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它不仅仅是一条大河---黄河，而且与黄土地，黄帝，黄皮肤以及传说中的“几”字形中国龙构成了中华民族形象的表征，因此，人们把这条流经神州大地心脏地区的浊流升华为“圣河”。从左河水“雪原雷动下天龙，一路狂涛几纵横。裂壁吞沙惊大地，东奔致雨啸苍穹。”的诗句中，可以领略到黄河犹如中华民族那种气势磅礴，几经曲折纵横，经久不息、勇往直前的伟大气魄与生命力。《汉书·沟洫志》就把黄河尊为百川之首：“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黄河为宗。”
黄河流域的先民从与自然斗争的经验中得知，生存只能依靠自己，虽然他们也有原始宗教，也祭祀神灵，但和其他文化不同的是，他们不祈求神灵的帮助，他们认为自然规律(天意)是神灵也无法改变的，因此他们主要发展卜巫术，力图预测吉凶，以便依靠自己“趋吉避凶”。大量出土的甲骨文都是卜巫的结果。
文明的开启远古文明在160多万年前的山西芮城西候度人类活动遗址中，人们找到了被火烧过的动物化石和鹿角化石，在100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类遗址中，人们找到了多处碳末堆积。
从那以后，蓝田人、大荔人、丁村人、河套人，都在黄河的臂湾里繁衍生息。直到6000年前，黄土地上出现了以半坡文明为代表的母系氏族文化。
我们的祖先，就在这样一片绿野间狩猎采集，度过了华夏文明的金色童年。
历史印迹古老的黄河文化
这里确实最早沐浴了文明之光，这里也难免最早接受了文明之火。上古传说，神农氏曾教民稼穑。耐人寻味的是，神农就是炎帝，也就是火神，他所传授的实际上是焚林垦殖。《孟子》中记载了三皇五帝烧山林的“功绩”：“当尧之时．．．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在《诗经》中，我们听到了先民们砍伐时的吟唱：“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伐木叮叮，鸟鸣嘤嘤。”
农耕文明古代的农具
黄河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农耕文明。半坡文明留下了许多器具如半坡人面网纹盆，半坡陶器，他的生产工具，一些动物骨骼。黄河流域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村落遗址。半坡遗址的发掘，首次对一个原始氏族聚落遗址进行大面积揭露，确立了一个新的文化类型，为研究中国黄河流域原始氏族社会的性质、聚落布局、经济发展、文化生活等提供了较完整的资料。对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历史和仰韶文化的分期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北方畜牧文明畜牧文明
在中国北方，400毫米等雨线构成种植业与畜牧业的自然分界，但奇妙的是中国古代的长城走向大致与此重合。长城南侧属于暖温带，北侧属于中温带；南侧是半干旱地区，北侧是干旱地区；南侧属于森林草原，北侧是干草原与荒漠草原、荒漠；南侧是黄土分布的北界，北侧广泛分布着荒漠类土壤；北侧地貌以风蚀为主，南侧以水蚀为主；这些特殊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农牧产业的特点，长城以南以种植业为主，以北牧业生产占优势。中国王朝的盛衰强弱、农牧的进退消长、民族的冲突融合，大致都是缘长城而展开。遒劲的畜牧文明，是以北方少数民族为主体的产业与文化表达。春秋时代以尊王攘夷相号召，拉开了农牧地域分异的序幕。农牧分界线视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政权实力之消长，而在龙门（陕西韩城）、碣石（辽宁绥中）至长城沿线之间南北推移。这一介乎农区与牧区间的半农半牧区，成为中国古代农牧两种生产类型博弈、交流与融合的大舞台。
江南农渔文明秦岭淮河一线是北亚热带和暖温带的过渡地带，是一月份0度等温线与800毫米年等雨线。稻作农业虽然起源很早，但是时至秦汉江淮以南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司马迁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入据中原，中原人口大量移徙流寓江左。他们带去了充裕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的开发。唐宋之间以农业科技发展为动力，以历史时期的不断开发为积淀，江南地区的农业气候、生态资源优越性渐次得以体现。江南农区开发呈加速度趋势，乃至完成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水稻跃居粮食作物首位，是江南农业地位上升的重要标志。
耕作文明黄河农耕文明是以北方旱作农业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体系。但是历史时期对中国历史与文化产生重大作用与影响的，仍为厚重的黄河农耕文明。无论是中国基本经济区的东西轴心时代（周秦、汉唐）还是南北轴心时代（宋元、明清），黄河流域始终处于联结南北、沟通东西的中心地位。司马迁以五帝时代为中华文明之始，五帝活动范围虽广，但基本地域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超越四裔的华夏农业，是黄河文明较早发育的物质基础。夏、商、西周三代分别以黄河流域的汾涑、济泗、泾渭农区为依托，形成了最早的国家形态，确立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特质，建立了完善的礼乐制度，促进了中原农区的深度开发。《史记·货殖列传》将战国秦汉的基本经济区划分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以北等四个地区。以崤山（或华山）为界的所谓山东、山西，实际上就是黄河中下游流域。山东的魏、韩、齐、鲁诸地“地狭人众”，农业向“治田勤谨”、“务尽地力”的精细方向发展，奠定了中国传统农业科技的基础。山西乃战国秦地，秦汉王朝强干弱枝、徙实关中，致力于京畿农区的改良与开发，农田水利建设与铁犁牛耕推广的规模与效益明显超过周边地区。时谓关中“于天下三分之一，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隋唐时期中原地区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胡汉界限渐趋消弥、农牧结构渐趋合理、生产关系得到调整，社会经济发展重焕生机。隋唐盛世使得中华文明第一次真正奠基于统一的、发展水平相若的三大农业类型（北方畜牧业、中原旱作农业、江南稻作农业）之上。民族融合、南北统一所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合力”，铸就了充满生机与活力、自信与开放的隋唐文化，表现出空前的繁荣昌盛景象。黄河农耕文明发展到了它的颠峰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盛极一时，深刻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
