之后的甲午更张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总的来说，甲申政变推动了朝鲜历史的发展，是朝鲜近代化的重要一笔。
甲申政变也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日本虽然违反国际法，图谋颠覆朝鲜政权，并且被清军打败，但是却在外交上反败为胜。日本透过这一事件同清政府缔结《天津条约》，实现了自己与清朝在朝鲜半岛的对等地位，进一步扩展了自己在朝鲜的势力，对内则养精蓄锐，准备与清朝在朝鲜半岛决一死战，从而使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成为必然。
关于甲申政变的总结和评价，历来是史学界的争论热点，尤其是对于其性质的论定，更是由于所处时代和历史观点的不同而众说纷纭。当时的朝鲜王朝政府对甲申政变持完全否定态度，将开化党称为“逆党”、“叛党”。日本学者早期亦多把甲申政变视为朝鲜王朝传统的年轻士族与外戚权贵之间的“党争”，并认为中日两国的卷入是“两国官方不明朝鲜政情而被利用罢了”。而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第二任总统朴殷植则在其著作《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中将“甲申独立党之革命失败”作为第一章，将其视为韩国独立运动的开端。
到了现代，朝鲜、韩国和日本的学者在甲申政变的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在不少问题上达成共识，但分歧也很大。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起初认为甲申政变是贵族阶级中的革新分子在外国（日本）势力的影响下发动的政治阴谋和宫廷政变，但朝鲜战争以后，这种看法逐渐发生变化。1962年出版的《朝鲜通史》将甲申政变定性为“朝鲜近代史上资产阶级第一次反对封建制度的运动”，“是一场不成熟的资产阶级上层改革运动”，这样评价道“诚然，这次改革运动极不彻底，但它是变封建朝鲜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首次尝试，在当时朝鲜社会经济落后的历史条件下，是起到了进步作用的，这也就是甲申政变的意义所在。”并认为“甲申政变也招致了清日两国势力向朝鲜进一步渗透的恶果”。中国大陆史学界的观点与《朝鲜通史》的观点大致相同。1970年代主体思想在朝鲜确立后，朝鲜史学界又将甲申政变的性质改为“
资产阶级革命
”，并延续至今。韩国史学界也对甲申政变高度评价，韩国历史学家李瑄根根据朴正熙时代的“国防史观”，称开化党（独立党）为“近代民族主义的先驱者”，韩国历史学家姜万吉亦在其著作《韩国近代史》中认为：“‘三日天下’虽然结束了，但是它的历史意义是很大的，必须给予高度的评价。”但是随着韩国的民主化，甲申政变的负面评价逐渐增多。所以甲申政变的评价至今分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