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应洛，出生于安徽泾县，管理科学与工程专家、教育家。
人物经历汪应洛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汪应洛随家碾转迁往重庆，小学期间是在日本侵略军狂轰乱炸的战争环境中度过的，住家被炸平烧成灰烬，上学途中曾爬过横尸、血流的街道，幼小的心灵经受了血与火的锤炼，自幼培育了仇日爱国，发奋学习，振兴中华的志向。抗日战争胜利后，举家迁往上海，对于得来不易的和平环境，他立志勤奋学习，向往科学救国，高中三年，培育了良好的文化素养，奠定了扎实的数理基础，但是，也形成了一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数理化的不问政治的倾向。1949年5月，上海解放，解放大军的炮声和上海人民的鞭炮声，终于把他震醒，转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当年他同时考取了交通大学和圣约翰大学，革命的潮流使他选择了民主保垒——交通大学工业管理工程系。
1952年，由于院系调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大学期间，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在党、团组织的教育、带动下，作为一个青年学生经受了历次政治运动的锻炼和考验，在交通大学这个革命熔炉的锤炼下，他背叛了资产阶级的家庭，与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情调决裂，先后参加了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1952年，中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吹响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号角，他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奔赴祖国建设的第一线。毕业后返回交通大学，从事管理工程教育事业。
1958年，又响应祖国的召唤，义无反顾地全家随校迁往西北，在西安交通大学任教，80年代以来，他率先在中国推动系统工程在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和应用。受国家科委和教育部的委托，主持制订系统工程科学发展规划，主持十余项重大科研项目，取得了一批开创性科研成果。并积极推动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的推广应用，为地方经济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主要成就科研成就三峡工程
从事管理工程的研究和教育 50 余年来，始终站在学科发展前沿，开展了大量系统的、开创性的工作，为我国管理工程、系统工程和工业工程学科的发展及相互融合做出了重大贡献，将其理论与方法综合应用于工程管理和社会经济问题中，取得了突出成绩。开创性地完成十余项国家级科研项目，曾获国家教委和国家科委联合颁发的“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等光荣称号。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1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 8 项，国家和省部级教学成果奖 3 项。主持了十余项国家重大课题的研究 , 创建了崭新的方法论和模型体系 , 是国内综合应用系统工程和现代管理理论、方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一位开拓者。参与完成“山西省能源重化工基地发展战略”研究、 “2000 年的中国”研究，完成三峡工程综合经济评价及决策支持系统研究，建立全国教育规划模型并参与制定全国人才规划等。这些被认为是 80 年代我国系统工程应用的重大成果。 94 年提出生产率工程及提高生产率系统化方法，在企业中得到应用， 95 年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95 年提出基于计算机智能化的战略决策方法和支持工具，并完成了宜昌地区“城区供配电设计管理计算机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和“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及信息处理”研究， 97 和 98 年分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均排 2 ）。
95 年主持“ 863 ”高技术产业化过程和机制研究，取得显著成果， 97 年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98 至 99 年参加国家“九五”攻关项目“分散网络化制造及管理研究”，提出“灵捷网络化制造模式”理论和方法以及实施途径， 99 年获国家机械工业局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1 年获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颁发的科技成就奖（五年一次）。
近年来提出企业柔性战略概念和实现战略一体化的管理方法，与伦敦商学院合作，用在国内海信等一批企业。提出“精简、灵捷、柔性”生产系统科学管理的概念和“灵捷网络化制造模式”理论和方法并加以实施。
他对我国管理科学学科体系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我国管理学科的体系结构， 99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出版《战略研究理论与企业战略》、《战略决策》、《管理科学学科发展战略》、《系统工程》、《工业工程》、《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与中国的实践》、《清洁生产》、《工业工程手册》等 22 部著作。发表了“企业柔性战略 - 跨世纪战略管理研究和实践的前沿” 、 “面临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先进制造技术发展战略的探讨” 、 “支持快速产品创新的先进制造模式” 、 “新世纪我国工业工程发展的战略思考”等论文 200 余篇（其中 EI 检索 42 篇）。
出版了教材 8 部，其中《系统工程导论》、《系统工程》、《系统工程理论、方法与应用》等成为高校广泛采用的教材。他一贯重视学科建设，在他带领下 78 年创建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工程系， 84 年成立国内首批管理学院，同年获得管理工程学科的博士授予权，这是该学科国内最早的博士点， 88 年培养出国内第一个管理工程学科的博士。 90 年被评为管理工程唯一的国家重点学科。 2001 年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再次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2002 年一级学科评估排名第一。他长期广泛组织与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至今仍任“Computer and IE Journal ”杂志国际编委、 International IE Society 常务理事等职，在国内外学术界同行中享有盛誉。出版《系统工程》成为高校广泛采用教材。在国内率先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参与完成“山西省能源重化工基地发展战略”的研究，《2000年的中国》和三峡工程综合经济评价及决策支持系统研究等，被认为是80年代我国系统工程应用的重大成果。