礼乐文明黄河流域文明文物
中国古代以血缘群体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业社会衍生出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即所谓的“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将宗法礼乐推而广之以维护社会秩序、约束行为举止、陶冶道德情操、保证和谐安定，基于这一认识的治国施政理念多了一份关爱与温情，并由此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功利文化的中华礼乐文明。礼的作用是区别与约束，使各等之人按礼数去行动、生活。乐的作用是教化与协调，以增强亲合、凝聚功能。在中华礼乐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周公制礼作乐形成了系统化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并使其具有了深刻的道德伦理内涵。孔子整理、传播了礼乐经典，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功能。这一文明体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它是深入到我们骨髓里的东西。时至今日，我们虽然已经进入工业化、信息化时代，但是基本的道德、伦理、礼节、习俗仍然深刻制约和影响着我们的行为规范与思想方式。在党和国家有关构建和谐社会、坚持科学发展观、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等的方针政策里，我们仍能体味到浓郁的礼乐文明气息。时空观念老子曰：“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这一观念的形成，与农作物周期性的生产规律有关。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循环往复，产生了逐月安排、组织农事活动的月令体农书。中国古代的月令体农书，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小正》、《诗·豳风·七月》。先民们以农耕者的眼光观察他们周围的天地万物，于是天地万物也就打上了明显的农业文化烙印。在这里时间不是直线流逝而是循环往复的，空间不是无限扩展而是随时间流转的。时间的量度单位虽有年月日等计量单位，但与空间相联系的天干地支占重要地位，而且其基本的标志和内容是特定的农业物候。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以时间为座标建立起一个自然、社会运行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天序四时，地生万物，人治诸业，人与天地相参，科学地反映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基本关系。这一体系强调秩序、平衡与和谐，并以此来规范人与人、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建立起典型的农业社会行为约束机制。月令图式特有的阴阳、天地、时空认识，表明中华民族已由农业而进于文化，并以此表达了他们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哲学内涵。这种由物候、天象、农事活动的周期性变化而引发的圜道观念，是农业民族特有的思维特征之一，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历史观、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思想的发展。
诸子学说诸子学说，百家争鸣
如果说周礼意味中华农耕文化特质的形成，那么诸子学说则是中华农耕文化的多彩表达。诸子学说，受农耕母体文化之滋养，都不同程度地重视或强调农业。“重农思想贯穿着二十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思想史，无论任何学派或任何历史阶段均系如此”。儒家主张施行德政、仁政，规范农业社会运行模式，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法家的耕战政策、本末思想，无不以重农为治国之要；道家所倡导的无为观念，是对农业自然再生产特征的引申与发挥。道家循环式的自然与历史观，是对农业周期性生产规律的观察与体悟。道家“因”的学术理念，要求做到因时、因地、因物制宜，达到“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的客观效果。墨家贵俭、兼爱、尚贤、非攻，充分反映了独立小生产者的利益与思想；兵家专言军事，然“委积不多则士不行、器用不备则力不壮”，视农业为支撑战争的必要物质基础；农家以农立学，他们或申君民并耕、市价不贰之道，或重耕桑足食、经验技术之器，属真正反映农业生产和农民思想的学术派别。科学饮食结构中西饮食的巨大差别，在于西方人肉食占的比重很大，而中国人则以植物食物为主，这种习惯的形成自然与各地出产的不同有关。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人类最基本的衣食来源。中华饮食文化是以农业为基础的,《黄帝内经·素问》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的说法，基本反映了中国古代食物资源的实际情况，表现出鲜明的东方饮食结构特色。所谓五谷：稷、菽、麦、稻、麻；五果：桃、李、杏、栗、枣；五畜：牛、羊、豕、犬、鸡；五菜：葵、藿、薤、葱、韭。“养”是主食；“助”指佐养；“益”为增补；“充”意丰备。科学合理的饮食结构，既避免营养不足又防止营养过剩，确实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