应用系统工程方法1982年和1991年受国家科委、水利部和能源部的委托，作为专家组成员，承担三峡工程综合经济评价及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形成了大型工程决策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体系。有关成果在国家科委组织的长江三峡工程综合经济论证中得到实际应用。曾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在中国率先提出了生产率工程的理论体系和系统的“核”与“核度”的理论。应用系统工程理论和方法研究和提出了全面提高工业生产率的手段和方法，奠定了生产率工程的理论基础，在一些工业企业中应用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曾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通过参数核度进一步刻画了系统“核”，弄清了核度及网络顶点数固定条件下系统网络可能具有最优的网络结构及相应的构造方法，研究了在核度意义下的优化理论，为复杂系统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它可用于可靠通讯网络的优化设计、信息交流网络系统、与人际交流网络等领域，特别是在人工神经网络的应用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有些成果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中国率先开展非线性经济学研究。80年代以来，开展了非线性经济学方面的多项研究，把负幂数模型、细胞自动机模型与布朗运动、重整化群方法等非线性工具引入经济学研究中，对中国的收入分配、人口配置等方面得出了一系列比较切合实际的结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认为是开创性的工作。
将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融会贯通于管理工程、工业工程等领域，形成了中国独具特色的系统管理学派。在国内，最早提出从有工程实践经验的人员中培养高级管理人才，培养了一批双学位的高级管理工程人才。首批试点培养了一批工商管理硕士，并率先建议国家设立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是中国第一位管理工程学科的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流动站导师，已培养博士生50 余名、博士后7名以及一批硕士，其中有的已获“中国优秀青年科学家”称号，多人被评为教授和博导并成为年轻的学术带头人，有些则成为优秀的企业家。他的教育成就有口皆碑。80年代后期，又首先在国内倡导工业工程的研究与应用，开创了中国工业工程教育体系，为中国该学科的发展作了卓越的贡献。他还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办学，主持中国加拿大管理教育校际合作计划，长达十年之久，并举办中加联合培养博士生中心，先后为全国培养博士生近百名。
在国内第一个应用系统工程方法开展教育系统工程研究。1982年，受国家教委委托研究教育规划模型，在国内首先应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建立了教育规划模型，曾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编制了全国和省（区）级应用软件，并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2000年的教育》提供了定量分析，成果被国家教委采纳。1984年，国务院组织制订全国人才规划，他提出了人才规划的系统分析方法，被国家采纳并受命协助组织全国八十多个部委研究制订了全国人才规划。
他热爱祖国，富有献身精神和开拓精神，严谨治学，学风正派，善于团结同志，推动学科发展。出版著作19本，发表论文200余篇，获国家级及省部级科委进步奖10项。曾获国家教委与科委联合颁发的《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
主要论著
年份
论著
出版单位
1982年系统工程导论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6年系统工程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0年系统工程及其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系统工程理论、方法与应用北京：高教出版社1992年大百科全书《自动控制与系统工程卷》系统工程应用篇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43年来，随着西安交通大学的发展壮大，在西北这片沃土上，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克服重重困难，呕心沥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管理工程专门人才。他们活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有的担任了省部级领导干部或教育战线有学术专长的校长、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英才辈出，桃李满天下。
最早提出从工程师中培养管理人才，并且推动了国内培养具有双学位和 MBA 高级管理人才的教育。曾担任中国 -- 加拿大管理教育合作项目校际项目负责人 , 并主持中加联合培养博士生中心 , 为全国培养博士生近百名 , 为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2002 年被授予西安交通大学“伯乐奖”。他是我国管理工程学科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流动站导师，在 50 多年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先后培养了 53 名博士和指导了 9 名博士后。
荣誉表彰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8年6月荣获中国第七届光华工程奖。
学术兼职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特邀委员、
美国“Computer and IE Journal ”杂志国际编委、
International IE Society 常务理事、
“管理工程学报”编委会主任、
“工业工程”杂志编委会主任。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科评审组组长、
“中国工程科学”杂志编委、
全国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指导委员会顾问、
全国软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兼工业工程分会主任委员、
机械工业部先进制造技术研究中心系统管理及集成研究室首席专家、
长江三峡工程重大科学技术研究专家组专家。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管理工程学科评审组1～4届召集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学科评议组，2～4、6～8届委员，
国家教委管理工程类教学指导委员会1～4届主任委员，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第2～4届副理事长，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最近两届常务理事兼工业工程分会主任委员，
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系统工程委员会委员，
国际工业工程学会常务理事，
国际性期刊“Computer and Industrial Engineering”的编委。
人物评价汪应洛在中国管理工程、系统工程和工业工程教育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是中国管理工程教育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长期致力于管理科学与工程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率先将管理工程、系统工程、工业工程三个领域融会贯通，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管理学派。培养了大批高层次管理专门人才。主持了多项重大课题，为中国管理学科发展和管理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汪应洛一贯重视科研工作，认为一个优秀的教师只有通过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才能为国民经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同时，他身体力行，一贯努力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和认识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能够充实和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育质量。使他能够成为一位学识渊博、学风严谨的学科带头人，为中国管理学科的蓬勃发展和管理教育事业的兴旺发达作出重要贡献。
汪应洛出生于江东名邑，成长于乱世烽火，求学于渝沪冰城，立志于共产理想，扎根于西北沃土，报国于碧血丹心，仰之一生，他一路坎坷却愈久弥坚，博学笃行更虚怀若谷，致力于管理科学与工程、系统工程等研究和教育，始终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开展了大量系统的、开创性的工作，为中国管理工程、系统工程和工业工程学科的发展及相互融合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管理工程教育与研究的开拓者，是成就卓越的管理工程专家和教育家，他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淡泊名利的崇高品德，是中国工程科技界的楷模和学习的榜样。[1]（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评）
“汪先生温文尔雅，有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采，我不论是在学院工作还是到学校工作，始终是以像汪先生这样老一辈的学者，作为自己心中的榜样，向他们努力学习，向他们看齐。”[2]（陕西省科协主席蒋庄德院士评）
“我们要学习汪老师几十年如一日的爱党、爱国家、爱学校、爱事业、爱科学，包括热爱他的弟子，这种精神就是交大西迁精神的具体体现，我们要把它永远传承下去”[2]（中国科学院院士管晓宏评）
“1955年留校当助教，那时就和汪老师在同一个教研室，一起合作共事已经有60多年了。汪老师身上一直体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乐观主义，这也是交大西迁精神的具体表现。”[2]（西迁老教授李怀祖评）
“在国家，他把系统工程、管理工程以及工业工程融合在一起，变成我们国家的一个新兴的学科。在学校，他恢复管理学院，为我们学校作出突出贡献。”[2]（西迁老教授史维祥评）
“1994年我从美国回来，汪老师大病初愈，但是在汪老师的关心支持下，我顺利拿到国家九五攻关项目，使我能够成功组建好团队。”[2]（中国工程院院士卢秉恒评）
“汪先生坚持始终聚焦前沿做研究，始终强化理工交叉，做顶天立地的研究，服务于国家的研究，其本质上形成了我们的一种办学理念。”[2]（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宗本评）
“正是运用了这些年从汪院士这里学到的科学管理、系统工程的理念和方法，并应用到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复杂问题中，一些难度很大的任务才能够完成好。”[2]（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连维良评）
“我有幸成为汪老师的学生，在导师身边学习受教，见证了导师为学校学院发展不辞辛苦，为培养英才和科技创新呕心沥血，特别是他为人谦虚正直，对人热情公正，做事求真务实，正因为他的无私奉献和辛勤付出，推动形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系统管理学派，促进了我国管理工程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2]（陕西人民政府副省长魏增军评）
“我跟随汪老师学习20多年， 感谢汪老师对我的关心和培养，感谢能够拥有管理学院和在座各位师兄弟所形成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这样一个大家庭。”[2]（陕西省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孙科评）
“当年汪老师派我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习，使我在知识面、视野、思维方式，人际关系的开拓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这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这一辈子一直非常感谢汪老师。”[2]（中国光大银行香港分行行长陈林龙）
“汪老师通过三个融合，即系统工程与经济管理的融合、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的融合、科学研究与重大工程的融合，推动了中国系统管理学派的发展，在改革开放40年里重新构建了中国现代管理学科体系。”[2]（管理学院院长冯耕中）
“汪先生是被公认的为中国工程哲学理论体系作出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成果被世界誉为世界工程哲学中国学派，即世界工程哲学东方学派，为此工程管理学部对汪先生作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2]（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主任胡文瑞院士评）
“汪老师几十年来推动了我国工程管理事业的不断发展进步，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工程管理工程哲学理论体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令人钦佩。”[2]（中国工程院院士殷瑞钰评）
“如果说钱学森同志，是我们国家系统工程的旗帜，那么汪应洛同志就是第一方阵的举旗人。他高举系统工程的旗帜，把它运用到系统管理工程和工程管理的理论建设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何继善院士评）
“汪先生不顾年迈，顽强拼搏的工作精神，时时激励着我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是我终生难忘的导师。”[2]（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善林评）
“作为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您以大量系统性、开创性的工作，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管理学派，并由此引领管理科学与工程跨越发展、影响时代。相关理论方法的广泛应用，也结出了累累硕果，发挥了经世济民的巨大作用。”[2]（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晓红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